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意在避免亚洲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实现这一战略的方法和策略很重要。如果方法和策略失误，就会走向反面。如果从美国的自我认知、美国和亚洲盟国的互动方式、中国的崛起方式，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互动方式来看，尽管美国在亚洲有所获，但失去更多。
美国的自我认知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意识基础，也是“重返亚洲”的意识基础。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是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在这背后是浓厚的道德主义情绪。所谓的道德主义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行为“道德化”。美国历来把自己视为道德的象征，是一个仁慈的国际霸权。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也认为其他国家都会接受。
例如，美国在把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俄罗斯后院时，会对俄国说：“我是仁慈的，这样做是我的权利，而且对你不仅无害，反而有好处。”同样的，美国在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中国后院时，也会对中国说同样的话。当然，如果俄国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话，世界会太平。但如果这些国家不信，美国会把它们“妖魔化”，并想方设法来惩罚它们。
美国自我“道德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美国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高度使命感，要改造世界，把其他国家都改造成为“更像我们这”（more like us）的国家。因此，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便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第二，美国是被邀请做世界大国领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崛起，但基本上还是个孤立的大国。是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造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欧洲主权国家为了欧洲领导权发生战争，战争后谁也没有能力来领导西方，新崛起的美国就被邀请成为领袖。
第三，二战后，美国领导整个西方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更是最终通过竞争促成苏联的解体。第四，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确强大无比，其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军事力量都是其他国家仿效和学习的对象。在国际事务上，较之其他国家，美国的体系确是比较开放和透明，其行为比较可以预期，从而使得美国积累了很高的信誉。
许多国家不接受“仁慈霸权”
问题是，今天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如果接受，就没有问题，美国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样行为；如果不接受，美国就要改变其国际行为。答案似乎很清楚，越来越多国家并不能接受美国所认知的“仁慈霸权”。首先是俄国。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战略贪婪，任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自己的后院。但一旦俄罗斯国力恢复过来，就会想方设法去“收复”往日失去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亚洲在发生的也是类似的地缘政治情形。
在西方到达之前，亚洲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区域国际秩序，即以最大国家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存在了数千年，直到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亚洲才衰落。之后，中国本身一直被列强所欺负，也完全失去了在本区域的地缘政治利益。
亚洲国家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对其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世界经济上的奇迹，但经济崛起必然会对本区域的地缘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至少有两层意涵。首先，中国的崛起，其周边形势必然向中国倾斜，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庞大的利益，周边国家必然会来分享这份利益。这和政府没有关系。不管中国政府怎么做都会这样。如果看不到中国经济崛起对本区域的影响，就会造成重大的误解。
其次，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很重要。中国政府推动着中国的崛起，但也要面对本身的崛起所带来的问题。例如，如何使得中国的崛起和平而非暴力？如何使用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任何崛起中的国家是不会放弃其地缘政治利益的，中国亦然。至于中国采用何种方式来“收回”和“保护”其地缘政治利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并不简单地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亚洲等国家的互动。
美国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所有变化，全都看成是中国政府的作为。实际上，中国和美国根本就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世界上没有国家能享受美国那样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安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美国的地缘政治观和美国的绝对安全观。由于过去一个多世纪卷入世界事务，又充当世界警察，美国把全世界都视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包括俄国和中国的后院。美国也一直在追求绝对的安全，而非相对的安全。只要美国认为还存在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就会感觉到不安全。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是美国人没有预测到的，因此感到巨大的恐惧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美国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利益和绝对安全的方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加强和同盟的关系。在亚洲，为了再平衡中国，美国强化着和同盟的关系，而这也在急剧地改变着美国的同盟与中国的关系。美国的同盟战略，使得亚洲不可能形成传统的自然区域国际关系秩序。如果没有美国因素，美国的这些同盟国就会找到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和中国打交道。但和美国的同盟关系给它们一个想象，好像不管它们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美国都会永远在背后支持。这就给这些国家提供了“绑架”美国的条件。为了制衡中国，美国似乎更愿意被“绑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美国信誉“附加值”在递减
