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工人党成立60年出版的《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至今的发展历程，当中收录了秘书长刘程强的访谈，其中他多次使用了“替代政府”一词。
刘程强说：“我们已成功建立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首先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系。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副驾驶”策略奏效 获选民青睐
刘程强所领导的工人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选民青睐，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副驾驶”策略，摆明工人党无意取代人民行动党，仅在国会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他在访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这个判断是否继续有效，是决定工人党能否在他明年卸任后走出一条新路的关键。
新加坡不具备实现两党制条件 行动党控制社会重要资源
我认为领导工人党16年的刘程强的政治嗅觉还是敏锐的，新加坡人并不要行动党下台，除非它变得腐败。要取而代之，工人党首先必须先在国会赢得至少20席，能够提出不同于行动党的政策论述，并且推出影子内阁名单。唯有这些条件具备，才算是有了两党制的雏形，也才能讨论替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新加坡并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条件。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尽管地铁丑闻开始暴露出体制的某些弊病，但行动党在长期策划和有效执行方面的实力还是有的。只要这个不变，新加坡人就没有要推翻它的动机。
第二个原因比较复杂。两党制的民主机制无法凭空运行，它不是靠选举一人一票就可以达成，而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换一个说法，行动党在执政以来，特别是李光耀时代，已经奠定了一党独大体制的基础，遏制反对力量的壮大。只要一党独大体制继续，两党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所谓的一党独大体制，就是行动党控制了社会重要的资源，特别是民间和公民组织，让反对力量缺乏发展的空间。这包括工会（全国职工总会已经是行动党的外围组织）、人民协会等所有由政府控制的基层组织、用控股公司形式收编媒体、用奖学金制度驯服精英大学生和学生团体、禁止律师公会用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批评政策、用津贴迫使艺术团体自我审查、用政联公司的高位与工作机会笼络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当然还包括让人丧胆的《内部安全法令》。这套天罗地网基本杜绝了任何反对力量组织和成长的可能性。
第三个原因是新加坡人本身。长期的安逸生活，加上李光耀执政时期的高压施政的记忆，让大部分享受中产阶级生活的新加坡人对政治敬而远之。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正是反对党长期不振的原因。相对于物质需求，新加坡人对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的基本公民权利并不特别重视。徐顺全早期采取激烈抗争手段，以为能借此唤起新加坡人的共鸣，结果被证明是失败的。
当一党独大体制难以为继 才可能实现两党制
事物当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在讲究创新的时代，新加坡人的怕输心理已经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隐忧。《经济学人》就指出，新加坡人害怕风险和失败的心理，是阻碍其创新创业的因素。如果这个矛盾长期无解，新加坡的未来堪忧。或许得等到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一党独大体制难以为继的时刻，关于两党制的讨论才会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