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这个名字在新加坡重逾千斤。他是新加坡的“国父”，对新加坡独立建国、经济腾飞、政治发展影响重大。
史书工笔对其褒贬不一，但无一人可以否定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新加坡在短短的50年时间里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说李光耀居功至伟，大概不会有多少异议。稳定的政治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府、“居者有其屋”、管理严格的花园城市，这些使新加坡闻名于世的耀眼符号都与李光耀紧密相连。
回顾往昔，李光耀总理的蓝图与大计如今或是一一实现，或是进展飞快。然而，他在1982年立下的一个目标却至今尚未完成，甚至大有背道而驰之象。
这个至今未能实现的Flag是什么？
01. 倒下的Flag和不倒的外劳
在1982年的新年献词中，李光耀定下了一个事关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十年大计”：要在1991年，也就是十年之内，实现劳动力均由本国人组成的宏愿。
这“十年大计”却没能如李光耀设想的一般得以实现。80年代，新加坡的外来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左右；90年代，这个比例却一度飙升到了三分之一。
把这个“Flag”放到如今来看，更是完全站不住脚，和李光耀最初的设想也是大相径庭。据人力部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新加坡的外来劳动力人口数达142万，同期新加坡的总劳动力人口数则是378万，外来劳动力人口在总劳动力人口中占比37.7%。
图片来源：MOM官网
然而，我们不能用“上帝视角”去指责他当时的规划是错的。李光耀当时之所以会立下这样的目标，事出有因。
新加坡早在70 年代就已实施输入外劳计划，在 1971 年前后每年由马来西亚输入超过四万名劳动力。当时政府大力发展工业，引入多家大型工厂，后来劳工短缺越发严重，所以放宽输入国来源至斯里兰卡、孟加拉、菲律宾和泰国。
时任财政部长韩瑞生当时就曾指出：新加坡不能仰仗大量外籍劳动力，国人还得靠自己。
到了80年代，李光耀研究了法国、英国和当时的西德的劳动力形势，在这几个国家，大量外来劳动力延伸出很多的社会问题；而本国国民占劳动力比例更高的日本，则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少的社会问题。
在新加坡本地，低薪和劳工密集行业大量存在，既令企业缺乏升级动力，更压低薪资增长，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参考以上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李光耀认为，对新加坡来说，依靠大量外来劳动力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都不可取。于是，他提出了调整劳动力组成的“十年大计”，希望新加坡可以在1991年实现劳动力的自给自足。
现实却总不尽如人意。在经历了飞速发展的20年之后，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房产供过于求、以及西方经济衰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加坡陷入首次严重经济衰退，1985年的经济增长萎更是缩至负数。
1985 年的经济衰退打消了新加坡收紧输入外劳的念头，甚至取消了他们为中央公积金供款的制度，只以外劳税取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外劳成本低廉，且没有出现严重干扰社会的行为；加上新加坡本地出生率低，本地居民不愿从事基层服务和建设工作。新加坡需要外劳填补职位空缺和增加基建，嘴上说着要考虑外来劳动力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却对外劳人口增长少有管制。
到了1990年，新加坡外来劳动力数量不但没有归零，反而相较1980年达成2倍以上的增长。1970 年到 2010年的五十年里，新加坡总劳动人口增长近5倍，外来劳动力人口增长更是超过5倍。
图片来源：移民政策研究所（MPI）
李光耀立下的Flag就这样轰然倒塌，而外来劳动力，也似乎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屹立不倒。
02.
外劳与本地人的“拉锯战”
外来劳动力在新加坡扎下了根，也在一部分新加坡本地人的心头扎下了刺。
对相当一部分的新加坡人而言，外来劳动力始终像他们哽在喉咙的一根刺，万般地另他们不舒服。2019年12月，由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半数新加坡人认为外劳带来更高犯罪率，并且不应与本地人获同等薪酬！
这样的对抗情绪当然不是第一次出现。
2008 年，新加坡1400名本地居民联合上书反对附近的外劳宿舍启用，理由是担心犯罪案件的增加和造成楼价下降；2011 年，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创新低，主要原因就是本地民众不满外来劳动力抢走职位，两个群体之间的磨擦日益增长。
2013年2月16日，在新加坡的芳林公园，出现了罕见的抗议政府的集会，上千名民众参加了抗议活动，这也是新加坡近年来的一场最大的抗议集会。
民众抗议的内容是新加坡政府于2013年1月29日公布的《人口白皮书》，在这一《人口白皮书》中，新加坡政府表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以及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将继续引进外来人口。预计到了2030年新加坡人口规模将增至690万，比目前增约30%。新加坡政府也表示，新加坡这个人口稠密的岛国，在20年内，其总人口的近一半将由外国人构成。
白皮书公布之后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本地民众对一系列问题表示担心：到2030年新加坡人是否仍是新加坡居民的核心；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可否应付人口增长以及外国移民会否侵占新加坡人的工作学习机会等。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此次抗议集会的发生。
外来劳动力在这种挤压之下，自然做不到一直逆来顺受。2012年及2013年，先后出现了中国的外劳巴士司机罢工及南亚移工于小印度造成骚乱的事件，这在新加坡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
2013年小印度骚乱现场图片
新加坡本地人与外来劳动力就这样陷入了长久的“拉锯”战。究其根本，外来劳动力的引进不仅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本地人对外来劳动力人口的接受程度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新加坡一直大刀阔斧地引进外来劳动力，基础设施如公共运输及住房一度不胜负荷，本地人能得到的工作机会更是减少，进而引起民怨，一部分本地人随即将不满的矛头转向外来人口。
新加坡的外向型经济和种种其他因素，决定了新加坡经济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劳动力。而怎么样让新加坡人更容易接纳新加坡发展需要的外来劳动力，这是新加坡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03.
