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黄琳
9月1日，“深圳将学习新加坡住房模式”登上微博热搜。这源于8月28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学凡在一场发布会上表态，“新加坡是深圳学习榜样，未来深圳市60%市民将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
为实现以上目标，深圳将展开成规模的建房行动，包括商品房和公共住房。对于后者包含的公共租赁住房，深圳希望通过5至8年时间补短板（每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10万套），以此稳定房地产市场，让市民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从时间来看，此番表态距离“深八条”颁布不过一个半月。近段时间，深圳在房地产方面连番举措、动作频频，无疑是下定决心要维护房地产稳定均衡发展，平衡市场供给和人民对居住环境的需求。但是，即便是照搬新加坡模式，是否就能帮助深圳实现“住有所居”，还是未知数。
逐渐靠拢
深圳学习新加坡的前提是二者有相似之处。
从城市发展来看，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岛国，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经济实力过硬。据统计，该国2019年拥有570万人口，国土面积约724.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7500人/平方千米。
深圳作为中国人口密度排名前十的城市，40年来常住人口增长42倍。与人口一同飞速增长的，还有深圳的经济。2019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5万元，稳居国内各经济特区之首。
“深圳和新加坡拥有很多相似性，”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些相似性包括外来人口规模比重大、城市用地相对紧张、经济实力强劲等。正因如此，深圳要学习借鉴新加坡住房模式有较好的基础。
拥有相似发展路径的二者亦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住房困境。
如今快速发展的深圳人均居住面积仅有27.8平方米，低于国家和广东省最低标准线。许多人陷于仰望商品房，却住不进公共住房的困境。如何破局？深圳将目光聚焦在新加坡模式上。
新加坡建国初期曾经历住房危机，匮乏的住房难以容纳加速增长的人口，数以千计的人居无定所，“新加坡住房模式”应运而生，即通过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建屋发展局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组屋，满足各种家庭结构多层次的住房需求，从而形成严格分配管理、有效抑制投机的制度，实现“居者有其屋”。
实际上，为解决住房问题，深圳曾在2018年就借鉴过新加坡住房模式进行“二次房改”，即是将政策性住房（人才房、安居房、公租房）的占比提升至六成，让中低收入的人们得以改善居住环境。
“深圳‘二次房改’已将政策性住房提升到60%，可以说是达到国内目前最高比例，这其实也是在向新加坡住房模式靠拢。”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新加坡住房模式主要是解决深圳住房失衡的问题，特别是给中低收入的人群提供住房机会，毕竟生活在深圳的人有70%还没有房子。
如何落地？
在舆论对深圳学习新加坡模式议论纷纷之际，不少人对深圳借鉴新加坡模式的落地实施提出质疑。
质疑的焦点多是围绕外来人口与公共服务资源配套。有网友认为，新加坡模式针对的是本地常住人口，以此避免其他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因廉价住房蜂拥而至。即是，外来人口不享有组屋优惠政策。
但深圳不一样，“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有1343.88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849.1万人，占比超63%。外来人口数量庞大，如何将此模式落地，以实现“住有所居”，仍是深圳一大挑战。
此外，深圳学习新加坡模式后如何实现配套资源平等分配，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是否又能跟上住房政策改革？
严跃进认为，近两年来，深圳楼市显露出的一大问题就是教育资源的稀缺，这是新加坡模式没有重点提及的。因此，在解决深圳当下住房困境的同时，教育资源的供给和分配均衡化也是需要关注的内容。
“单纯依靠政府主导房地产市场会造成财政上不小的压力，”严跃进建议，可参考德国的租赁市场模式，通过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等推进深圳楼市改革。
宋丁认为，深圳过去积累的问题较多，特别是违法建筑等，新加坡模式并不适用。“此外，目前紧张的用地问题和用地成本是‘新加坡模式’并未涉及到的范畴，这一用地问题也是深圳‘二次房改’面临的问题。“他说，包括深圳有大面积的城中村等问题待解决，一旦相关政策出台，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解决。
时值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如何结合自身复杂的现状，学习借鉴新加坡住房模式，解决当下的住房困境，深圳仍需不断地摸索和反复地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