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教会创始人康希的失信案刚刚尘埃落定，菩提阁住持果峻法师又被爆出与两名男子夜宿金沙的丑闻。最近几年来，令人记忆犹新的宗教丑闻事件，还有2008年仁慈医院明义法师失信案。新加坡的宗教界，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纵观这三次事件，涉及不同宗教，性质也不尽相同。明义和康希已经受到法律制裁，菩提阁事件并未进入司法程序，未来该事件是会继续发酵还是趋于平静，尚难以预料。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比较，可以让我们对宗教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思考。
明义和康希案件的轰动之处在于他们并非普通的商业失信案，案件既涉及经济层面，更涉及道德节操和宗教戒律。但新加坡是一个世俗国家，宪法和法律是最高准则，道德约束与宗教戒律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因此，最终使明义和康希获刑的主要是其经济犯罪的证据，而非宗教与道德污点。
明义案件
原仁慈医院院监、福海禅寺住持明义法师在受审时，媒体披露了不少其私生活中有违佛教戒律的细节，例如他在新加坡黄金地带拥有一栋两百万新币的屋子，警方在其公寓发现了百多张色情光碟，在澳洲购买名马当宠物，拥有豪宅和名车、乘飞机皆坐头等舱、爱买名牌服饰，做人工护肤疗程、拥有假的哲学博士学位文凭，以及和私人助理杨恒志之间不同寻常的男男关系等等。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佛门弟子最基本的“五戒”，不论出家在家皆应遵守。而出家人更要受“具足戒”，破戒者，重则开除僧团，轻则忏悔受罚。明义的行为已然触犯了佛门最基本的戒律。
虽然明义的私生活曾搅动舆论风暴、刷新无数人对佛门净地的看法，但最终使明义受到惩戒的却是其经济问题。2009年11月，明义最终因失信医院5万元、伪造付款单及向慈善总监提供假资料等四项罪名，与伪造付款单和向慈善总监提供假资料的前助手杨志恒双双被判坐牢。明义原被判坐牢10个月，经上诉后改判6个月。
康希案件
刚刚于10月审结的城市丰收教会善款失信案，其创办人康希与教会的五名高层管理人员因共谋挪用巨额公款而全部获刑，康希被判8年刑期，其他人则被判6年到21个月不等。
案件从2012年开始审讯直到2015年结案，漫长的审讯期内，康希等人有计划挪用公款的细节被逐渐曝光。在2007至2009年间，康希等人挪用2,400万元的“建堂基金”购买债券，实际上是笔虚假交易，其中1,300万元被拿来资助康希妻子何耀珊的“跨界计划”(Crossover)项目，推出英语福音专辑宣教。这件事被教会的会计质疑后，康希等人再度挪用2,660万元，假装债券已被赎回。被滥用的款项一共为5,060万元。该案因涉案人员多、涉案钱数巨大，轰动狮城。
康希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肆无忌惮地挪用教会建堂基金，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投入何耀珊的唱歌事业，花天文数字打造流行音乐唱片，并帮她进军美国歌坛，以实现她的“好莱坞梦想”，结果何耀珊的华语专辑和美国英语单曲均遭受巨额亏损。
涉案人称打造巨星何耀珊的“跨界计划”，是要利用她的非宗教音乐去接触并感染非教徒，以帮助教会传播福音、扩大影响力。这项显然是假公济私、谋取名利的贪腐行为，被盖上了一层宣传教旨、传播福音的宗教面纱，使得涉案人能够心安理得地运筹帷幄，同时骗取信徒的信任和支持。
康希等人搞裙带关系、以权谋私的做法，既是道德污点也有损职业操守。但是他们一直辩称自己的一切所为都是出于虔诚而纯良的宗教动机。根据媒体披露，首席法官施奇恩在宣判六名被告罪名成立时说：“或许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既然没有打算造成永久损失，他们就没有不诚实地造成不当损失，但这是建立在他们对康希毫无怀疑的信任和相信跨界计划会成功（的信念之上的）。因此，他们自我说服，暂时使用教会的基金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允许的，尽管他们知道并不是这样。”
法官说，无论动机如何纯洁或对领袖的信任多坚定，也无法让他们逃避罪责。在法律面前，用来自我催眠或者逃避自责的宗教动机，根本不能成为任何狡辩或者卸责的理由。尽管康希等人一再以宗教目的为辩解的借口，但种种事实证明，他们预谋周密、手段狡猾，严重的心口不一。而以信仰为幌子的犯罪，牧师的罪孽恐怕比一般人更为深重。
果峻事件
11月27日，有人向媒体爆料，有私家侦探曾拍摄到菩提阁住持果峻法师脱下僧袍换上便服，与菩提阁总经理周科进及另一男子夜宿滨海湾金沙酒店，同时提供了照片证据。过后，当过菩提阁财政和秘书的前管委吴先生，针对果峻与两男夜宿酒店的行为报警备案，也呈上长达27页的私家侦探报告为证。
果峻后来向菩提阁管委会辩称，他当日是去游泳、健身、做spa和面部护理。
目前，菩提阁就果峻事件分为两派，其中菩提阁管理委员会秘书陈钦坤指出该事件将交由比丘僧团决定，该僧团包括来自本地、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的10位僧人，由他们决定是否要对果峻采取纪律处分。
