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锦清
在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 “阻断器” 政策三天后的 4 月 10 日，来自孟加拉国的 30 岁建筑工人鲁贝尔·阿纳布（Rubel Arnab）来到新加坡东部一个劳工宿舍分发当地慈善机构捐赠的口罩和洗手液。
在那里，他没有发现任何测量工人或来访者体温的地方，也没有看到在新加坡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卫生宣传单。这个群体仿佛被遗忘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实施阻断措施之前，市中心的上班族在进入劳工修建的大厦前要接受严格测温，乘坐的电梯每天也会多次消毒。
仅在 4 月 10 日当天，新加坡新增确诊 198 例，而其实在此之前新加坡已经爆出了多起劳工感染病例，也有劳工宿舍因聚集性感染被隔离。到了 4 月 16 日，新加坡累计确诊 4427 例，当日新增创下新高，达到 728 例，其中 684 例为劳工宿舍感染。
连续多天日增几百，路透社曾经把新加坡的劳工宿舍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终于在上周开始被引爆了。
但在一个多月前的 2 月底 3 月初，新加坡还是抗疫“模范生”。当时，除了限制中国湖北、有中国旅行史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入境外，新加坡国内并没有进行封闭性管理。政府也明确表示不建议健康民众佩戴口罩，民众也无需留在家里不出行。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集中在个案上，追溯传播链，细致到街道和场所，防止聚集性传染。
因为当时确诊病例少，这种细致的“佛系”抗疫做法是有效的。随着 3 月中旬大批新加坡人回到新加坡带来输入性病例，情况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回国的新加坡人还是自行在家隔离，家人可随意外出，病毒就随之传播到了各处。进入 4 月之后外籍劳工感染大规模爆发，6 号之后几乎每天新增超过 100 例，直到现在在累计确诊病例里，外籍劳工已经超过一半。
外籍劳工成了新加坡抗击新冠疫情中最不可控的群体。根据新加坡流行病学调查，新冠病毒之所以迅速在劳工宿舍之间迅速传播，是因为出现确诊病例的宿舍中很多人在同一地点工作。
比如 Project Glory 工地感染群的部分患者，是被慕斯达法购物中心感染群中的确诊病患传染的，他们都在同一工地工作。虽然不住在同一宿舍，但他们在工作场所密切接触，休假时也会一起活动。当他们回到宿舍，又会和其他朋友社交、密切接触。
而外籍劳工宿舍恶劣的居住环境又为病毒传播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当携带病毒者和健康劳工混住在一起，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幸免的可能。
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表示，本地目前一共有 120 万名劳工，其中 20 万名居住在专门修建的劳工宿舍。劳工宿舍共有 43 个，由政府官员和宿舍经营者共同管理。还有些劳工居住在工厂改造的宿舍或工地上的临时住房，由雇主公司经营管理。
这些为“提高外籍劳工住宿生活条件”而专门修建的劳工宿舍通常使用双人床，房顶有几把电扇。一间宿舍需要容纳 12-20 个人，再加上各自的生活用品以及悬挂着的潮湿的衣服，整个宿舍拥挤不堪，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根本不可能。
除了拥挤，更可怕的是宿舍卫生状况非常糟糕。100 多位劳工需要共用一个厨房、厕所和浴室，已经不难猜测卫生状况。
居住在目前最大的感染群、有 978 例确诊病例的榜鹅 S11 宿舍劳工们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表示，宿舍里都是蟑螂和蚊子，厕所里也都是水。有印度劳工说，“厨房以及我们的房间里有许多蟑螂。厕所里的小便池里满是尿液，工人踩着尿液走到他们的房间。”同时，在房间里大多数工人都不戴口罩，吃饭时也不能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
这些宿舍本身在建造时就因为内部结构和选址等问题遭受过人权组织的质疑，政府监管的劳工宿舍尚且如此，那些工厂改造的或临时住房就更难以想像，不断爆发的劳工感染病例也让老是被忽略的新加坡的外籍劳工再度显于人前。
新加坡总人口大约 570 万，外籍劳动力就占了近 25%。新加坡给外国人发放的就业许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从事高层次管理或技术工作的 EP（Employment Pass），一类是具备某一方面知识和技术专长并对学历有一定要求的 SP （S Pass），还有一类是发放给非技术类工人的 WP（Work Permit）。
根据 BBC 报道，持“建筑工作准证”也就是 WP 的外国劳工 28 万多，他们主要来自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泰国。其中，孟加拉国人是新加坡目前感染者里数量最多的。还有约 25 万是家庭帮佣，其余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
高度发达的新加坡提供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外籍劳工，而像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又正好可以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来补充老龄化或工业化带来的低端劳动力不足。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力输出地区之一，每年基本上有 250 万人离开原籍国前往东南亚、东亚以及中东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被认为是主要的劳务派遣国，而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则是主要目的地。同时，泰国和马来西亚既是输出国，也是接收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大概还有 20 多万中国工人（2011 年数据），其中不少是在建筑等体力劳动岗位。中国工人在狮城权益受损的新闻也经常登上国内外报纸，2011 年曾经有过一份中国工人劳动权益报告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从内容上看，宿舍条件、工资待遇、社会歧视和人身保障等待遇，比起今天的印裔劳工或孟加拉裔劳工只能说好的有限而已。
