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总理所希望的“强有力的委托”，但超过60%的全国得票率，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一大胜利。
或许，在2011年分水岭大选之后，我们应该用新的标准，来衡量行动党的选举结果了。
2015年大选是个异数，行动党能赢得接近70%的选票，跟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有直接的关系。这反映新加坡选民的厚道，他们用选票表达了对李光耀毕生贡献的感谢。而这个因素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这届选举应该跟2011年比较。当时的民怨很大，可是这次行动党的得票率却比那次多了一个百分点。考虑到冠病疫情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痛苦，政府的四个抗疫预算案应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否则得票率恐怕会更低。
不能否认，除了冠病疫情，行动党的第四代接班也是这次选举的主题之一。
如果结合来看，选民似乎更信赖第三代继续掌舵。行动党似乎也意识到这点，李总理就不止一次承诺，他和第三代大将如张志贤、尚达曼还是会继续协助第四代。
选民对第四代的信心，无法单纯从选票来判定，因为另一个变数是反对党对手。
碰到对手弱的反对党，第四代部长领军的集选区还能获得60%以上的选票，但碰到对手强的如工人党和前进党，就都低过60%；盛港集选区更是被打败。
行动党在盛港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也跟选民的厚道有关。
选民显然不喜欢负面选举手段，行动党在辣玉沙事件上企图强攻，却适得其反。选民更在意英国人所谓的fair play（君子之争），重视公平性，如果出现恃强凌弱的印象，就容易被选民惩罚。
行动党在选举前夕突然袭击，炒作本地剧作家亚菲言（Alfian Sa’at）是否爱国，来质疑毕丹星，显然也取得反效果。从舆论对行动党的负面反应，以及事件虎头蛇尾，匆匆落幕，就看得出选民是理性公平的。
这种要求公平性的本能，使得反对党的“空白支票论”，容易获得选民的共鸣。
因为自2015年大选的强有力委托后，行动党修改宪法，迅速推动保留总统制，让选民觉得不被尊重，也被剥夺的选举总统的权利。这个不满，在本次大选完全发酵。
此外，《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简称POFMA）在这次选举中，被多次用在关于千万人口的争论上，让一些选民觉得法令被滥用。这种情绪反弹，恐怕也让行动党丢失选票。
跟选举期间比较，行动党选后的表现却可圈可点，特别是李总理要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职位，邀请毕丹星担任，可谓神来之笔，展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和风度，让选民留下深刻印象。
选后还有两个地方可以观察行动党是否认真检讨。
第一是林绍权事件，行动党表示反对这类网络起底的人格谋杀行为，是正确的。如果能快刀斩乱麻，给选民交代，相信还能挽回一些选民的心。
另一件事是行动党盛港团队是否继续在当地奋斗，服务选民，而不是像阿裕尼集选区团队那样，当选当部长，败选就落跑，伤了行动党支持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