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中国旅游逐渐地摆脱传统，走向创新，不管从发展的宏观背景、市场规模、运营主体，还是赢利模式来看，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由“新冠”带来的冲击，亦不可与“非典”时期等量齐观。
█ 二是市场规模。部分省年旅游收入过万亿，超过2003年前后的全国旅游年总收入。
2002年，中国旅游总收入6000亿元，2003年受“非典”影响，全国旅游总收入降到4800亿元；2004年，旅游市场恢复正常，并出现“报复性增长”后，全国旅游总收入6840亿元。
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60.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6.5万亿元。受“新冠”影响，目前暂无各省区市旅游总收入的排行，但我们从2018年各省市区的数据可以看出，广东、江苏、四川、浙江等省份的年总收入均已过万亿。也就是说，一个省的年总收入超过了2003年前后全国旅游的年总收入。2018年，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以此推断，2019年两个指标都会超10。
“新冠”爆发后，文化和旅游部叫停全国旅游业务的开展，中宣部也要求严禁通过文化和旅游活动传播病毒，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全国人民都处于“居家隔离”状态，足不出户，就是对抗击疫情最大的贡献。
按照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推断，仅春节期间中国旅游业就损失6000亿元。随着疫情的持续，即便下半年恢复，对中国旅游也将造成至少三四万亿元的损失。
█ 四是运营主体。从“门票经济”到“体验经济”，旅游企业的不可承受之“重”。
看似有钱的中国人，也敢于花钱，于是不停地买买买成了常态，跟其他商品不一样的是，旅游不存在“囤积”，是一次性的综合消费，体验结束，除了照片和记忆，没有其他存货。而世界那么大，每个地方都想去看看。
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态的“百花齐放”。随着中国旅游市场规模的水涨船高，以及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传统产业低迷，创意产业崛起，民企、外资大举进入旅游业，投资从数十亿到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的项目，占地百亩、千亩，甚至以平方公里计的大项目，雇员在数百人、数千人、数万人的企业，在短短是10年间遍布中国，都想打造旅游休闲度假商业的“巨无霸”，拼资本、拼规模、拼面积、拼创新成为发展常态。
民营旅游企业投资已占中国旅游投资规模的60%强，从2012年到2018年，全国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从七千多家激增到三万多家，有研究指出，这三万多家景区只有5%的在盈利，95%的景区都面临着经营困难，或者开业时火爆，随后就被喜新厌旧的游客冷落的尴尬，后续运营陷入僵局，真正盈利的不多，假装盈利的勉强活着，存在巨大的旅游投资泡沫。
而2003年，中国旅游景区的经营主体，大部分是靠老祖宗给的文化遗产和老天爷给的自然资源打造的景区，别说投资上亿闻所未闻，就是投资数千万的旅游项目，都是凤毛麟角。
中国广大的乡村农民还在种地，城市周边的农家乐刚刚兴起，偏远地区的乡村过着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中国大多数农民与农村，离体验旅游和消费旅游都很遥远。这正是中国乡村旅游崛起的前夜，2006年，国家旅游将该年度的主题确定为“中国乡村游”。
此后，乡村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从住农家院、吃农家饭、摘农家菜，到住精品民宿、赏风情民俗、过田园生活，至2018年，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已经占据中国旅游总数人的半壁江山。乡村旅游也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善农村社会生态及经济发展，推动偏远农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领域。很多农村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在市场消费需求和新业态、乡村旅游崛起的冲击下，传统景区也被迫或者主动求变，不再仅仅满足于坐收“门票”的经营模式，而是努力开拓多业态经营的局面，进行兼并重组，投资新项目，打造新体验，开展“二次创业”。
在文化消费和文旅融合的共同加持下，城镇都在构建更多满足人们精神消费的文化生活空间，开发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以在新消费、新场景、新审美的浪潮中，以创意构建空间，以美学创造价值。
当下，中国旅游直接从业人数超过300多万，如果将服务于旅游发展的广告创意、公关策划等企业，以及遍布全国的“吃旅游饭”的乡村旅游村村民纳入其中，相信远不止这个数。
“新冠”疫情的持续，导致旅游景区、项目闭门谢客，企业停工，员工停产，乡村旅游的村民失业，但日常的运营成本照常支出，企业和个体的生存，都撑不了多久。一家大中型旅游企业，如果熬不过“新冠”，就有可能导致数千名，甚至数万名员工失业。这是2003年的中国旅游不会出现的现象。
应对这些挑战，要比2003年以传统景区、旅行社、酒店为旅游供给“三驾马车”的供给模式，在“非典”时遭遇的挑战要复杂的多、艰巨的多，当然，应对的举措要复杂的多，遭受的损失也惨烈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