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年痴呆症发病率日益上升的今天，中国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隔三差五的大消息出来，就在人们还没大回过神来，就会出现反转，48小时内已经反转再反转。别说老年人，年轻人的脑子都得马达全开才能跟上趟，老年人在这种时代节奏里，想呆一点都不行啊，分分钟错过跻身富一代的机会。
雄安的事儿，到今天，已经被反转了几个跟头。
微信文化圈里有开始说是第二个曹妃甸的，几小时后被举报了。有说是未来中国的华盛顿的，马上被否了，这不是迁都。也有说是难得一遇的风水宝地，随即就被高人指出白洋淀的格局，还是太小，要说土脉水脉还是北上深最强。更有人干脆扔出了七十多个搬迁机构的大名单，然而随即又有人说这绝对是假的。
那些不混微信文化圈的人，是真没空听你们在这里瞎哔哔，直接就扎着千万现金奔赴现场。
古人有遗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错过了深圳，错过了浦东，错过了2016的北京，再也不能错过雄安了。结果，跑那儿一看，除了吃30块一盘的土豆丝，还真是连袋水泥都买不着了。
全国人民在沸腾中诧异了，中央这究竟是弄啥呢？
这次，咱不谈炒房，不谈水泥股票，咱谈点微信文化圈流行的东西。
终于，有人翻出了梁思成和半个多世纪前的“梁陈方案”。
看，如果当年按照这个思路建，北京今天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摊大饼；看，现在付出代价了吧，要重新修一个首都了。
事实上，梁陈方案并不是完全没有被采纳，大家去公主坟一带看看各大行政机构和军区大院，当年梁陈提出的行政中心西迁的想法，早已被实施得七七八八了。
我记得曾看过有人建了模型，对比过苏联方案和梁陈方案，经过五十年演变后，到现在的不同人口分布，计算的结果是最终相差无几，都会呈现城市大幅度外扩的形态。这个模型的算法是按照同样的城市发展速度和规律，至于当年如果采纳了梁陈方案，城市发展的总方针会不会改变，因而影响最终的城市规模……没人能说得出这个如果。
所以一直来我对“梁陈方案”能解决今天北京大饼问题的观点持保留意见。五十年代就算采纳了他们的方案，在经历数论破坏性极大的全国性运动之后，在以近二十年的急速生长之后，今天的北京依然还会是张饼。
任何方案都不是万灵药，无论多么优秀、合理、科学的规划，最终都是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不间断的执行下来，才可能真正反映出规划的精髓。
因此，我个人觉得梁陈方案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把行政中心建在哪里，而是对“旧”的尊重和对“宜居概念”的规划，也就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
错过了梁陈之后，等北京真正把“宜居”正式、官方地提到城市规划里来的时候，已经是2004年了。
换句话说，也就是从一开始就订好了城市发展的思路，避免后续的野蛮生长。一方面可以保留古迹，另一方面平衡发展城市，在新区里融合居住、教育和就业，减少跨区交通的发生。
虽说梁系出名门，在辈份上也长了一辈，但真正把『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贯彻到现实中的，却是出身贫寒，当年给贝聿铭打过工的南洋后生刘太格。
刘太格的求学经历有点意思。他本来要在文革前夕去北京上中央美院，结果刘妈妈高瞻远瞩，拼死阻拦，说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啊。执行力超强的刘妈妈，为了劝阻刘太格的北京之行，立即给他找了一所澳洲的大学收他。本科毕业之后，他和梁前辈一样，去了美国耶鲁继续读城市规划，读完书后进了贝聿铭事务所打工。
新加坡成立之后，刘太格抑制不住内心的雀跃，决定带着自己的一身真功夫回来祖国大展拳脚。对他来说，对新加坡人来说，都很幸运的是，当时的决策者给了他这个舞台。新加坡在城市规划方面最被人称赞的“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刘先生功不可没。
绿化不用多说，出门就有绿色。而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我以为才是人口高密集度的亚洲城市最应该学习，却也最难执行的。
新加坡至今仍良性运营着全世界最大比例的公共住房，即以完全可负担价格向全国85%人口提供可居住的房屋。因为它们是由政府组织修建的，所以也叫组屋。
这些组屋从选址到具体如何连接公共交通，如果是新区，那么各种配套如何设计，都在国家城市重建局(相当于规划局)的规划之内。
对新加坡人来讲，最典型的居住体验是，无论你住中心地带九区十区，还是在西郊或者鹅村，一公里之内有小学，两公里之内有图书馆，一趟巴士能抵达购物中心，下雨天不用带伞，因为每一栋组屋楼下都有有棚走廊连接到公共交通。所以，苦了搞电商的，在这么一个购物生活便利的城市国家，那点销售额完全是在搞过家家啊…
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法系统的回答究竟一个城市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宜居。但是我想，生活方便，交通通畅，出门舒适、安全，弱小、老人都尽可能的被照顾，对妈妈来讲，更浅显的衡量标准就是“适合带孩子”的地方，应该就叫“宜居”了吧。
其实常常有朋友聊起过这个话题，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为什么能建设成今天的样子？
不少人的观点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全新的国家，在建成时没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关系，相当于是在一片空白上画出来的。中国没法做到，不是中国人傻，而是得连根拔起，铲倒重来的成本太巨大了，也不现实。
虽然我不尽认同，因为1949年的中国白纸的不能再白纸了，但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往乐观的方向考虑，雄安，在领导人的期许当中，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没那么多根结的地方，既是试验田，也是乌托邦。
不过，我仍然要泼一瓢冷水。
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没有盘根错节，相反殖民地留下的，马来亚苏丹留下的遗老遗少们也不少。当然，也不仅仅在于启用了刘太格，做出合理的规划和执行。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专业人士，尊重客观规律和科学事实，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意志。
刘太格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当年李光耀很重视住房问题，他们常常碰面。即使李光耀和他有不同意见，他也会当面反驳。只要理由足够充分，李光耀全部都同意了，根本不费劲。因为李光耀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理性的人。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刘太格曾经参与过中国四十多个项目的规划设计，照理说，这些城市应该起码在规划上和新加坡类似吧。但是很可惜，他自己说，真正能配合他们做到完善的地方政府，比较少。
因此，领导人，规划方案，执行方式，对建设一个『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城市来说，三者缺一不可。
当然这一次，政府的决心这么大，我们不应有任何怀疑。
毕竟，一言堂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现在的决策者应该已经非常理性，非常尊重真理了吧。
（感谢公众号：这个唧唧歪歪的世界啊 授权新加坡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