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源 | 埃尔特（ID：altschool-edu）
作者 | S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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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年12月底，从美国回到中国，与家人团聚。我们已经九年没有跟家里人过一个团圆年了，这一次，孩子们大学放假，刚好赶上中国的春节，所以我们欢天喜地全家回了国。
回国后，大张旗鼓办了很多年货，也买了鞭炮准备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
但突然之间，疫情的消息就来了。武汉离我们很远，但是朋友圈里迅速蔓延开的恐怖气氛，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于是，这个春节等于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大年初二一早，孩子们飞回美国上学，我们留在国内又待了一段时间。
像所有国人一样，我们在家里以自我隔离的状态，度过了一个月时间。
这一个月里，除了国内的疫情让人觉得恐怖外，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孩子们回到美国，那里一切平静，非常平静。没有病例，没有人戴口罩，纽约熙来攘往。孩子们回去以后，一直给我传递这样的信息：一切照常，不用担心。
孩子发给我的纽约街头照片，熙来攘往，没人戴口罩
可是越这样我心里就越是不踏实，纽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川流不息，它真的会这样平静得躲过这样巨大的瘟疫吗？
我的孩子从中国回去的时候，没有人测体温，没有人问他们接触史，没有人要求他们隔离。那么就像他们这样，从世界各地去纽约的人，没有一个感染者，可能吗？
到了二月下旬，停靠日本的钻石公主号带回去一些病例，然后零零散散地听说一些病例。纽约还是那样，没有人戴口罩。并且听到有亚洲人戴口罩被打的消息。
我越来越坐不住了，我在国内眼看着，亲历着，知道病毒是多么可怕，潜伏的时候似乎岁月静好，一旦冒出头来，就势不可挡。我们这边已经如此惨烈，大洋彼岸却毫无防备。
接近二月底，美国各地病例渐渐多了起来，但是仍然没有人戴口罩，特朗普在电视上轻描淡写，没有任何预警，我真的急了，但孩子们说，买不到口罩，买到也没有用，不敢戴，怕被打。
我完全不懂医学，但相信每一个亲历疫情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定不行，一定会有传播，没有防控，一定会爆发。它就像躲在暗影里的鬼怪，迟早会出来。
我的两个孩子从小都有哮喘，女儿小时候有心肌炎，电视里说病毒会损伤心脏，我越想越怕。虽然总统说没事，但是他凭什么这么自信？我不懂流行病，但我不相信，不设防的美国可以幸免，不设防的纽约可以幸免。
我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赶快回去。其实，就算回去，我也离孩子的学校不近，恐怕也做不了什么，但我不能心安理得躲在这千万里之外，我要尽可能在最近的地方，和孩子们有个照应。
我们回去需要二十几个小时的路途，一定也有风险，只能尽所能不给自己也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我们做好了打算，路上绝不摘口罩，不吃东西，尽量不上卫生间。回到那边之后，美国并不要求强制隔离，但是为了大家都好，我们决定进行严格的自我隔离。
于是，在出发之前，给我们的朋友、邻居，都发了邮件：我们要回来了，并且会自我隔离两个星期，咱们隔离期后再聚。
登机口附近，一个小伙子穿着连体防护服，戴着胶皮手套，听见他对着电话说：我X，热死了，我TM快熟了！
这个时候我理解了武汉人的决定和感受
下了飞机，我特别留意观察了一下，很少人戴口罩，连机场工作人员，也很少有人戴口罩。
联想起我们回美国的前一天，去了家附近一家刚刚开始营业的商场，由于疫情，商场门可罗雀，但门口测量体温的工作人员，都全副武装穿着防护服，可这世界第五大机场的工作人员，戴口罩的寥寥无几，我们心里非常不安：
这样毫不防备，真的行吗？
飞机上下来，排队过关，不知怎的，在飞机上都防护得严严实实的人们，大部分都默默摘下了口罩，看到队伍当中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我内心挣扎了一会儿，也摘掉了。
过海关的时候，由于我们是从中国飞过来的，被叫到一个独立的区域，等待CDC问话。
等了大概半小时才轮到我们，CDC的工作人员口罩戴得很严实。工作人员很和气，测了体温，让我们填了一份表格，然后对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旅行史做了详细询问，嘱咐我们要居家隔离，然后就放行了。
观察下来，整个飞机的乘客，只有寥寥几个人被测了体温，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从中国转机过来，其他人都没有测。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量乘客，就这样进入美国。
重新回到海关柜台，跟CDC的人不一样，海关这位女工作人员，莫名带着一股火气的样子，皱着眉头上来就问：“有什么理由你们这个时候必须要旅行？” 语气十分不友好。
我一时间愣住了，她紧接着又说：“你们从中国飞过来是吧？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飞？有什么必要这个时候飞？”
我说，我回来跟孩子们团聚。她回我说：“就一定这个时候冒险吗？”
她这样的态度出乎我意料，我继续平静地解释道：“是的，我想尽快跟孩子们团聚，而且我女儿快要毕业典礼了，万一哪天彻底停航了，我连毕业典礼都参加不了”。
她对此的回应是：“毕业典礼怎么了？毕业典礼就值得冒这个风险吗？”