来自东南亚的劳工基本以短期雇佣合同工作，通常承担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和困难（Difficult）的“3 D”工作。通常受过良好教育的东道国当地人不愿在低工资的苛刻条件下从事这些工作，同时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缺口非常大。新加坡和泰国就是如此。
为了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东道国公司不断招募来自东南亚劳工来从事维持经济运转的基本工作。男性劳工通常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比如建筑工地、造船厂、工厂，女性通常在制造业、酒店业、农业等行业，以此换取工资汇回原籍国。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斯里兰卡、印尼和菲律宾从事家庭工作的女性大量外流，她们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将东道国本地女性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进入职场。
根据世界银行 2017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15 年流入东盟国家的汇款约为 620 亿美元，这些汇款大概占菲律宾 GDP 的 10%， 越南的 7%，缅甸的 5% 以及柬埔寨的 3%。因为移工去国外既减少了国内失业，又为本国 GDP 做贡献，因此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菲律宾已将移民汇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用劳动力换取工资听起来很公平，但因为这些劳工通常都是低技能劳动力，在招聘和就业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受剥削和欺骗。况且在出来之前，他们本身就需要当地中介交上一大笔费用，通常可以高达年薪的一到两倍。
仅从工资上来说，新加坡人均月收入超过 3200 美元，而外籍劳工大概只有 1/6。据新加坡非营利组织 Transient Worker Count Too （客工亦重）的声明，在 4 月初，新加坡劳工部还表示将允许雇主削减外籍劳工的四分之一的工资，作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这让这些本就处于最低收入群体的人的遭遇雪上加霜。
而他们的生存条件，仅从新加坡劳工宿舍就能窥见一二。同时，因为他们只是“外国临时工”，也无法享受东道国的医疗服务，甚至由于文化水平限制，他们连东道国的医疗卫生规定也不了解。
疫情的爆发除了增加感染风险，还让劳工面临更大压力，本来出国赚钱的计划被迫按下暂停键。一方面受到旅行禁令影响，他们没办法按原定计划出国打工；另一方面，即便已经身在东道国，他们也因为周围有感染人群被隔离而没法工作，也就不能向家里汇钱。
以新加坡目前感染最多的孟加拉国人为例。联合国数据显示，超过 750 万孟加拉国人在国外工作。
Jahirul Islam 在另一大孟加拉国人热衷的目的地沙特阿拉伯工作。他说他工作的阿布扎比体育学院暂时关闭，老板表示至少两个月不能发薪并建议他先回国。但孟加拉国政府又建议劳工们留在当地，因为如果离开沙特，工作签证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没有工作，留在沙特的他无法寄钱回家，现在只能靠向其他人借钱生活。
留在本国的亲人虽然有经济困难，但更担心家人的安全。孟加拉国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妇女，她的丈夫在新加坡一家拆船公司工作，那里有 266 人被确诊感染。“希望他仍然安全，不要感染病毒。”
当病毒在类似“培养皿”的劳工宿舍发酵，新的宿舍感染群不断出现，新加坡政府终于意识到把所有劳工限制在一起只能起到反效果。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三个措施：封锁已出现病毒传播的宿舍，防止新感染群形成，并将从事必要服务的健康劳工迁出宿舍。
隔离已出现病毒传播的宿舍并增加清洁人员打扫卫生，保持公共空间比如厨房和厕所的清洁。同时，43 个被封锁的劳工宿舍都将设立医疗站，为身体不适的劳工提供治疗。健康劳工也逐步从宿舍迁出，分流到海上浮动宿舍、军营等地。目前第一批经过健康测试的劳工已经搬入了海上浮动宿舍。浮动宿舍每间房间住两到三名劳工，每天必须进行两次体温检测，饭菜送到房间门口，并允许他们错时离开房间。
听起来劳工住宿条件正在改善，但接下来一段时间劳工感染病例一定会持续，阻断也需要时间。而且正如新加坡印度裔社会活动者科基拉·安纳玛莱（Kokila Annamalai）所说，“我们为移民工人所做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外籍劳工来说，疫情只是把他们几十年来的待遇在特殊场景下放大了一次，而新加坡好像并不想解决这些问题。
就像新加坡历史悠久的英文报纸 – 《海峡时报》上今天的一篇文章标题那样，“Singapore’s coronavirus numbers in local community remain stable in past 2 weeks”，虽然过去两周劳工宿舍情况极速恶化，但是至少住着新加坡人的 “本地社区” 疫情数字非常平稳，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