菩提阁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李文条则认为，该事件应该交由全体会员表决，决定果峻法师是否应该留任菩提阁管委会主席及住持之位。他同时也质疑比丘僧团的公信力，连同十多名会员手写了联署信，要求管委详细描述十人僧团的构成。他们在信中质问：“为何不找新加坡的僧团？外来僧人的费用谁来支付？僧团是否能独立调查？”他表示，根据菩提阁章程，僧团只能提供建议，最高决定权还是落在会员大会上。
目前为止，该事件只是在菩提阁内部发酵，仍属于该寺庙的内部纠纷。仅凭几张私家侦探的照片并不能说明果峻有违法行为。除非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果峻在担任菩提阁住持期间有经济问题，或者违法了社团法令、慈善法令，或者失职、渎职等等。否则，即使其私生活混乱，也只是有违宗教戒律、道德操守低下罢了，会员大会可以行使投票权令其下台。若没有直接证据，就只能被当作党派之争，政府和社区领袖能够做的也只是从中调停而已。就像新加坡海南会馆多年来的权力纠纷，去年因为斗殴而闹上法庭，不过法官严正告诫：本案只涉及答辩人是否触及蓄意伤人的罪名，不要把会馆的权力斗争扯进来。
因此，果峻一事后续将如何发展，取决于是否有人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尤其是经济问题的证据，否则仅靠媒体舆论和民众的道德审判，并不能决定事态的走向。
媒体监督和道德审判
但是，媒体监督和民众的道德审判，在涉及宗教的事件中，是否毫无意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国家法律和宗教戒律的目的不一样，国家法律是为了保护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宗教戒律的目的则是规范宗教人员的行为举止，使他们净化心灵、易于觉悟，同时推动善行，突出自己的神圣性以得到其他人的尊敬。
在新加坡这样的世俗国家，制度化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员的监管，是跟普通社团和慈善组织一致的，慈善组织若从事商业活动也必须同时受到商业法令的监管。但是教内的惩戒制度却难以执行，宗教人员能否持戒完全在于自觉。因此，媒体监督和民众的道德审判能够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尤其是制度形态的宗教组织，因为需要广泛的信众来支撑，所以保持良好的声誉非常重要。
明义和康希案件曝光伊始就跟信徒的揭发和指控有关，而果峻事件其实早在2011年就有信徒在网络上爆出了有关他的丑闻。但是，民众的监督和道德审判更多着眼于这些宗教人士的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行，因这些最能够激起信徒的反感，易于掀起舆论风暴或者口水战，但对于丑闻主角的惩罚作为微乎其微。不过，一个在生活操守上不检点的宗教领袖更容易引起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注意，也算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宗教丑闻对信仰和宗教的伤害
社会学认为，信仰和宗教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区别。信仰是个体的一种精神结构，强调主观体验、灵魂观照，体现为某种自发的行为态度和情绪，并不具有客观的建制形式。而宗教则一种制度化的集体信仰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组织建构。
华人的宗教形态更多地表现为前者，信徒对宗教组织的依附性不强，在家里就可以拜拜，通过个人修行也能够达到使肉体和灵魂升华的目的。而西方基督宗教的信仰形态更侧重宗教组织性，教堂是信徒与神沟通的必不可少的场所和媒介。
西方学者曾指出宗教丑闻会造成信徒对宗教组织信任感下降。但是宗教丑闻对信仰的伤害有多大，很难估量，也很难做统计调查。本文的三个案例都是发生在宗教组织的高层神职人员身上，一旦信徒对神职人员所代表的神圣性产生质疑，进而就会怀疑组织的可靠性。比如，自从康希案件被调查后，城市丰收教会的信徒由2009年的3万多人下跌至1.7万。而果峻事件的揭发者，就曾是菩提阁的主要赞助人，曾经出钱出力支持菩提阁的建设，后因质疑住持果峻的品行愤而揭发果峻并要求其退位。这使得菩提阁的赞助人之间出现集团分裂。因此丑闻对宗教组织的破坏力还是非常显著的。
商业与信仰
明义、康希、果俊无疑都是聪明好学、能力出众之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明义作为福海禅寺的新一代住持，花费数年重修福海禅寺，使之不断发展壮大。禅寺属下的仁慈医院，在明义的领导下更是声名鹊起。明义曾经在仁慈医院主办的电视筹款栏目“仁心慈爱照万千”中表演惊险节目，为医院筹得巨额善款。
康希在1989年创办城市丰收教会，通过流行音乐和现代化的布道方式，在短短二十多年迅速崛起，成为新加坡数一数二的大型教会，并在本地和整个亚洲地区都享有极高声誉。康希的妻子何耀珊作为流行歌手，也具有广泛的知名度。
