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长明
原载/新加坡《今日报》Today 译/新加坡眼
日前，一个BBC作者评论，说在新加坡，法律没有把个人自由置于集体责任心之上。这话没错。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从新冠疫情，我们很清楚见到崇尚自由的社会与重视责任心的社会存在悬殊差异。
先说两点。首先，新加坡所有道德规范的基础是责任心，而不是权利。我们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凡是有道德感的人，不可能凡事随心所欲。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
其次，在人类史上，新加坡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这个岛国上聚居了570万人，每平方公里有近8000人。不像其他高人口密度的迷你国家的公民，如摩洛哥，新加坡人无法迁居到邻国，无法逃离岛国的喧嚣和拥挤。
如果人们有整个大洲可供自己随意迁徙，崇尚自由自然而然成了天经地义。很遗憾的是，21世纪的地球再无多少资源可供人类使用。我们若不自律，这个世界是不够让我们挥霍的。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形象地提醒了我们——同个地球，同个世界。疫情本受限在一个你我不是很熟悉的城市，现在却成了全球人人心腹之患。
目前的科研显示，人们只有宅家，避免与他人接触，才能遏制病毒的传播。对那些认为自己有权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人来说，强令宅家简直不可思议。
在柏林，示威者大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认为自己是“主权人民”，没有义务遵守政府的约束。在美国，持枪上街的维权人士要把自己的州“解放“出来，拒绝政府干涉个人自由。
从戴不戴口罩也看得出人们崇尚的是责任还是自由。
经常到访日本的人不难发现，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十分常见。他们感冒或咳嗽时戴口罩，避免病毒传播，体现了社会良心。
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和新加坡政府劝导人们没生病就不要戴口罩，把库存有限的口罩留给更有需要的人们。
在政府发放免费口罩时，一些有责任感的人们不去领取，选择把口罩让给前线医疗人员。
同时，仍有些人坚持戴口罩，他们并非担心把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而是担心被人传染。
有个人去看医生，说自己耳朵疼。医生发现了病因——她戴了三层口罩，勒得耳疼。
现在，政府强制人人戴口罩。我们知道，无症状带病毒者也能传播病毒，因此，戴口罩是为了保护他人，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大多数人能理解也能照办，但不是人人如此。
多年前，我在国会提出《赡养父母法案》时，明白了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是有责任心的，可以信赖，他们能正确行事。但是，总有一小撮人死性不改，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他们不会自觉。
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以执法来保障抗疫措施的贯彻。
有些人认为，违反居家隔离令就被判坐牢，量刑过重。如果人人都能自觉，执法当然无须如此严厉。 令人遗憾的是，实情并非如此。我们发现，有些被令居家隔离的人无视限制，我行我素。
所有的这些限制措施——居家隔离、戴口罩、保持人际距离——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
即便大部分人有责任心，遵守措施规定，但是，只要出现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坚持个人权利不受限制的超级传播者，完全可以引爆新一轮传播。
如果被迫再次封城，那么，人人之前的辛苦和牺牲就完全白费了。
这种威胁集体利益的反社会行为，必须面对后果。
在新冠抗疫中，法院的判决希望能起两个作用。
首先，形成阻遏作用——杀鸡儆猴，刑罚必须足够严厉，才能警戒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其次，更重要的，表示唾弃——必须发出强烈信息：无论崇尚自由主义的其他社会对此有什么意见，新加坡的态度是绝不姑息这类缺乏社会责任心的行为。
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人们担心违法的后果。警察再多，违法分子总有漏网之鱼。
社会规范力更为重要。社会压力能约束反社会行为。
那些自由主义思维爆棚的人们对自己的个人自由受限，忿忿不满。
在外国，封城之后海滩没人了，于是有些人就去了。被质问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海滩根本没有其他人，我在这里会造成什么危害？
事实是，这些人利用了大部分人的社会责任心，放纵自己自私自利的行为。
社会必须对这种名为崇尚自由，实为自私自利的行为发出绝不容忍的强烈信号。集体的利益远远在个人的权利之上。
有些自由主义者幸灾乐祸，说新加坡的这些约束措施并不能阻止疫情的爆发和恶化，现在都两三万人确诊了。
对此，我有两点观察。
首先，国际上以确诊病例人数作比较是具有误导性的。让病例人数维持在低水平并不难，只要少检测，少统计，就可以了。
新加坡的病例人数高，主要是检测做得多。其他国家不见得对无症状病人做积极检测。
其次，重要的应该是病死率，也就是病死人数与确诊人数的比较。
病死率能让你知道疫情的轻重。截至5月17日，新加坡病死22人，病死率为0.08% 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统计，韩国的病死率为2.38%，香港为0.38% 我们来看看海外新加坡人聚居的三个国家——美国的病死率为6.02%，英国为14.17%，澳大利亚为1.4% 为什么新加坡的病死率这么低？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首先，新加坡谎报死亡人数。
这不可能。如果谎报死亡人数，殡仪馆早忙坏了。
无论如何，即便新加坡的病死率加上10倍，也只是0.8% 其次，病毒传播到新加坡之后，发生了变异，毒性降低了。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新加坡并无神奇的避瘟能力。
再次，或许新加坡的医疗系统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都好。大概只有极其狂妄的民族主义者才会相信吧？
那么，我们只剩下第四个可能性——其他国家统计新冠确诊人数并不准确。
各国确诊人数高低，在国际上做彼此对比，经常是政治对弈的弹药。
面对愤怒的选民，政治人物利用“确诊“人数来证明自己比其他国家领导人强。然而，这种不实的比较远远不只是”谁家强 ，谁家弱“的口水战，而是会对我们造成实质的影响。
将来，当我们恢复国际旅行时，许多新加坡人会回去他们在海外就读的大学和工作岗位。
如果这些国家隐藏着大量感染源，那么，这些新加坡人再次回到新加坡时，或是这些国家的居民到访新加坡时，很可能引发又一轮疫情爆发。
犹记三月初，新加坡疫情仍为可控，是一轮输入病例和违反居家隔离令的人们引发了此轮爆发。
如果我们以韩国的病死率为参考，那么，澳大利亚的确诊人数看来是准确可靠的。
那么，美国呢？如果按2.38%病死率，美国的确诊人数应该有376万人，也就是说，有228万个病例仍未浮出水面。
英国的情况也很令人担忧。按2.38%病死率，英国确诊人数应该是146万人，比英国统计的要多100万人。
人人不愿受阻断措施限制，要恢复正常生活。一些政治人物不顾医学专家苦心劝说，一心要解除限制，说自己愿意承担风险（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
如此的承担风险，后果将是一条条的人命。 有些人会说，自由可贵，值得，大不了死几个老头儿。如果这是他们的国家共识，我祝他们好运。只求你一事：别把死亡输出到其他国家。
象新加坡这样地窄人多的国家，责任远远比自由重要。
直到人类战胜新冠，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约束不能免。
下次你耐不住宅家之苦的时候，提醒自己——你受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人，为了朋友，为了邻居，为了千千万万的路人甲路人乙；你为了他们的安全所做的这一切，他们会感谢你。
作者温长明（Walter Woon）是法学教授，曾任新加坡总检察长、官委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