坚定而纠结的外劳政策
回顾近十年新加坡政府对外来劳动力制定的相关政策，事情逐渐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2011年，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但反对党因在一系列积怨甚深的议题，如外国移民上，获得了民心，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人民行动党因而在选举中收到了不小的影响。
一周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新加坡不能持续增加外国劳动力，而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实际上，自2011年大选之前，新加坡的外劳政策就开始明显收紧。2012年2月17日，新加坡政府公布的2012年财政预算案显示，将进一步收紧外劳政策。
2013年，新加坡外劳政策再度收紧。一系列收紧外劳政策的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削减外籍劳工配额、提高外籍劳工税、调整发放给外籍劳工的签证制度等。
2014年，越来越多雇主开始反映：新加坡人不愿意从事某些工作。对此，时任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的回应是：“如果工资足够高，我认为，会有新加坡人愿意做的。但我也不认为本地人可以填补所有职位，这就是新加坡开放引进外劳的原因。”
同年，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友会的演讲和全国劳动生产率月揭幕仪式上两次强调：外来劳动力人数增长已在可持续水平，目前在收紧外劳数量方面，不会有其他重大措施。他指出：如果当局继续收紧外籍劳工数量，一些企业将无法生存，这会导致许多国人失去工作。
2014年9月，新加坡推出了“公平考量框架（Fair Consideration Framework）”，遏制雇主在招聘时对新加坡人的歧视，同时给予那些给新加坡人公平机会的雇主更多支持。在新加坡为外籍员工申请就业准证的雇主，除非得到当局豁免，否则都须在新加坡全国职位库刊登14天的，以吸引本地求职者。
图片来源：THE ASEAN POST
有了框架后，外来人才流入新加坡的速度确实也呈现出放缓趋势。之后的几年里，新加坡的外劳政策仍是逐年缩紧的状态，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工资标准、降低准证配额及提高准证申请费用等等一系列举措。
2020开年，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就表示，新加坡人力部将更新“公平考量框架”，释放出外劳政策不会有丝毫放宽的信号。
可以看到，近十年来，新加坡外劳政策整体趋于紧缩，政府在控制外来劳动力方面立场坚定；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总能看到这“坚定”中透露的一丝丝“纠结”。
无可否认的是，外来劳动力对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首先，外劳使新加坡的劳动力结构更为完善，帮助新加坡经济实现多元化，对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也贡献颇多。在1992-1997年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外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9.3%。而在亚洲经济危机新加坡经济增速降至3.1%期间，由于新加坡限制外劳流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有0.1%。
其次，外劳在填补新加坡劳动力空白的同时，事实上也促进了新加坡本地劳工就业增长。外来劳动力特别是低薪外劳的存在，让新加坡降低了整体工资水平，增加了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可以说，新加坡的纠结就体现在对外来劳动力既“依赖”，又“限制”。总体而言，新加坡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大量吸收外劳助推经济，但在经济波动和下滑时期则收紧政策关口，限制外劳的流入。
这份“纠结”并非无据可查。
外来劳动力带来的问题不可忽视：
第一，大量使用低薪外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多，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新加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第二，一些低薪外劳在新加坡还面临生活环境恶劣、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完全保障等问题，这次疫情在新加坡劳工宿舍中的大规模爆发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第三，外来劳动力人口的涌入确实会对本地人的就业和生活造成挤压。
所以，新加坡政府坚定地缩紧外劳政策。
但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萎缩已成为新加坡难以扭转的趋势，这也就决定了：新加坡必须输入外来劳动力。
就像新加坡贸工部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新加坡需要拥有高技术的外来人力，协助发展新兴行业。新加坡也需要外来劳动力，应付建筑业、制造业、医药保健及社会服务业的人力需求。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李光耀总理1982年提出的“零外劳”计划究竟能否实现？
或许我们可以从今人的回答中窥见一斑。
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2月4日在国会答复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的口头询问时，就是否能将外籍劳动力调控至零增长这一问题表示：这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层面会对经济造成影响，也必须经过一番权衡。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来劳动力到底是否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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