果峻毕业于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生物科技系，后前往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深造，考获心理学及社会研究学学位。他精通中英日韩及各种方言，能读梵文。他在2008年升任菩提阁住持时，是本地最年轻的寺庙住持。他也主持了菩提阁的重修工程，使菩提阁成为一座宏伟的现代化道场。
可见这三人不但有着杰出的在宗教学识，更是善于经营的人才，拥有杰出的商业管理头脑。但是作为宗教领袖，其能力和知识不应该凌驾于坚定的信仰和奉献精神之上，没有后者做后盾，就与普通商人无异，逐利之举必然损伤宗教组织的神圣性。
组织化的宗教在社会中必须扮演着一定的经济角色才能生存，因此宗教组织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态度至关重要。尽管宗教组织和商业机构从事经济活动的手段类似，但其终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机构以追求利润为最高追求，而 逐利对宗教组织来说只应是手段，终极追求应是回报社会，把利润转变为慈善和奉献，以此表达信仰的向善的力量。
在商业社会，宗教组织的运作必须遵守商业化的游戏规则，迎合世俗所需，但同时也要小心维持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平衡。一旦神圣性遭到商业化的过渡侵蚀，其作为宗教的合法性会受到广泛质疑。这也是为何康希等人花巨款推动其妻何耀珊的歌唱事业，结果不但触犯国家法律更伤害了信众的情感。何耀珊的音乐和演唱会不但未能如他们所愿感动教外人士，更因为充满低俗内容而遭信徒诟病。这种完全与真善美的宗教信条背道而驰的商业化操作无疑是自掘坟墓。
认罪与悔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宗教人士说到底还是服务于宗教和神明的凡人，入教并不等于说他们比普通人更具有神性。既然仍是凡夫俗子，犯错和破戒就有可能发生。如果所犯之错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自然会有法庭来判处；但若违犯了宗教戒律，在没有宗教法庭和宗教权威的社会，反省和忏悔全靠个人自觉。
僧人明义和牧师康希在下判后的表现完全不同。明义在抗辩时提到有恩于他的常凯法师时，一度泣不成声，在回忆自己出家历程时也表现出悔意。在出狱后，明义低调修行五年，他最近的一次露面是在今年5月，把自己的左肾捐给了一位年轻女性病患，低调进行了活体捐献手术。尽管有人质疑明义要靠捐肾翻身，无论目的为何，捐肾毕竟拯救了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人，事件本身还是值得赞许的。
康希在判决后的首个主日布道会上虽然向6千名会众鞠躬道歉，但他仍坚称自己是“清白”的，并呼吁支持他的会众相信神在这事上有美好的心意。他在脸书上写道“过去三年的审讯和两年的调查期间，我把自己的全人和信心放在神里面，并且相信无论事情的结果如何，神在他的时间和方法里会使用它叫我们得益处。”何耀珊则发表文告，对判决“感到失望”。在铁证如山面前，夫妇二人皆无悔意，而且质疑法律的公正性。
果峻事件仍处于内部纠纷阶段，他是否触犯法律、是否有违宗教戒律，目前并无定论。不过从照片和果峻的辩解来看，随意脱掉僧衣、做spa和面部护理，似乎都不符合出家僧人的生活要求。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西方基督教，忏悔、悔过都是信仰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忏悔是洁净身心、铲除恶念、灵魂超脱的重要行为方式，也给了犯错者改过自新、解除罪孽、浴火重生的机会。所以忏悔对个人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对宗教组织的意义。大部分信众对于真心忏悔者也会宽容以待。
结语宗教和信仰是凡夫俗子对彼岸世界的期待，是在红尘挣扎的人们对生与死的思考和领悟。
无论何时，信仰的超越性与宗教行为的世俗性都是相互依存的。从慈悲救世到宗教丑闻再到宗教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宗教和信仰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也可以化身魔鬼毁灭人间。如何让宗教在世俗社会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如何让信仰成为善的动力，是值得所有宗教徒和非宗教徒认真思考的问题。
《勤而行道二十载——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2011）
徐李颖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研究所博士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客座副教授。在新加坡从事华人历史与宗教研究。主要著作有：《佛道与阴阳：新加坡城隍庙与城隍信仰研究》（2010）、《新加坡韮菜芭城隍庙九十周年纪念特刊》（2008）、《九十春秋：新加坡韮菜芭城隍庙史记》（2007）、《九皇圣迹：后港斗母宫》（2006）等。翻译著作有《寻庙：新加坡的华人庙宇》（2011）。参与撰写《新加坡华人通史》（2015）“三教合一”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