快乐或幸福，是人们最关切的话题，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津津乐道。但是，幸福又是复杂而多维的，往往众口难调。也因此，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排名，就常常引起广泛争议。自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发布《世界快乐报告》后，联合国时隔两年后，又委托研究人员公布了《2015年世界快乐报告》（2015 World Happiness Report）。
在158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排名第24位，在东南亚位居首位，在亚洲名列第二，仅次于以色列。2013年，新加坡在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0位，2012年的排名则为第33位。由此可见，新加坡在这项排名中的位次稳步提升，表明新加坡民众的幸福程度在不断提高，也有力驳斥了许多认为新加坡人“没表情”或“不快乐”的传闻。但是，新闻媒体对这份报告的解读却存在误读之嫌，并可能影响人们对幸福排名的认知。
首先，这份报告并非联合国所为，而是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联合发布。但是，这份报告的确是为了供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国政要准备的，以便他们能够基于最新的事实、证据和科学建议，去研讨如何提升全球人类的幸福水平。
其次，这份报告并非使用人均国民收入、社会支持、预期健康寿命、自由选择程度、宽容慷慨程度、腐败程度等因素，来衡量各国民众的快乐程度。这些因素是解释幸福程度的关键指标，但却不是衡量幸福水平的主要依据。
这份报告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使用盖洛普（Gallup）调查公司的世界各国抽样调查数据，因此是各国民众对幸福程度的主观感受。盖洛普在全球各国调查当地居民，每个国家抽取千人以上，以获得有代表性的样本。调查人员询问受访者，请其以0分到10分来衡量自己的整体幸福程度，分值越高则代表越快乐。
如果细加推敲，就会发现这份报告所援引的指标主要是人的主观感受，而非一些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客观指标。相对来说，前者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更大，但却是幸福与否的真谛。大量研究也表明，让人们去评价自己的幸福水平或快乐程度，相对来说是可靠和稳定的。
但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快乐或不快乐，研究人员尝试从六个方面予以解释，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社会支持程度、预期健康寿命、自由选择程度、宽容慷慨程度和腐败程度。其中，社会支持、自由选择、宽容慷慨、腐败等四个指标来自盖洛普调查，其他两个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常用指标。
患难见真情，社会支持指你在陷入困境时，你的亲友值得托付和依赖的程度。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程度，指人们是否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偏好的生活方式。宽容慷慨程度，指人们是否经常向慈善机构捐赠，并剔除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以反映真实的慷慨程度。腐败程度，是请民众评价自己所在的国家，腐败是否在政府部门横行肆虐，以及腐败是否在商业界较为普遍。预期健康寿命指健康生活的平均寿命，即考虑了健康因素的预期寿命。
用这些因素去解释各国民众的主观幸福程度，就会得到一个反映其重要程度的指标（即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然后，研究人员计算各个国家在每个因素上的得分，将其减去在这个因素上表现最差的国家的得分，即获得各个国家相对于最差国家的差值。将上述两个指标相乘，就获得了各项因素解释幸福程度的比重。
实际上，研究人员人为构造了各个因素上的“地狱社会”（Dystopia），即在这些因素上表现最差的国家，如预期健康寿命最短的国家。这样一来，就可以和“理想社会”（Utopia）形成对比，以产生更直观的感受。
就世界总体来看，影响幸福程度的因素主要是社会支持程度，其次是自由选择程度。紧跟其后的是慷慨和腐败程度，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较弱，而预期健康寿命的影响最弱。由此可见，即便是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千差万别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放在一起，影响最大的也并非人均国民收入或预期健康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既有来自北欧的发达国家，也有地处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实际上，人们能不能得到亲友的支援，可不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才是决定幸福与否最关键的因素。
但是，具体到每个国家和地区，上述因素的影响却不尽相同。有趣的是，对新加坡的幸福得分而言，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最大。新加坡作为高收入国家，较高的国民收入对人们的幸福感助益良多，由此可见一斑。其次是预期健康寿命和社会支持程度，对幸福评分的影响较大。换句话说，健康、长寿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对新加坡民众的幸福有很大价值。相对来说，自由选择和腐败程度的影响较弱，而影响最弱的是慷慨程度。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如果使用业已得到公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那么新加坡在世界上的排名非常靠前。但是，如果直接去问新加坡人幸不幸福，那么多半得出的结果可能同前述发现有一定出入。
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比如美国。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客观—主观差距呢？为什么一个具备了各项幸福条件而本应幸福的人，却告诉你他或她不幸福呢？为什么一个可以创造快乐所必需的条件的社会，却让一些人感到不幸福呢？或许，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因为，如果搞错了方向（比如认为收入越高越幸福），那么即便再努力，也可能是枉费。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影响幸福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使它们对幸福的影响此消彼长。比如，伴随市场竞争而来的收入增长，可能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相互依赖，造成“成长的烦恼”。即便是得分最高的瑞士、冰岛、丹麦等国家，也都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谓各有各的烦恼。更为重要的是，幸福密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规律可能不同。如果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是不是有些缘木求鱼？但是，这份报告至少为每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依据，使政府得以重新思考和调整各项公共政策，以对准民众的幸福感受。
（感谢本文作者马亮博士的投稿。作者为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