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个关于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向中国寻求帮助的视频火了。
视频里的总统红了眼眶，也让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了解到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
南斯拉夫联盟成立于1992年，解体于2003年，这个只存在了11年的国家直到被北约分尸的最后一刻，仍坚定不移地和中国站在一起。
塞尔维亚也是欧洲第一个真正对中国免签的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后，塞尔维亚积极响应，中国帮助塞尔维亚修铁路、修运河……
在人权、南海、产权合作和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塞尔维亚从来都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
“塞中友谊是钢铁般的友谊”——这是塞尔维亚领导人常说的一句话。
在中国新冠疫情爆发后，塞尔维亚是第一个表示“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国家。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电影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曾轰动一时。
“六公主”（CCTV电影频道）在塞尔维亚总统求助后，迅速安排了这部电影的播放。（不愧是六公主）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并不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而是另一部前南斯拉夫导演拍摄的电影——《流浪者之歌》。
导演是当代电影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他是各大电影节的宠儿，完成过欧洲三大电影节大满贯。（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合称）
这位闻名国际的前南斯拉夫导演，他的电影中有着对南斯拉夫难以割舍的情结。
借用戈席克的评价：“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中，至少有一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涵：《铁达尼酒吧》《爸爸出差时》与《地下》；有一半作品深陷于南斯拉夫内战战火的一九九零年代：《亚利桑那之梦》《地下》和《黑猫，白猫》。”
这些电影都触及南斯拉夫的政治、战争和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南斯拉夫内战、铁托的独裁统治、种族战争……
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再到塞尔维亚。
南斯拉夫的命运，就是一首流浪者之歌。
贝汉的祖母是个聪慧善良的老人，是一切传统美德的化身。
因为贝汉的乖巧懂事，祖母花钱买了一只火鸡送给他。
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动物的形象。
他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往往具有拟人化特征，并非配合场景或角色而出现，它们就是角色本身，是某一场景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倘若没有动物形象的存在，故事就会失去张力和推动力。
比如《地下》中的猩猩、《生命是个奇迹》中的驴子和雏鸡、《亚利桑那之梦》中的乌龟、《黑猫，白猫》中的猫咪。
以及《流浪者之歌》里的火鸡。
贝汉想要娶阿兹拉为妻，祖母帮他去提亲。
但阿兹拉的母亲因为他们家太穷，自己的姑娘又这么漂亮为由拒绝了。
库斯图里卡喜欢在电影中插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他还说“如果你想看某人的灵魂，只要问问他做了什么梦就行了”。
《流浪者之歌》自然也不例外。
在遇到阿兹拉的第一天晚上，贝汉做了一个梦，梦见长大后的自己和阿兹拉躺在一只小船里飘荡。
此时的贝汉，还是一个纯真的小伙子，继承了祖母的美德，拥有一切良好的品质。
他所想要的，不过是娶自己心爱的姑娘为妻，并且保护好祖母和妹妹。
但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醉酒的舅舅又一次回到家问祖母要钱。
祖母拒绝了。
接着，贝汉舅舅进行了一个“神级操作”——
他用大车把家里的小房子吊了起来，悬在了半空中，给钱才放下来。
贝汉和祖母、妹妹在大雨中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火鸡也被吓得到处乱窜。
祖母救了村上一个富人家孩子的命，这个富人名叫穆默德，在意大利做生意。
作为感谢，穆默德答应出钱把贝汉的妹妹带去大医院治腿。
就这样，贝汉和妹妹踏上了行程。
阿兹拉和祖母在家里等着两人回家。
自此，贝汉开始堕落。
他偷窃，撒谎，爱慕虚荣。
但他依旧没有忘记，故乡还有一位姑娘在等着他，一位年迈的老人还在遥望他归家的方向，年幼的妹妹还躺在病床上等待他的拯救。
影片的结尾，贝汉终于用生命为代价找到了妹妹和儿子。
原来妹妹并没有被送到医院医治，她也被穆默德用来当作残疾人乞讨，贝汉的儿子也是这样。
好像曾经遗失的那一切，终归还是被找回了。
但影片并没有给予我们这样的希望——贝汉的儿子在父亲的葬礼上，熟练地偷走了盖在贝汉双眼上的金币。
他的儿子从小就堕落了。
然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他的死亡———自己的孩子又再度成为无父之人，继承着他的命运。
影片用浓烈的镜头语言，和魔幻的超现实意象，指涉了一个吉普赛人民生活的现实途径，充满辛辣趣味的悲情色彩和宿命意味。
而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切入点也很小，从一个小男孩的成长进入，铺展开一幅横向的文化图景又深入个体生命的进程。
流浪之旅亦成为生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