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7月1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歌台是新加坡独特的文化，有其特殊意义。新加坡歌台文化可追溯至上世纪20年代末，那也是许多中国歌舞团南来献艺的年代。战乱期间，艺人都无法回国，有些选择留在新加坡，从而造就歌台文化的前身。
7月3日，新马娱乐文史研究者苏章恺将进行线上讲座，主讲“舞榭歌台，前生今世”，他将谈到1942年新加坡最早的一家歌台“大夜会”，并讲述新加坡歌台文化历史。
研究艺人而认识歌台文化
苏章恺过去除了致力于研究潮州戏曲，也持续多年收集庄雪芳、王沙、野峰等新加坡早期艺人的资料，曾经与他人联合编辑《雪霓芳踪庄雪芳》，掀起一阵庄雪芳热。2019年年底，苏章恺编著的《弟喂！做人阿甲阿甲就好》由潮州八邑会馆、南华潮剧社、杨启霖潮州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出版，同样掀起新加坡本地人对“喜剧双宝”的怀旧热潮。据了解，他12岁时就开始搜集“喜剧双宝”的资料，直到2019年才将多年积累的心得整理结集成书。
苏章恺说，从旧报章的歌台演出广告等历史文物，可寻找到本地舞榭歌台的前生今世。他本身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庄雪芳、王沙、野峰等新加坡早期艺人，对早年新加坡歌台的历史有一定的认识。
庄雪芳、王沙、野峰都是歌台出身，更是早年本地歌台的代表人物。庄雪芳曾在歌台演唱，十几岁就在歌台走红。王沙、野峰更不在话下，在歌台文化占有一席之地。苏章恺说，因为研究庄雪芳、王沙与野峰的缘故，为了寻找他们三人的资料，从中也找出了很多歌台的资料，很自然地接触到本地的歌台文化，从中了解到，过去的歌台跟自己成长时期所认识的歌台原来很不一样，因此渐渐地成为自己研究的一部分。
本地首个歌台始于日据时期
一般认为，新加坡本地歌台最早始于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第一个歌台就是日据期间在大世界游艺场设立的大夜会歌台。但苏章恺认为，由于资料的关系，大夜会歌台之前是否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歌台，目前还不肯定。
早年的歌台一般结合了茶楼、茶馆文化，听众到歌台去，在那边喝杯茶、点个饮料，而歌台有乐队和歌手演唱，客人享受歌台提供的娱乐节目。
苏章恺说，早年歌台的阵容并非很大，从旧报刊的资料知道，那时候的歌台基本上都是四、五个成员组成的乐队，以及三、四个歌手。大夜会歌台出现之后，本地后来又出现了名为“安娜食堂”的歌台，另外还有体育馆歌台、愉园等舞榭歌台，这些歌台形成了新加坡最早的歌台文化雏形。
1945年日军投降后，大世界游艺场出现新创办的仙乐歌台，这也是新加坡在战后出现的第—家歌台。
歌台文化随时代改变
歌台演出在声色光影下一路走来，从黄金时期走到低谷，又从低谷得到转机，历经沧桑变化后，在新时代以新面貌出现。
苏章恺说，这些年来，本地歌台文化随着时代发展一直有所变化，其中经历了高低起落的发展和变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歌台文化。例如1950年代初的歌台，文化底蕴较深，有合唱、大合唱，甚至上演曹禺名剧《雷雨》等话剧，因此吸引了很多文教界人士前去观赏，观众中就包括了报社编辑、学校校长、教师等文化人。
1970年代一度兴起流动歌台，因中元会、商会的邀请而设，因为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所以称为“流动歌台”。八九十年代，随着甘榜(马来语：村庄)的大量消失与组屋区的规划、形成，歌台又有了不同的变化，形成了草根性较强的表演。
为了迎合小市民，本地歌台后来渐渐走向通俗化，甚至给人低俗的感觉。21世纪初期，歌台一度往下坡路走，歌台艺人在当时也被认为是“路边摊”艺人。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有本地导演执导了一部以歌台为题材的电影，使到人们又关注起歌台文化，也使到歌台文化有了转机，吸引了不同阶层的歌台观众。
苏章恺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歌台也进入了摄影棚、直播间，至于在摄影棚录制的直播秀、直播歌台会不会成为歌台的新常态或是新趋势，这就要请大家拭目以待了。(黄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