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时光派的衰老干预论坛成功举办之前，提起Brian Kennedy（布莱恩·肯尼迪）教授，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个“关键词”？
是被抗衰老业界视作“福音书”的神作——Nature抗衰物质盘点综述？
还是倾力打造的新一代“抗衰神药”潜力新星——AKG（α-酮戊二酸）？
这两个事件毫不意外地被列为2020抗衰老年度里程碑，也毫不意外地收录在时光派的年度总结之中。
相较他那位炙手可热的同门师弟David Sinclair（大卫·辛克莱），Kennedy教授算得上不露锋芒，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维基百科页面都没有（搜索引擎经常把他和一位同名的北爱尔兰流行歌手搞混）。
北爱尔兰流行歌手Brian Kennedy｜还挺帅！
“悄悄搞研究，然后惊艳所有人”可能是他的座右铭。但从他的学识作为和从业履历来看，他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同道；现年54岁的他，算得上当之无愧的衰老科学泰斗。
在肯尼迪的人生故事序章，“修身”的“修”，不是“修行（cultivate）”的“修”，而是“修复（recover）”的“修”。
不那么准确地说，他“死”过两次：
第一次是出生时，他一出生就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如果不是反复多次的外科手术，他可能活不过周岁。
第二次是22岁时，遭遇的严重车祸，多处骨折、气胸、内脏损伤、大失血、休克、昏迷……
第一次“完全修复”前后花了7年时间，而第二次“完全修复”，得益于当时美国最尖端医疗技术，仅用了6个月。
两次“死而复生”经历，让他震惊于年轻人体强大的修复能力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当他升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学习之后，他在思考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时，思绪又回到了年少时光：
年轻的自己能从那么严重的损伤中全身而退。可如果变得再老一点的话，身体修复能力大幅减弱，纵使有更先进的医疗保驾护航，别说车祸了，一场小感冒都可能要掉自己的命。
为什么人会变老？为什么变老后身体修复能力明显下降？可不可以不变老？
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促使他选择了当时“四顾尽荒野”的边缘学科——衰老生物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顺理成章地加入了Leonard Guarente（伦纳德·瓜伦特）的实验室。
在网上能找到的肯尼迪教授为数不多的老照片
瓜伦特告诉他：“你有一年的时间跟着我去开创一些崭新的东西。”于是乎，肯尼迪和同窗宵衣旰食，盯着酵母细胞24小时连轴转，发现了一些比同类寿命长出50%的酵母细胞。
再然后，在这些神奇的酵母细胞上找到了当代抗衰老医学研究的基石之一——长寿蛋白Sirtuins。
世界上第一篇把Sirtuins和生物衰老联系起来的论文出自肯尼迪之手
从瓜伦特实验室博士毕业后的肯尼迪，带着“将衰老研究从简单生物转化到哺乳动物以改善人类健康”的心愿，不仅盯着培养皿里那些简单的酵母细胞了。
他和同门师弟Shin-ichiro Imai（今井真一郎）同年入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物化学系助理教授，几年后升任副教授。
在此期间，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另一条与衰老密切相关的途径——mTOR，他开始研究雷帕霉素在小鼠身上逆转衰老的作用，从酵母细胞走到了哺乳动物。
由于他在衰老研究领域的众多开创性成就，2010年，他被世界上第一家专业研究衰老的研究所——巴克衰老研究所（Bu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聘任为首席执行官（CEO）。
成为巴克“家主”，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肯尼迪，并未意识到危机正在袭来：
肯尼迪教授于巴克衰老研究所
巴克研究所背负着超过8000万美金的“房贷”，而收入的主要来源——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拨款却连年缩减，致使巴克研究所面临着巨大财务压力。
即使肯尼迪上任后将十分之一的园区用于出租。收到的租金、加上联邦拨款、再加上企业捐赠，还是无法覆盖设施维护、人力资源和研究经费所消耗的成本。
连续赤字5年之后，虚弱不堪的巴克被格拉德斯通研究所（Gladstone institute）盯上，格拉德斯通意欲将其兼并。
拥有350多名研究员的格拉德斯通，和裁员后仅剩21名研究员的巴克，完全不在一个可比较的平台上，但作为巴克CEO的肯尼迪仍坚决反对此合并案。
格拉德斯通研究所依托加州大学，主要进行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症和艾滋病的研究；诺奖得主山中伸弥曾在此进行过博士后研究，现被聘为高级研究员
