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经西泠印社第一任老社员朱醉竹、阮性山引见，周天初先生推荐，我有幸结识了潘天寿先生，并有意拜他为师。1965年初，潘先生在得到我父母同意之后，便让我到他家中习画，那一年，我刚满19岁。
潘先生给我的第一个教诲便是“学画先学做人”。在他看来，绘画跟人的文学修养、家庭教育、文化背景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学会做人是画画的基础。潘先生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的习画历程。少时，他从临摹《芥子园画谱》入门，可算是自学成才，时日久远，也积下了不少画稿；抗战时期举家逃难，他的画谱及习作被锁在家中，等抗战结束回到家乡时，家门已被撬开，他愕然发现自己临摹的作品竟被人拿来包了花生米。嗜画如命的潘先生立刻将所有包着花生米的画稿逐一买回，留存了下来。
潘先生经由褚闻韵（诸乐三之兄）推荐，结识了吴昌硕先生。当时他带着自己的画去请教吴先生，先生看后认为画得很好，但比较险，有如在悬崖峭壁间行走，成则独树一帜，败亦不无可能，他并委婉地说：“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需防堕深谷”，这番言语对潘先生深有启迪。此后，潘先生又画了一幅画请吴昌硕先生看，吴先生直言他“昌”气太重，应该有自己的面貌。自此之后，潘先生开始深入思考“个人风格”的问题，并在作品中予以实践。
某日，我拿了一幅兰花（上有“三片叶子一朵花”）给潘先生过目，先生看后连连点头，称赞我画得不错，构图很好，花画得尤其好，有个人特点，就是叶子稍微嫩了一点，并宽慰我慢慢来。此后，潘先生言传身教，多次向我强调绘画的个性化特征。他认为，一味模仿老师是“笨子孙”，他叮嘱我要多画，每次去他家，我都会带上新作品，他则会围绕着作品来讲解画法。潘先生常说，画画要多取景于自然，要画从诗出，做到“我发我声”，构图气局要大，要追求大开大合的境界，少画折枝以免落俗。多年来，我始终铭记潘师教诲，绘画风格深受其影响。
1966年文革开始，画中国画被批成了“封资修”，很多学画的人都不敢再画了，潘先生预感到中国画将面临劫难，他再三叮嘱我要将中国画传承下去，绝不能让它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先生给我定下了学习的方向，要求我多看古画，多读古诗，在提高绘画技巧的同时，提高人文修养。
文革初期，潘先生就被学校造反派定为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批判。江青还直接指示造反派，诬陷潘天寿为国民党特务，要他写交待材料，贴在百货公司旁的墙边。潘先生手写的《我的检查》是傍晚贴的，围观者甚众，我晚上十一点钟去看时依旧人头攒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又去看，发现检查已被人揭走，当我告诉潘先生时，他露出了文革以来的第一个笑脸。
1967年的一天，潘先生接受批斗回家后痛心地对我说：”人心不古，我的学生当着很多人的面打我的巴掌，要我跪下去，我不跪他们就用脚踢我的腰。”那一回，他的腰被踢伤了，当晚就便血了，我想陪他去省中医院就医，他说：“今天就算了，如果明天早上我还便血的话你再陪我去看。”第二天大早，我便赶到潘先生家中了解情况，他告诉我小便已没有血了，但我印象更深的，是他后面说的一段话：“当年我去看病的时候，很多人是围着我转的，现在很多人看见我就逃，唯恐避之不及，既然没有血了就不要去了吧。”
潘先生的小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被分配到了温州文城，大儿子则因肝癌过世，女儿在百货公司上班，工作忙碌，因此师母常嘱咐我多来看看先生，多陪伴他一下。那段时间，我每隔两三天就会去先生家中一趟。师母经常会跟我讲：潘先生今天在学校里又被批斗了。每次我去潘先生家，他总是拉着我的手先把我带到屋里去再说话。有时候他在学校被批斗还没回来，我就坐在他家中，一直等着他回家。
有一次，红卫兵造反派让病重的潘先生坐在垃圾车里游街，潘先生回来后对我说：“他们还要把我拉到老家去批斗，那是要我的命啊。”1969年，潘先生终于还是被押到了老家宁海去批斗，回来后，他整个人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没多久便因病重而住院了。他住在省中医院三楼楼梯口的第一个病房里，门口站着两个红卫兵，不允许人进去看望他。我再三申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红卫兵才让我进门。潘先生看到我之后，只冲我点了点头，示意我不要讲话，我心领神会，只能紧紧地握住潘先生的手，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只能通过眼神交流，其情状可悲可叹。
