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好过没到!
新加坡政府宣布,将聘用1000名“数码大使”,给全岛112个小贩巴刹的1万8000名摊主,推广使用全国统一的SGQR电子付款平台。同时,他们还将教导10万名年长者使用电子支付。
政府网站显示,1000名“数码大使”将签署一年期的临时雇佣合约,完成这项科普普及。
对于每名数码大使来说,他们平均每人一年要接触118名小贩和年长者;按照每周40个小时的工时计算,平均教会掌握电子支付二维码的“学时”在17个小时。
换言之,使用者得在17个小时左右,知道怎么扫二维码进行电子收付款。按照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达到这个任务并不难。
从费用来看,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没有透露数码大使的薪酬,但《联合早报》引述人力资源公司最近在网上刊发的相关招聘广告,这些大使的月薪可达3000新元。
按照这个推算,官方每个月需要支付的“教员薪酬”是300万新元,一年大约为3600万新元。
政府力推的电子支付等数码转型,很多年的坚持努力不如一场冠病疫情来得效果更为显现。
店家们在“被逼”的情况下,使用闪付这类方式,同样可以不直接接触顾客;而官方当下也需要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特别是照顾到那批刚从大专学府毕业的社会新人,而他们相对是更接触前沿科技和新兴事物的一群。
电子支付目前需要身份认证,绑定银行账号,间中得确保个人信息不外泄。这次推广使用的是统一的电子付款平台,那么市面上其它的QR码呢?能否通过市场的手段筛选到常用的几个?
扫码支付可持续的另外一个重要元素是使用频率,也就是大家是否习惯使用某一种交易方式,增强服务的用户黏度,而后平台才能通过频繁的“交易闭环”,解决系统可能出现的漏洞和风险,改良流程,提升平台的安全稳定性。
坊间也有人好奇,为何需要配备专人来教如何使用二维码收付款?这笔钱若是直接作为“打赏”,当成“红包”直接惠及每一笔交易,会不会效果更好?
相比较中国六七年前展开的红包雨抢占市场大战,3600万新元花在11万8000名“对象”身上,每人一年可得约305新元的“红包”,这还不包括政府额外津贴使用电子支付二维码企业的费用。对于每个月25新元的“甜头”,不知道卖鱼叔卖菜嫂是否提得起精神,找得到自身想学的冲动。
倘若借助杠杆,通过后台系统随机发红包直接给收付款人的每笔交易“打折扣”,一两角、一元新币或是数额不等的奖励,乘数效应是否会激励摊主和年长者们使用电子支付?
临时性的“干预”或可解一时之饥,却非长远的灵丹妙药,一年后这1000名数码大使何去何从尚是未知数。
趁疫情时期投入资金、人力和心血,用时间换得新养成的习惯,新培育的市场,那才是数码转型中令人喜见的“钢粉”,而不是潜伏的“僵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