不久之后，肯尼迪便“辞职”了，支持合并案的巴克董事会成员Edward Lanphier接任CEO职务；
短短20天之后，职权又平稳过渡到格拉德斯通病毒学研究所前副主任Eric Verdin手中。
所以，外界纷纷猜测：肯尼迪“不是辞职，而是被踢出”，而Eric Verdin正是“格拉德斯通送到巴克的‘特洛伊木马’”。
就肯尼迪而言，卸任巴克CEO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在日后的访谈中他也毫不避讳地承认，在巴克主政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承受着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
在“管家”这件事情上周旋足以让肯尼迪精疲力竭，在巴克的几年里，他的学术生涯有些原地踏步，并未取得更多突破。
随后巴克发出的关于辞职风波的官方新闻通稿中也提到：“肯尼迪教授辞职是希望将全部时间都花在巴克的先锋科学研究之上。”
从巴克行政岗位上离职但保留了研究职务的肯尼迪，终于能腾出手，去推动他的心愿再进一步——从哺乳动物到人类。
恰好，一个更好的机会找到了他。
他被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NUS）邀请担任特聘教授。
当然，远不止于此。
2017年的新加坡，65岁以上人口在全国人口占比达到了13.7%，是1980年的近3倍，并且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23%。
老龄化危机加速袭来，新加坡政府迫切需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如何为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养老，变“老龄”为“乐龄”？
新加坡“乐龄”养老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教会老年人使用电子设备，融入现代社会
全球应对老龄化最成功的国家当属日本，但“日本模式”擅长的是优化养老环节，在主动干预衰老、延缓和逆转衰老上的举措几乎为零。
新加坡的野心不是照抄日本，而是要大迈一步，对衰老主动出击：
一方面减少老年衰弱，明显提升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也让老年人“退而不休”，缓解国家劳动力匮乏的危机；
另一方面终结老年相关疾病，减少医疗经费开支，利国利民。
国立大学系统健康长寿研究中心（Centre for Healthy Longevity of NUHS）应运而生，该中心旨在通过领先的衰老生物学研究，开发和实施最新的衰老干预措施，以延长新加坡人的健康寿命。
为这个新成立的国策机构挑选一位合适的掌门人并不容易，肯尼迪的到来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有梦想、有经验、也有能力。
肯尼迪同样明确地意识到，新加坡和美国相比，更可能实现他的心愿：
一是，与美国两党徘徊，一党上台立刻推翻另一党既有政策的局势不同，新加坡执政党稳定，有利于一项政策的长期实施；
二是，与美国混乱贫瘠的健保体系相比，新加坡有城市国家先天优势，也有大量医疗经费投入，先进医疗能照顾到每一位老年国民；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有领导全球抗衰老革命的强烈意愿。
双方一拍即合，“你刚好需要，而我刚好专业，一切就是那么自然。”
肯尼迪教授在NUS的实验室成员
成为中心主任的肯尼迪，是当之无愧的新加坡国“抗衰老国师”。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推动实验室里的抗衰老研究，落地转化为促进人类健康衰老的干预措施。
现阶段，肯尼迪教授和新加坡的目标是：把老年疾病（包括衰弱）的发病时间压缩得尽可能短，争取让国民保持更长久的健康寿命。
为此，他主要做着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开发衰老标志物：包括甲基化时钟、炎症标志物、生理指标，甚至是面部识别，尽快识别出那些加速衰老、亟需干预的老年人。
另一件事，在人类身上测试对动物模型有效的延寿干预措施，先是运动干预和比较安全的天然产物，如AKG、NAD+前体；之后再尝试激进一些，挑战抗衰老的“金标准”——雷帕霉素类似物。
科学的进步并不仅仅造福少数人，尤其是抗衰老科学，出现就是为了惠泽众生的。肯尼迪教授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希望自己找出的干预措施是经济便捷的，能够真正做到普适。
肯尼迪教授十分关心中国的抗衰老事业，早在2009年，他便受邀担任广东医学院（现称广东医科大学）衰老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广东医学院报》的新闻报道
今次，肯尼迪教授受到时光派约请，从繁忙公务中抽出宝贵时间。在首届衰老干预论坛上为中国热衷抗衰老事业的朋友们，介绍了抗衰老研究最新进展，还毫无保留地分享了新加坡对抗衰老的成功范式。
新加坡现在的人均寿命已达83岁
说过“我们并不打算只让亿万富翁延长寿命，而是要让所有人寿命更长”的肯尼迪，还能为全人类抗衰老事业带来多少惊喜？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