这次批斗对潘先生的打击非常巨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某日，他将我叫至家中，语气沉重地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留念的，笔墨纸砚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画也都被抄走了，如果以后能归还，希望能送几张画给你留作纪念。”言毕，潘先生拿出了家中仅存的几张照片，一张是他的个人半身近照，一张是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画时的照片，执意送我留念，这两张照片我至今珍藏，视若珍宝。那一天，他还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想给你推荐一个老师，他叫陆抑非。因为我们浙江的画黑气太重，没有生气，这个人的色彩功夫自南而北是第一人，所以我把他请来美院教书，冲一冲我们浙江的黑气。我就是吃亏在没有学过写生，你去把他的色彩功夫和写生功夫学到手，要到大自然中去写生，不仅写形，更要写神，对你日后画画肯定大有帮助。”随后，潘先生就在报纸边上撕下了一条，提笔写下了推荐信：陆先生，我介绍我的学生谢伟强到你那里去学习，希望你能多多指导。
陆抑非先生看过这张纸条后郑重地对我说：“你是潘先生介绍来的学生，我必须要对得起潘先生。”就这样，陆抑非先生正式收我为入室弟子。此后，我便往返于两位老师家中学画，这段时期非常宝贵，我同时受到了两位恩师的指点，绘画水平大有长进。此外，潘老还为我引荐了多位师长，如诸乐三、吴茀之、余仁天、沙孟海等等，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助我，也希望我能博采众长、精进画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沙老因文革之故已封笔，但在看过潘先生的推荐信之后专门为我开笔，书写了两幅毛主席诗词赠予我，并题上了“伟强同志正腕”的字样。
1971年8月，潘先生突然把我叫至家中，对我说：“你跟陆先生学画画总要有个笔名、有个斋号吧，我就给你取一个‘止庭’的笔名吧，斋号就叫‘兰若居’，希望你淡泊名利，诚心修身，凡事适可而止，能像在庙中修行一样认真学习。”我自然是欣然应允。“止庭”典出东坡，他被三贬黄州之后去看黄石谷，在途中看到一个凉亭想歇歇脚，但见凉亭匾额上书“止足亭”三个大字，东坡即恍然大悟，转身而返。他悟到了做人要知足，要淡薄名利。我心中明白，潘先生为我取笔名“止庭”，既是让我懂得适可而止，更暗示了师徒关系的薪火相传，令我感怀至今。为我取下笔名和斋名后的一个星期，潘先生便与世长辞了，现在想来，他定然已有预感，料想自己时日不多，便为我做了最后的指点。每每想到这段往事，我都唏嘘不已。
陆抑非先生收我入门之后，在绘画上一直对我严加要求，每次画完呈上，他都会细细审视评点，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陆师亲笔批注过的作品近百件。与潘先生的教法有所不同，陆师总让我从读画默写开始，并时常给我演示如何背临。记得某日，他拿出画册中八大山人的一幅《杨柳八哥》给我看，未几即拿开书背临，他画的是放大后的尺寸，但竟与书中原作几乎一模一样。陆抑非先生常说学画要从宋画起步，由规距入手，有了扎实的基础之后再学明清绘画，如此这般才能画得灵活生动。此外，他也经常让我临摹家中收藏的各类名人古画，尤其是对南田的枝法，芍药的勾花点叶法，陆恢的蔬果枝法以及任伯年的禽鸟设色等，均做了详细讲解和指导。陆先生曾说：花无定色、鸟无定名，不要拘泥于像不像，主要是传神为上，他的这番见解对我影响至深。
陆抑非先生对我视如已出，为我引介了多位上海名家，如王个移、谢稚柳、钱君匋、唐云等人。1972年10月27日，唐云先生来杭，到陆抑非先生家中作客。陆先生让我作陪饮酒，唐云先生三瓶酒后兴致极高，连续与陆先生合作了四张大画，唐先生又对陆先生说借个印给伟强画张兰。这张兰画得非常用心，陆先生看后连连夸赞。唐云先生一再嘱咐我说，陆抑非先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你一定要努力。此后，法国画家赵无极来美院办展邀请了陆抑非先生，陆先生又将我引荐给了赵无极先生。总之，陆先生创造了很多机会，让我结识艺术名人，也使我得到了更加多元的滋养，可以说，先生在我的培养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令我感激不尽。
陆先生对我极为信任，有时全家去常熟老家，便将钥匙交我保管，家中大小事务均由我打理，我也一直帮他处理各种生活琐事，如：买米、买煤、存钱等等。当时陆先生子女都不在身边，我们俩情同父子，他两次在浙二医院住院，都是我陪夜，在先生床边尽心照顾，寸步不离，但即便如此，又怎抵先生深情厚谊？
我如今能画几笔画，全都仰仗潘天寿先生和陆抑非先生的精心指导，也感激他们为我引介的诸位师长，两位先生的恩情我已铭记在心，永生难忘。
口述：谢伟强 笔录：王小仙
2017年8月2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