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曾说过，国族构建是一项从内向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先要追求的是内在的族群本质，而外在影响则相对次要。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国族构建与国族历史书写途径。但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这种内倾的学术与政治潮流显然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历史学界也概莫能免。
比如德国史学家奥斯特汉默尔（J. Osterhammel）2014年出版了《变化中的世界：19世纪的全球史》一书，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病休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读完这1000多页的皇皇巨著后，马上亲自打电话邀请他在自己60岁生日会上演讲。对这种急切之情，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作为一位来自东德的总理，又在其大力主张引进移民的开放性心态驱使下，这部历史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默克尔政策的历史合理性背书。
但这种全球主义的历史观，在各地保守主义、族群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大力回潮的背景下，逐渐失去前几年的光芒。在刚刚尘埃落定的美国大选中，“美国人优先”成了某种新的政治正确。在我们身边，我们大概还记得上两次大选中的“新加坡人优先”吧？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在左翼哲学的簇拥之下，把一切这种某某当地族群优先的口号都贴上民粹的标签，因为毕竟任何一个族群或国族，都需要外在的张力来维护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群体认同构建。
然而，作为一个国际化、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城市国家，走向内敛之路起码并不是商人基因的最佳选择。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自身，新加坡从来都是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之下来理解自己的过去。以本地中学的历史教学为例，我们的孩子是以周边文明史来开始自己建国史的论述的。
他们首先要学的是印度河谷文明与中国的商文化，接着还将学习扶南王国与室利佛逝帝国的兴衰，尤其是要求掌握这些文明间的联系。此后才开始学习早期新加坡历史的考古与其他资料。然后，我们的历史教学又再次扩展到全球史的背景下，讲述欧洲，尤其是英国殖民地拓展与新加坡贸易枢纽的确立。此后才是对新加坡立国的历史书写。但我们要注意，本地历史书还是特别关注国际事件，比如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本地的影响等。
这种历史书写看起来并无独特之处，但在同中国历史教学相比，就知道差异所在了。我过去刚开始学习的是独立的中国史，而且中国史始终是历史教学的主体。当然，非常重大的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独立成型的历史主体。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在历史建构方面的微妙差异。
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新加坡史具有联系，但即使本地主体族群构成为华人，华人历史却绝非新加坡史的全部。比如很多人并未留心本地印度族群与印度之间也同样存在强有力的联系。圣雄甘地去世后，其骨灰于1948年3月运抵新加坡，在本地停留一周供大众瞻仰。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除了印度族裔，本地各种族、宗教信徒都前往朝拜致敬。其骨灰最终在先浸泡了恒河水之后，再撒进本地大海之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新加坡族群与文化历史构建的特殊之处。
即使是汉文研究与历史书写领域，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异。比如我们一方面可以发现，在英文世界之中对新加坡的研究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细致到每一个很小的政治、经济或军事领域，都会有好几本重要的研究专著，但相对而言，汉文的研究则远远逊色。到目前为止，除了厦门大学1978年曾出过一部几十页的《新加坡简史》，近年比较重要的就是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的《新加坡史》（陈鸿瑜著），但此书只有200来页。
相较之下，上海曾在2013年出版了一部600多页的《新加坡史》，但这是一部英译中，还是英语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两者在研究路径和研究视野方面的隔阂。
前阵子，北京大学的王颂教授让我帮忙查找中国20世纪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在本地的行迹。我稍微留心了一下当时的资料档案，就发现其中不仅有大量史实可以补充对这位宗教改革家的生平研究，而且可以看到当时华人社区与大陆之间的紧密联系。
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然独立半个世纪，但我们还处在族群自我打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加坡史的构建就是重要一环，而这个处在马来半岛南端，与印度南部文化密不可分，而且有着中国南方沿海文化根基的年轻国家，其历史从来都是区域大历史中的一员。她既独特，又带有周边文化的共性；她既年轻，又植根于数千年东亚、南亚大陆文明的滋养。
（感谢作者纪赟授权新加坡眼发布，原文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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