她一句一句的逼问，让我也耐不住性子了，我说：
“ 有多大风险啊？我在飞之前，自己做过评估。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八百万人口，一共只有十几个病例，有一半已经出院了，并且在我出发之前的一个星期，已经没有新增病例了，加上我过去的一个月，哪里都没有去，等于我在飞之前已经自我隔离了。
并且，我出发之前，已经告诉这边的亲戚，帮我买了未来两个星期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食物，买了四大桶饮用水。我已经跟我所有的亲戚朋友说过了，我们要居家隔离两周，不跟任何人接触，所以，我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并且尽最大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了。”
我说得很着急，她最后没好气地说：“好了，我没什么说的了，你所有箱子都上机器扫描！”
她那样的态度，使得我在跟她对话的时候，也带着情绪。但是她的话的确触动了我，我好像突然能够体会到武汉人在外地受歧视的感受。
在最初听说武汉封城之前“跑”出来五百万人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天呐，他们跑出来干嘛？难道不能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吗？出来坑别人干嘛？”
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心态，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武汉人的决定和感受。
我是个最最普通的人，在风险来临的时候，其实我能想到的，只有尽力去护住自己的亲人。
因为担心孩子们在不可预知的风险中孤立无援，所以说什么也要靠近他们，这是我确定无疑的决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质疑和批评，都不会改变这个方向。
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风险，我自己承担。尽我所能做最严格的自我隔离，不把风险带给别人，是我对陌生人唯一的责任。
但这样做真的对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再来一次我依然会是这个选择。
隔离开始了
我恍惚间推着行李朝候机楼外面走，心里有很深很深的理解，对离开武汉的人，和没能离开武汉的人。
亲戚把我们送回家，我们就开始了两周的隔离。冰箱提前被亲人塞得满满的，肉蛋奶蔬菜水果样样齐全，食物真是让人安心的东西。
到家的第二天上午，一通电话打进来：“我这里是市疾控部门，请问你是xxx吗？你是昨天乘坐xx航班从洛杉矶入境的吗？”
我的心脏登时跳得咚咚响，急急地说：“你先告诉我，是我们那个航班有人生病了吗？” 她赶紧说：”不是的不是的，我这里是疾控部门，需要对你的情况做个了解。”原来，是机场把我们的信息发给了我所在城市的疾控部门。
这次通话，她把我过去两个月的行程详详细细问了一遍，重点问接触史，还有我们在国内旅行的城市名字和疫情，以及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
并且嘱咐我们，每天两次自测体温，一旦出现不适，一定不要直接去找医生，一定要拨打当地疾控中心的电话，由疾控中心安排交通前往检测。
我告诉她，我们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已经开始自我隔离，两个星期不会出门。她说：“谢谢你们肯这么做，如果所有人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每隔一天，我会来电话跟你了解情况。祝你们一切都好。”
她很准时，每隔一天问一次，只是后来为了怕时间不合适而打扰到我们，由电话改成了短信问询。
孩子们那边说，就算有口罩，学校也不让戴。有亚洲同学戴口罩进教室，教授说：“你感染病毒了吗？有的话，请不要来上课。没有的话，请不要戴口罩。”
出租车司机说：“公司不让戴口罩，戴了就停职，因为怕乘客以为我们有病毒。”
电视里特朗普一直在跟国民说：“我们美国低风险，低风险，不必担心，这多亏了我早早对中国施行旅行禁令”。
学生和家长发起了停课请愿书，迟迟没有回应。很明显，中国家长非常焦急，极度担心。
而外国家长担心程度低得多，有家长说：“这要是停课了，我们交的学费和住宿费就亏了”，还有人说：“别停课，我家厕纸快没了，孩子回来，我还得去找厕纸。”
在自我隔离中，我为远处的孩子焦急不已，时时盯着疫情通告。
前几天出现了一例新确诊病例：洛杉矶机场国际进港处CDC工作人员确诊。隔了一天，又有一例新病例：洛杉矶机场国际进港处又一名CDC工作人员确诊……
我立刻回顾整个行程，国内出发的机场测了体温，日本下飞机没有测，转机登机没有测，入境美国的时候测了。
我在下飞机后，摘下了口罩。而现在得知，入境处的工作人员被确诊了……
从那天以后，我一会儿觉得自己胸口闷，一会儿觉得嗓子痒，我知道是自己神经过敏，但是忍不住乱想。
就这样，我们的自我隔离过去了大半。这段时间，看书也看不下去，眼睛就盯着新闻，晚上听阅读课，听到老师讲一神论和多神论的区别时，说了一句话：“世界有规律，个人有自由，命运有选择”，那一刻内心很感动，我想，这也是我对自己和对孩子一生的期待吧。
虽然没有人强制我们在家隔离，但我们坚持自我隔离了两周。
回顾过去这几个月，莫名其妙就经历了两个国家的疫情从初起到爆发。回了一趟国，大部分时间在家里躲病毒，来到美国，继续躲在家里。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
再有两天，我们就可以“出关”了，孩子们的学校刚发通知，终于停课了。他们买好了票，要回家了。
家里厕纸还有三卷，大米还有大概两斤，酱油、盐和白糖，都只剩下一点点了。听说超市货架空了很多，心里挺急的。
不过不要紧，孩子们回来就好，就安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