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正式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黄冈市和鄂州市已先后关闭了铁路车站等公交通道，相当于实际意义上的“封城”。
由于中国在2003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即“沙斯”或“非典”）时有封锁消息、隐瞒疫情的“前科”，外界普遍对当局如何处理此次疫情放大检视。
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总干事吉布里亚索斯昨日（22日）对中国当局应对武汉肺炎的举措持正面肯定：
“他们（中国）正在做的是非常非常有力的措施，且有充分的承诺。”
不过在大动作采取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Gauden Galea）口中所称，前所未有的“封城令”之前，中国官方尤其武汉政府是否及时采取措施应对疫情，以及对外资讯是否透明仍引起外国媒体和当地部份民众的质疑。
其中最受争议的三个关键分别是：
- 确诊病例为何“离奇”在1月20日当天暴增，之前是否有隐瞒疫情之情事？
- 人传人的信息是否秘而不宣导致防疫工作延误？
- 武汉当局为何于12月底内部文件曝光后，才在发现首宗病例近一个月后才公开出现不明肺炎讯息和关闭被疑为病毒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
巧合？习近平指示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后病例暴增
如果从中国境内确诊病例来看，武汉肺炎真正“爆发”的时间点是1月20日。
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度针对武汉肺炎发表明确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其中也提到“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
而先前一直坚持疫情“可防可控”的武汉卫健委也在同一天宣布，武汉市的确诊病例在18日和19日分别增加59人和77人。武汉总病例瞬间从17日的62例大幅增至136例。
原本零病例的北京市和广东省也分别增加了5起和14起确诊病例。
针对武汉市和其他省市确诊案例为什么会在1月20日这一天突然攀升，当局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有了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这项新的检验工具，不过综合其他事态发展，这样的解释似乎不足以解开人们的疑惑。
习近平在1月20日首次针对武汉肺炎作出重大指示。（新华社）
医疗人员很早因“人传人”受感染？
其中备受质疑的关键就是，当局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现武汉肺炎出现“人传人”的状况。
1月21日，武汉卫健委公布有15名医疗人员确诊武汉肺炎，但并未说明他们是在何时受到感染。
该批医疗人员并非来自被怀疑为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因此染上武汉肺炎的唯一途径应该是受到武汉肺炎病患的传染。换句话说，是通过“人传人”的形式传染。
而当局究竟在什么时候得知医疗人员感染，显然和当局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有“人传人”现象息息相关。
翻开武汉卫健委的官方通报，当局直到1月14日前都称“未见明显的人传人”。
根据官方通报透露的资讯，至少可以肯定医疗人员受感染的情况在1月14日前应该尚未出现。
但《财新网》掌握消息称，武汉同济医院一位名叫陆俊的急诊科医生早在1月5日就因为出现武汉肺炎症状而接受诊治，并在1月10日以“病毒性肺炎可能“收治。
因此，当局极有可能在1月10日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人传人”的明确情况。
《财新网》也引述武汉卫健委的官方通报，发现当局从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1月11日的前四份通报都声称“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但1月12日至1月21日的通报却很诡异地直接略去“是否有医务人员受感染”的论述。
《财新网》分析，这种省略极有可能是当局的刻意为之，显示当局在这段时间已经明确掌握了“人传人”的状况。
但再看回武汉卫健委的官方通报，当局的口径一直到14日才从原本的“未见明显的人传人”转为比较保守的“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1月20日，习近平发出重要指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也首度对媒体披露有14名医护人员（随后武汉卫健委确认为15人）受感染并证实：
“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
武汉卫健委1月21日才通过微博公布有15名医疗人员确诊，且并未披露医疗人员究竟何时感染。
因此，在1月12日至1月20日钟南山证实人传人这段期间，武汉当局是否刻意隐瞒早已在医疗人员和病患的接触中出现人传人的状况，引起诸多质疑。
武汉当局的慢动作甚至连官媒《环球日报》总编辑胡锡进都看不下去，发文称：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早点通报？如果钟南山昨晚不说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是不是武汉市卫健委会继续隐去这个信息。”
正在救治武汉肺炎病患的医疗人员。（中新社）
内部文件网上流传后才公布疫情
武汉肺炎最早出现于去年12月8日，但武汉当局直到12月31日才坦承当地已出现疫情。
但当局这项宣布是“被动”的，事缘在12月30日，两份分别题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的文件在网络流传。
该批文件显示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新京报》记者向武汉当局查询并证实文件为真，当局这才承认当地已出现疫情。
被怀疑是武汉肺炎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直到今年1月1日才关闭。
武汉华南市场在今年1月1日关闭。（新京报）
同一天，武汉公安局甚至以“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逮捕8名民众，藉此“呼吁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另一个显示当局疑似封锁消息的事证则是公安扣查了采访医院的香港媒体记者。
由于香港在SARS爆发期间灾情惨重，当地媒体本次也异常关注事态发展。
包括无线新闻、商台等在内的香港媒体于1月14日趁香港专家到武汉考察的机会，前往采访传染病专科金银潭医院。不料却被公安扣查，要求记者删除在医院拍摄素材，交出手机和摄影器材检查，记者被扣查一个多小时后才放行。
假若上述疑点属实，武汉当局如果在疫情爆发初期还处于真正“可防可控”的情况下，如实透露掌握的讯息并开始展开宣导和实行防疫措施，武汉肺炎疫情会不会真的“可防可控”，而不至于进一步扩散，导致人人自危？
而武汉当局是否在习近平发出重要指示后，才“如实”公布确诊病例，也引起地方政府是否仍然因“揣摩上意”的约束而不敢果断采取行动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