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列出了国会反对党领袖的特权，包括国会辩论时的优先回应和提问权、听取有关国家利益的机密政府报告、每年可获得的津贴达38万5000新元、国会为其提供秘书和办公室、出席正式国家活动等等。
当然，有了权利自然就免不了义务，国会反对党领袖最大却不明言的义务，就是不能再单纯批评或反对政府政策，而必须提出替代政策。
如果纯粹从政治谋略解读，这招当然为执政党化解在国会长期的难题，特别是应对被行动党形容为‘精简版行动党’（PAP-Lite）的工人党。
今后，作为国会反对党领袖的工人党党魁，再也不能靠在国会辩论时批评行动党吃糊了，而是必须“负责任”地提出替代方案。这无疑会削弱工人党的某些以柔克刚的“弱者优势”。
可是，政治尽管充满了谋略，也不仅是谋略而已。
虽然2020年大选结果，距离新加坡两党制还有十万八千里，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国会反对党领袖作为国会正式制度的确立，是呼应选民希望看到国会有更多制衡和多元声音的做法。
选举结果表明，选民仍然希望行动党执政，但也希望看到制衡。如果行动党不正面回应第二个希望，在接下来的选举里，恐怕还得继续吃亏，最终反而在结果上伤害了第一个希望。所以从党派利益看，把国会反对党领袖制度化符合党派利益。
从新加坡的长治久安看，这么做其实也符合国家利益。
让工人党在国会里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对它也是个必要的考验。毕竟，不想成为执政党的反对党就不是好的反对党。但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经历磨练，更必须表现给选民看。
新加坡要实现两党制，反对党就必须提高能力，选民对反对党的要求也得跟着提高。
这个安排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进一步淘汰那些莫名其妙的小党，让真正严肃的反对党有更大的空间争取选民的支持。这对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接下来必须观察的，一是工人党如何调整自己的新角色，会把国会反对党领袖当成是更上层楼的利器，还是瞻前顾后地被它绑成脚镣。另一个观察点是执政党如何同国会反对党领袖互动，一种选民渴望的良性国会民主文化能否建立起来？
在新一届国会开会时，朝野行礼如仪之后，必须唇枪舌剑激辩的政策还是要继续，对政府的严厉监督还是不能少，这是选民的要求。
朝野议员在满足这个要求之余，如果还能够培养谦谦君子的国会文化，那国会反对党领袖制度的设立，就算是达到基本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