首先，美国信誉的“附加值”在迅速递减。美国能够真正保护这些同盟国吗？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没有共识。有人相信美国在衰落，有人相信美国仍然会保持为最强大国家。但中国已经崛起并且还在继续崛起则是普遍共识。中美关系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谁也缺少不了谁。同时，美国在同中国的合作中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至少是经济利益；这种利益远超过美国和一些同盟国的关系。因此，越来越多人也开始相信，如果中国和菲律宾发生冲突，很难说美国愿意为了菲律宾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在人们的认知中，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对其同盟所做出的“承诺”的实际价值正在递减。
其次，美国也正在失去其国际关系中的道德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日本问题上。在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原谅了日本。今天，美国为了对付中国，也在原谅日本。但日本可以通过美化战争的历史，来成为正常的亚洲国家吗？中国和韩国决定不忘记历史。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并非中、韩等国所能制约，更多是美国的事情。但一个美化战争的日本，很难让中国和韩国接受。即使这两国被认为是“过不了历史这一坎”，但道德上并不为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决定“原谅”日本，只是说它们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不是说它们承认日本侵略的正当性。从长远看，一个没有道德立场的美国，很难让中、韩等亚洲国家接受其领导地位。
和从前的一些大国一样，美国背负着大国所特有的同盟负担。一个国家能够有多少国际空间，完全取决于其实力。实力强了，不扩张空间也会扩大；实力弱了，拼命维持最终也会衰落。清朝就是因为不切实际地要去实现对朝鲜半岛的“承诺”，直接导致了和日本的战争。如果清朝能够及时“退出”和朝鲜的“同盟”机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退出”国际空间做得比较成功的案例，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从其殖民地的“退出”。这些国家都能够果断决策，体面地退出殖民地。苏联的解体也和其同盟政策有关。苏联如果更早地“退出”，情况就会很不同，至少不会突然解体。今天的美国也面临其同盟的负担。尽管国力不那么行了，但还是想方设法来“平衡”中国。
美国并没有完全思考清楚
对“再平衡”政策，美国并没有完全思考清楚。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从前所有的平衡都是在两大敌对集团之间，例如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一战和二战的欧洲联盟之间、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等。但现在的中美两国关系，根本不是两个对立集团的关系。两国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程度，已经高到使一些学者称两国关系为“中美国”。并且，美国有联盟，中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平衡似乎越来越难。中国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美国如何平衡中国？太平洋对中国没有那么重要，其象征性远远多于实质性。能够跨越人们所说的“岛链”，只是中国力量的象征，中国不会跨越太平洋而去叫战美国。美国也知道这点，因为中国的情况和苏联完全不同。所以，美国在强化其和同盟关系时，尽量想折中，一方面公开站在其联盟这边，另一方面又要强调这不是为了围堵中国。美国的这种行为越来越难。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对美国可能围堵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如果恐惧于美国的围堵，就会改变政策。前些年，中国的确把美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威胁。但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围堵话语变得不那么在意了。中国已经成长到不可被围堵的程度，也不害怕被围堵了。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处处“回应”美国政策的被动阶段，走上了“自主”政策的积极阶段。
如果中美两国继续合作，亚洲国家可以继续整合，甚至是更大的整合。但如果中美两国交恶，亚洲国家就会很快分化。一些靠向美国，一些靠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担忧东亚和东南亚，是否会再次进入类似美苏冷战那样的国际关系格局。
不过，中美关系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根据美国自己的说法，“重返亚洲”来“再平衡”中国是为了保护国际法的尊严、确保航行自由、确保安全稳定等等。但所有这些何尝不是中国的最大利益呢？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和最大贸易国，没有比这些对中国更具重要性了。再者，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除了承诺保护其同盟外，最根本的还是对中国的深刻恐惧感。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和美国冷战式联盟对美国所带来的代价的快速递增，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可能有重大的调整，从“再平衡”转化到前些年的G2方式，即中美两国以合作的方式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亚太国际秩序问题。G2方式和今天中国所提倡的“新型大国关系”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G2方式并不是说中国会变成今天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恶霸”；相反，中国的文明自信会促成中国在有能力保护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同时，建构一个包容美国的和平的亚太国际关系。对美国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G2的方式对美国所能产生的利益，远大于“再平衡”的方式。美国的“再平衡”不仅已经在很短时间里导致了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失衡，也使得美国在失去亚洲。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从“再平衡”到G2的转换也不是不可能的。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感谢作者授权本站转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