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断措施下的新加坡社会与公民素质

作者:胡月宝

2019冠状病毒疾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蔓延地表,揭开了很多隐藏着的真相,不管这些丑陋的真相是基于什么原因,如何被深埋着;一场海啸般的全球疫病逼着全人类正视问题,不管你如何极力否认逃避。

对小岛国来说,这场战役是极其艰难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成功因素都不在我们这边。难度之大可谓是仅次于上世纪60年代建国初期。人口普查显示,新加坡人平均年龄为42岁;换言之,对一半的人口,尤其是成长于80年代的许多人来说,这是初体验。

阻断措施下的新加坡社会与公民素质

对小岛国来说,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极其艰难。(档案照)

此次抗疫让我们再次深刻认识体验到岛国的脆弱。这是不幸,却是及时响起的警钟。尤其这20年来,我们总是自诩面向世界,高度开放,也沾沾自喜地认为怀抱着全球,高枕无忧。孰不知,平日的优势在疫潮来袭时,让我们陷入避无以避的窘境。

以“地利“来说,抗疫战上半场,我们面对的仅是来自一个地方的病毒,因为沙斯(SARS)的经验,所以相对从容有致。下半场,我们的坦然积极面对态度,迎来了来自全球的病毒。不论是自己的国人,还是在这里贡献效力的庞大外国劳动队伍,我们都一视同仁,责任和道义都是如此。这是来势汹汹的新问题,但我们相信自己的应变能力。

然而,不管怎么做,就是无法锁国。因为这个蕞尔小国,低自最基本的民生物质资源、劳动人力与物力,高至各种经济金融商贸活动,我们都与世界命脉紧紧相连。

打个比方,对一个跑快了就掉入大海,飞机一起飞就进入别人领空的弹丸小国,凭什么锁国?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此外,相较于很多国家一开始隔岸观火,到火烧上身以后马上不管三七二十一,采取紧急断闸的阻断机制,或有些地方仍然局部抗疫,实则两害相权取其轻地局部抗疫,实则放任自流,寻求集体免疫的两种极端做法,我们边走边抗疫的中庸之道,过程虽较漫长而形式严峻,但成效还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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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加剧,新加坡政府宣布从4月7日起落实为期28天的病毒阻断措施。图为4月7日的鱼尾狮公园。(邝启聪摄

待大局初定再论各地抗疫成效,未为晚也。因为,紧急喊停,疫情缓解之后的种种骨牌效应是什么?各国因疫情重挫之后的后续如何?怎么恢复和平时期的国际关系,甚至于重组国际新局势与新秩序?从政治、经贸到民生供需的种种问题?这自然不是市井小民如你我所能理解的。

以“天时”来说,疫病初发时,中港台刚好是春节期间,经济活动基本暂停,学生也都在放寒假。那时,人口密集的工厂、学校,基本上是空无一人的。因此,要按下暂停键,控制人流是相对“实际可行”的。但新加坡的情况不同。在1月份,我们已在日常的紧张忙碌,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状态中。

更具体地说,我们其实刚好进入工作轨道之际,准备高速奔驰之际。传统上,新加坡人的工作引擎是在1月份开始发动的,华人新年短假结束后,便进入“周一才开始,怎么又到了周末”的忙碌状态;年中6月稍微放松一下,然后直奔年末,此刻突然喊停,得做好多少准备啊?例如大部分家长要能居家工作、孩子才能居家学习;大部分人不上班,交通系统才能有效落实安全距离。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可不是断路器三个字,一声令下就可以化为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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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月18日新加坡金融区一带的上班族在等待过马路。(陈渊庄摄)

以“人和”来说,人口密度极高的小国竭力保持日常生活状态是必然,也不得不如此。因为人人都是新加坡这副机器里的一个零件,任何人的移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设法不对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不停工不停课,以科学抗疫是务实、诚实的做法。然而,这对岛上每一个人的自觉意识和配合度等素质,要求都是最高的。

总之,地利与天时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这是立国的先天条件使然,是好是坏,我们的处境都很被动。但“人和”则是可以把握的。无奈,在这场战役中,“人和”或许就是我们最弱的一环,偏偏却是最关键的。从第一个社区感染群出现,逐渐形成连锁反应,到后来的遍地开花,乃至最后疫病攻陷弱势群体,不管哪一方面的弱势状态,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或精神心理素质,都是病毒攻击的致命伤。日日密切关注着疫情形式变化的你我,难道真的没有预见到最坏的情况?如果我们都能预见,但无法阻止,我们该如何反思?

