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
当时的《申报》评论：
“若是最大的天才，若是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爱护，阮玲玉不了解这个社会，她把爱护天才寄托在新夫和故夫上，这是最大的错误……”。
是的，阮玲玉生性太过于优柔敏感，又把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最后死于“人言可畏”。性格决定命运，这些，都不能一味地命苦怨社会。
同时期的“电影皇后”胡蝶遭遇的挫折和磨难，跟阮玲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阮玲玉遭受的是只是对于一个女人生活作风的指责渲染，一些风流韵事的蜚短流长。那么胡蝶所承受的，除了女人名节的诋毁，还有对其人品、民族气节的千夫所指。
胡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迫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迫放弃沈阳。国人不解其因，一概指斥张学良是投降卖国的吴三桂。日本人更是编造了“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与胡蝶歌舞通宵的谣言，企图掩盖侵华的真实意图，祸水东引。
还有人编了《不爱江山爱美人》 的舞台剧，一时间，少帅张学良和影后胡蝶都承受了千夫所指的唾骂，胡蝶更被冠上了亡国妖姬的罪名。但其实，胡蝶根本不曾认识少帅，“九一八”那夜她甚至不在北平。
胡蝶登报声明，但在滔滔谣言悠悠众口面前，这样的辟谣根本无济于事。国人的愤怒需要一个发泄口，没有勇气去打日本人，不负责任地找自己人开刷泄愤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光荣传统。
这样的耻辱要是搁在阮玲玉身上，恐怕是要吞药一万次了。但胡蝶登报声明后，便安然处之，只待时间与她清白。
她晚年在回忆录说：
“如今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终身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成绩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活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如今不都澄清了吗？”
世间烦恼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无关紧要的事，而是无能为力的事。胡蝶是个极为聪慧的女子，她明白：对决定权不在自己手里的事，烦恼就是庸人自扰。
对于别人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不必急切辩白，不必锱铢必较，更不必咬牙切齿地喊着“人言可畏”寻死觅活。钝感一些，万事万物总会柳暗花明。
而后，胡蝶遇到了在上海礼和洋行当职员的潘有声。潘踏实稳妥、勤恳上进、儒雅体贴，两人相识相恋六年后喜结良缘，生下一双可爱的儿女。
然而，生逢乱世，命不由人。抗战爆发，胡蝶一家逃亡香港，可当他们千辛万苦逃到广东韶关时，却听说30箱财物在东江被打劫了。多年积蓄化为乌有，急火攻心的胡蝶向当时军统特务头目兼任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的处长戴笠求助。
青年胡蝶和老年胡蝶
作家张恨水曾这样评价胡蝶：
“胡蝶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中人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
胡蝶有黛玉之姿，更有宝钗袭人般的高情商，深谙为人处世的道理，内心顺遂平和。面对人生难题，不过分敏感，却又异常坚韧。同时，还有一份晴雯的真诚与直率。这样一个聪慧又有钝感力的女子，命运若不垂青于她，又应该垂青于谁呢？
钝感力是日本的渡边淳一发明的词，即凡事不能太敏感，要有厚着脸皮抗压的能力，是难得糊涂的洒脱、吃亏是福的自我消解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坦然等中式哲学相加而产生的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在现世实用的智商、情商和职商。
阮玲玉很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敏感多愁，心中块垒很难排遣。黛玉和她都是缺乏钝感力的，即便她是贾府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心头肉，即便她有宝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情有独钟，无奈敏感聪慧的她面对格格不入的俗世现实，却每每感到“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冷冽与伤怀。
宝钗有与黛玉同等的聪慧和才情，也有一样的敏感力，但黛玉的敏感是刺，向外向内都扎人。宝钗的敏感力被她使用在人情往来上，再加上钝感力加持，内心平和坦然。对她来说，钝感力更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生存智慧和与生活和解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最佳姿态。
在人际交往中，她长袖善舞，常对别人的挑剔刻薄一笑置之。黛玉因着宝玉，对她心存芥蒂，口不择言，以至“孟光接了梁鸿案”。宝钗丝毫不动气，“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使得敏感多愁的黛玉对这个情敌倾心相对。
这不是虚伪做作，这正是说明宝钗她有足够的钝感力，足够成熟到有自信和能力，用理性来控制全局。回答越是温和友善，越显得大方有尊严，其中的火候宝钗控制地炉火纯青，正因此，宝钗才能在与黛玉的博弈中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