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我抵达斯德哥尔摩，作为一名交换生就读于瑞典皇家理工KTH。
2020年3月23日，我搭乘国航，逃难回国。
我见证了瑞典疫情从1例增长到2046例。
1月31日第1例
1月31日，瑞典确诊首例新冠肺炎。
一位旅客从中国返回瑞典后，主动居家隔离和就诊，这例输入病例并未引起疫情扩散。当时，瑞典政府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疫情颁布应对措施，只要求从中国返回的旅客居家隔离两周。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瑞典的公共卫生部门，俨然忘记了疫情的存在。阅读瑞典媒体，每天都在关注遥远的中国在如何应对疫情。我认为，这或许为瑞典后续的防疫埋下了祸根。


雪后校园
3月4日瑞典失控
3月4日，瑞典的确诊人数陡增，确诊数隔天就翻倍，52，94，137，161……
我开始担心疫情的发展。
同学之间相互打趣说：“这确诊数规律得可以建立预测模型了”。父母继续嘱咐我买口罩，但我相信公共卫生署的评级：官方将传播风险从低调至中，并宣称“新冠病毒对瑞典并不构成威胁”。
病毒似乎不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但一方面，耐不住父母的催促，另一发面，目睹了口罩在国内防疫中的应用，我在国内学姐的帮助下，网购了50片一次性外科口罩。
随着确诊数陡增，我和同学们越来越担忧，但我并不打算立刻回国，想再观望一周，不到万不得已不想放弃珍贵的学习机会。父母由催买口罩变成催回国，他们觉得瑞典传染病专家安德森（Anders Tegnell）对新冠病毒的了解，还不如中国的普通民众。
3月11日，考试周结束，作为交换生的我们与国内老师们连线讨论是否该放弃交换回国，结果，可爱的老师们一致拍板：“回，马上回！你们回来是帮政府抗疫，留在那是添乱。”
当晚，我们几个交换生买到了低价的3月23日国航直飞北京的机票。
斯京街拍
瑞典政府错开感染高峰、避免医疗系统崩溃的策略，是国情决定的，可以理解。可我推断，放弃检测轻症后，疫情不会好转，一人病倒，传染全家。
瑞典政府最初不赞成停课停航，“社会暂停的危害比新冠所带来的危害更大”；现在，随着欧盟其它成员国实施边境封锁，瑞典不得不宣布严控边境。18日，瑞典政府宣布关停中学和大学教育，23日，关闭阿兰达机场除T5航站楼外其他区域。各企业也号召员工在家办公。
然而，这些决策已经迟了。
“斯京飞国内信息共享群”两日就加满500人；国航的机票从三千多人民币暴涨至一万多，瑞典克朗对人民币的汇率也暴跌至0.68，超市内的“卫生纸“也开始被抢购。
3月23日回到祖国
9小时的平稳飞行，通过体温检测和海关，在天津滨海机场，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返航时，我在客舱中忍受着口罩带勒在耳朵上的疼痛和N95口罩的窒息感。我不禁想到医务工作者们的艰辛——每天冒着健康风险和身体的疼痛，奋战在一线。同样艰苦的，还有那些兢兢业业，无惧无畏的基层人员。
我感到侥幸：
在过去半个月里，国航的航班除16日和23日的CA912外，其余航班全部因故取消。其他航空公司如芬兰航空和俄航等，也陆续取消航班或不符合入境条件，国际航线每日都在减少。
我在航班会不会被取消的惶恐中煎熬了两周。虽然我们几个赶上了末班车，令人难受的是，有些同胞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将不得不留在斯京面对没有驰援的疫情。
机场工作人员
纸上的童话
就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的：“欧盟的团结是写在纸上的童话”——德无德，法无法，抗疫之初，意大利口罩被截无人施救。
在中国果断封城，倾举国之力，力挽狂澜之际，欧盟内部互相扯皮和各自盘算，在医疗资源短缺的将来，情况恐怕只会更糟。谁能想到，最先援助意大利的竟是中国和俄罗斯。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和人民要区分开看。
瑞典媒体辱华和枉顾现实，是事实；但我接触到的普通瑞典人，待人热情平等，不像“灯塔国”，防疫开天窗后拿华裔做替罪羊。瑞典人面对疫情也并非无动于衷，只是国情如此罢了。一百年的和平发展，使它在面临危机时措手不及。
瑞典政府应对疫情，先是无为而治，后来“鸵鸟政策”，现在，听说要建野战医院和方舱了，算是开始抗疫。虽然瑞典政府懈怠此次疫情，未能预警民众，也不采纳民众的联署建议，丢失了防疫的时机，但衷心希望瑞典人民能平安度过这次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