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发酵了一段时间的社会企业小贩中心课题引发了全城热议，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正式对此作出表态。
有意思的是，马善高这次“放弃”英文媒体，选择接受《联合早报》一小时专访来解说政府立场，是否也是考虑到小贩们多数都对华文媒体较为熟悉，而对症下药的一种做法？
部长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社企小贩中心可行，政府不会干预市场运作，但如果发现有问题会尝试解决。
部长所说的或许并非大家现阶段想要听的，但至少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向来秉持的大原则。部长在字里行间也有意无意提醒大家：这个课题没有灵丹妙药，凡事还是要靠自己。社企业者和小贩必须清楚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最适合双方利益。
政府为何不干预市场运作？
简单说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下，能比较公平地分配小贩摊位，奖励业绩不错的小贩，让新人取代那些做得不理想的小贩。
马善高：社企小贩中心可行，政府不会干预市场运作，但如果发现有问题会尝试解决。。（海峡时报）
马善高说：“如果我们提供津贴去干预市场运作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样我们可能会为无法持续做下去的小贩提供津贴，这对那些可以靠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小贩不公平。”
莫忘30年前设立小贩中心的初衷
马善高告诉《联合早报》，本地的咖啡店和食阁在2011年越来越兴盛，人们担心食物价格上涨，加上有些新建的住宅区内没有小贩中心，为人们提供负担得起的食物选择，政府为调整市场力量，决定兴建20座全新的小贩中心。
新加坡目前有114个小贩中心，其中十三个，包括义顺公园小贩中心、白沙小贩中心、裕廊西小贩中心、后港茨园小贩中心和旧机场路熟食中心在内，是由五家社会企业经营管理。
后港茨园小贩中心。（联合早报）
英文有句话叫：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如果没损坏，修它干嘛？）这和马善高的谈话精神相一致：
“时隔30年后，我们再次兴建新小贩中心，无论以哪种模式去管理，都必须确保食物价格可负担，以及提供餐饮选择的便利。这个课题没有灵丹妙药……我们不能忘记建造这批新小贩中心的初衷。社企模式大致上是可行的，因为我们目前已经做到了这两点，就不应该再去破坏这一成效。”
他还补充说：“社企小贩中心也不是一个只卖便宜食物的场所，那样我们的计划也难以为继。但是当人们想到这些小贩中心时，就知道在这里是可以找到价廉物美的食物，是一个低收入者可以来用餐的地方，它同时也提供了受欢迎的大众美食，甚至是精品美食。”
社企小贩中心所面对的问题
无理地要求长时间营业（最好24小时营业）、托盘的隐形收费、清洁费昂贵、提前解约和赔偿条款、高额罚金令人吃不消等等，都是小贩普遍对社企小贩中心业者的投诉与抱怨。也有小贩认为自己被社企业主粗暴对待。虽然这些问题只影响一小撮摊贩，仍需政府出面。
对此，马善高表示完全能理解，并承诺政府将尽快与管理业者完成探讨改善方案。
他说，自从社企管理业者接手新小贩中心以来，他们的创新策略让人觉得惊喜。这些业者有不同的做法，但都具备了社会意识。
“如果他们的确有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应该给他们机会；如果有业者的管理出现严重疏失，或纯粹以商业运作为目的，在这轮合约结束后，我们就会和他们说再见。”
简言之，社会企业的经营模式是受到肯定的，但那些不达标的业者将被淘汰掉。出现问题时，政府会从旁协调解决，但不会干预市场。
分清哪些服务是“想要”哪些是“必要”
针对某些社企小贩中心在合约里要求24小时长时间营业的做法，马善高以淡滨尼天地小贩中心为例解释说，在小贩中心未建成前，居民们都主动要求一个24小时运作的小贩中心。可是小贩中心正式投入服务后，居民们反而没有那方面的需求。原来居民们只是“想要”，并非“需要”。
淡滨尼天地小贩中心。（新明日报）
“当我们发现24小时通宵营业在这个小贩中心行不通时，我们就要去调整……我们也要对小贩公平，他们通宵营业，却没有人潮，准备的食物无法卖出，这些都是成本。”
当然，也有社企业者担心，一旦不再继续24小时营业，整个小贩中心就会变成一座死城。对此，马善高说，小贩们必须和社企管理业者沟通商讨，究竟想要怎么做、如何做，共同找出彼此的“集体利益”在哪里。
社企小贩中心租金不见得更便宜
有摊贩曾向马善高反映说，他们理解的社企管理模式的作用，应该是协助减低小贩的成本。其实不然。
马善高澄清说，社企小贩中心的经营模式首先必须确保租金是公平公正的——既不让社企管理业者从中剥削获利，也不给予小贩津贴，影响市场运作。
他强调，社企业者在基本租金之外收取的杂费、餐具清洗服务和餐桌清理费等，都旨在协助小贩解决人手短缺和环境卫生脏乱的现实问题。
淡滨尼天地小贩中心的摊贩今天向《新明日报》反馈说，他们已经收到社企管理业者发出的信函，将在本周四（11月1日）上午举行“摊贩会议”，讨论24小时营业的安排以及其他的改善措施。
有小贩也向《新明日报》透露，他们在淡滨尼天地小贩中心摊位的每月租金是3800元，但有诸多限制，如未营业24小时会有罚金，还有一些额外收费，如碗盘遗失费，以及每三个月缴付一次的摊位清洗费用（约200元左右）等。
同一名小贩在另一家社企管理的后港茨园小贩中心也租下摊位。那里的租金稍贵，每月约4050元，但杂七杂八的费用已包含在内，是“一条龙”配套服务。
国家环境局受询时也告诉《联合早报》，在本地的6000个小贩熟食摊位当中，有39%的熟食摊位（约2300个）获得政府津贴，每月租金为192元或320元。其余的3700多个摊位的摊主则必须支付招标价或市场租金。据红蚂蚁了解，有些地点绝佳的小贩中心的摊位，租金甚至高达每月上万元。
社会企业的经营模式必须透明化
《海峡时报》在周末也刊登了好几则关于社企小贩中心的评论，其中一则提到了社会企业的经营模式一般是通过售卖商品或服务挣钱，然后将至少50%的盈利长期投回整个社区，做出实质性的影响和改变，其余的收入则用来支付合理薪资给员工。
按这个定义来理解，在社企管理的小贩中心里，小贩并不是社企的“员工”，而是社企贩卖服务的对象。那社企业者是否有遵循将至少50%盈利重投“社区”的原则，长期改善所经营管理的小贩中心的环境和用餐体验呢？
社企并非慈善团体，不需要公开每年的收支账目。或许小贩们和国人最担心的，就是社企一旦缺乏监管，会否步上那些目前正在打官司的市镇理事会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