说实在的,在国家管理层面上,政府和各个抗疫部门表现已是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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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疫情发生后多次发表全国讲话,吁请民众努力配合病毒阻断措施。(李显龙总理面簿)

自1月疫情开始出现,只要稍加留意,相关抗疫部署策略已坦然告诉国人,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随时调整、灵活部署的抗疫策略其实早已形成,并无所谓松懈或疫情反扑。如果说当中须要什么检讨的,便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否太高;在边走边抗疫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上下一心,步履是否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不如很多地方,也必须检讨。

所以,是否问问自己:我们呢?

在病毒阻断措施实行之前,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就明显是让很多人掉以轻心,暗地衍生更多复杂问题的要害。

“断路器”一拉起,事态严峻时,多少人真正理解其中的涵义与目的,并齐心协力,共赴“国难”?愿意一起面对埋伏着、看不见却无所不在的敌人?还是被慷慨纾困的各种惠民政策转移了视线?还是忙于排解困于家中无法正常活动的个人郁闷?抗疫战中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意识是否人人皆有?天天呼吁的勤洗手、少走动、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等举措,是否听进去、听懂了也做到了?紧急时刻的危难意识,与心存侥幸心理孰重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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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总理呼吁新加坡公众无论外出做任何事都应独自一人,就算是同住的家人也不应该一起运动。(梁麒麟摄)

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形式的公共教育,对我们为什么没有作用?为何还是有不少人存在红灯快亮了也还是冲过去再说的心态?为何最后还是得祭出严峻的法律手段,社会还是摆脱不了Fine(罚款)一语双关词的基调(Fine people to be a fine country)?为何还有人甚至依然故我,无惧罚款?难道我们真的是输在国人的公民素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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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妇女无视法规坚持在小贩中心吃食物,被罚款300新元(约1500元人民币)。

以个人来说,除非必要否则避免外出,是知易行难,我们如何自我协商?因为生活工作全乱了套,困于四堵墙里的我们,如何冷静面对并适当调整?家里平日因为各忙各的,少见面少纠纷甚至各自为政的家庭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维系?顽固老者我们怎么劝服?外送餐食、口罩随地乱丢等衍生而来的垃圾环保问题,我们如何自制?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本来就积存着,但都被忙碌谋生、社会发展等很多更重要的议题压埋下来的。

我们须要反思的时间与空间。阻断措施无奈延长多一个月,我们被迫静下来也好,主动反思也罢,应该足够了。在寻常日子里,人们总是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是否应该问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为邻居、为大家做了什么?这场疫病,让我们理解什么叫“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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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到巴刹和小贩中心巡逻,确保公众遵守安全距离等措施。(叶振忠摄)

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我们最大的敌人根本不是冠病,是我们自己。如何能承认、接受自己随时可能变成,甚至已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这个事实?如何明白没有戴好口罩的情况下,它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安全的有形道具?诚如一位专家最浅显的解释:“我不动,病毒就不动。”扪心自问,停下脚步何以如此么困难?

各国情况不同,优弱势各异,应对处事方式也就不同,本来就没有可比性。放眼四海,各国抗疫态度也各有不同,有勇于承认错误者、有大梦初醒者、更多继续执迷不悟,推卸责任者。新加坡一开始便坦然面对,如今也必须深刻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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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冠病,是我们自己。(档案照)

其中,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万事外求、依赖他人,凡事等候指示的被动态度,急需改变。如何让国人发自内心地爱自己的家园,真正守法讲规矩说道理,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做到智慧并重,则必须是未来社会改革,教育发展里的重中之重。智,乃理性思考、分析归纳创造能力的开发;慧,则是感性体验、推己及人情怀的培养。未来,除了思考生活如何更便利,财富如何更轻易获得;更应该想想如何真正地认识自己,并与自己、与人、与世界、与自然、与天地,都能和平、和谐相处。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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