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新冠疫情，构建释放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加速中国重回世界之巅
文\丁彦皓-可信财商
一、境外疫情的蔓延态势与最终结局预判
最近我就盯三个数据，即中美两国的股市动态、世界各国新冠的确诊量与各国的应对之策。现实是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失控，意大利、美国、日本与伊朗的数据都参杂大量的水分，而新冠疫情通过轻症甚至无症状的患者传播的特征，决定其最终的应对之策是政府对社会的直接强势管控力，这恰恰是西方所推广人手一票民主制度的最大软肋，所以，注定该疫情一定会在欧美日韩等国家或区域蔓延。在当前的条件下，应对新冠疫情的最佳之策则为社会所有活动暂停一段时间，切断疫情在不同人群之间的蔓延，让其充分爆发，最后再精准治疗。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是社会所有活动暂停14天以上，这无形中动摇了所有人的利益，欧美日韩人手一票与相互牵制的政治体制决定政府不但断然不会采纳该策略，而且政客为了各自的私利以鸵鸟的方式纵容疫情的蔓延，致使其已经错过最佳的防范时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疫情必然会使欧、美、日、韩与中东各国社会矛盾骤聚，部分国家甚至会因此而出现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的悲剧。欧美所遵从的那套制度体系在防范风险时由于需要社会相应的代价付出而被断然拒绝，但是，一旦疫情恶化，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利益时，所有的人又开始对政府不满，示威游行，迫使政府下台，甚至引起社会动荡与政治不稳定。当前可以肯定的是在欧洲、中东与美国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范时机，疫情已经开始大面积蔓延，且失控，只是暂时问题尚未恶化到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利益，以致于矛盾尚未被激化。但是，新冠疫情的蔓延速度是以天为单位呈指数级攀升的，而除了隔离，目前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疗之策，所以，在两周之内必然会让问题全面恶化与彻底失控。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疫情应该对美国最终的影响或许会最严重。新冠疫情的来临适逢美国大选，特朗普政府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如果大力防范疫情，必然影响全部美国人的直接利益，影响选票。如果纵容疫情的恶化，一旦疫情实实在在的威胁到所有人的利益时，也必然影响大选结果。而目前特朗普能做的就是祈祷与迫使美联储降息，刺激股市的虚假繁荣，以为社会让利的方式换取社会对疫情的包容，等待奇迹的降临，但是，貌似当前出现奇迹的概率极低。按照疫情的发展态势来看，最终影响大选的可能性极高。
二、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是当前中国的最佳选择
中国无力改变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但是，必须做好防范措施，不但要试图将自身的损失降至最低，而且还要借此修正自身的不足，以提升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与在全球的话语权。新冠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是其高传染性让人与人无法见面，从而影响商业的往来与抑制经济的增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应对疫情措施有效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在全球经济合作与确保疫情输入型冲击之间找平衡，但是，庆幸的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内需与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这就意味着，即使境外疫情恶化，中国能够凭借与外界有限的交往确保内部经济能够低速运行。所以，为了将外部疫情恶化对自身的冲击降至最低，中国必须全面整合已有的资源，以使利益最大化。
如果仔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已有成就的因素主要是释放了社会大众的劳动力与构建了完善的基础与平台，即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劳动潜力，以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了人口红利的潜力以及多年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相应的基础。但是，随着行业颠覆的频率加快与力度加大，固定成本开支过大的大企业被颠覆的速度更快与创造力更不足，而基于完善的平台基础，小微企业的活力、创造力与内生性却越来越强。然而中国经济的底层架构依然倾向于规模性大企业，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顺势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不但是应对此轮疫情冲击的最佳之策，而且也是增加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途径之一。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主要是打乱了全球产业链的互补协同，疫情蔓延严重的国家必须通过停工停产来防范疫情的蔓延，恐惧被感染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频率降低，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经济不但要承受因为抑制疫情全国禁足导致经济瞬间暂停的损失，而且还要承受在复工后，恐惧被传染人与人之间降低交往的频率与全球经济协同受阻的损失。经济受到伤害必不可免，而防范疫情对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性损伤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在经济遇到危机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协同是必然选择，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老套路。但是，根据不同的经济现实，选择不同的货币宽松效果传到机制与财政宽松方式却是决定最终结局的主要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前期红利释放后的下行期，新的增长点与红利尚未产生价值，处于方向探索的阶段，当然肯定是技术与科技附加值推动型，但是，问题是该如何推进却是决定最终结局的核心要素。最近资本市场热炒“新基建”的概念，在我看来，纯属乱点鸳鸯谱，思维拘泥于2008年应对次贷危机时的套路，连最基本的方向都错了。因为中国的基建已经非常成熟，未来必须继续搞，且要持续升级，但是，经过多年发展，新旧基建的市场机制都已经非常有效，如果依然坚守政府主导或者刻意培育的方向，拘泥于仅仅短期取得一点经济成就的思维，必然得不偿失，导致市场效率打折与资源浪费，而是要回归市场属性，完全让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原则来开发与通过开发基建衍生出系列相关产业，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培育赢利点。另外，大企业制是工业时期与经济上行期的产物，在这个时期更需要将人的能力片面化，组成体系，协同产生价值，而未来属于信息与智能产业主导的时代，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是决定信息与智能化价值发挥的最核心要素。所以，基于市场原则，激活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就成了未来全球核心经济体博弈的主要方式。
三、如何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
当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与坚实的平台基础，另外，社会主导力量80后与90后通常清一色的受过高等教育，这为社会大众创造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新冠疫情肆劣全球的大背景下，不是忙着政府主导搞基建这类具体的事务，而是要提升纬度，构建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才是关键。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既已出现阶层化，但也处于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时代。靠传统的雇佣制更多抑制了社会创造力发挥的最大化，而基于已有平台，且权责利界定较为清晰的价值创造机制构建才是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底层架构依然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诸如银行倾向于大企业与房地产，尚未培育出能够激活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与架构。在新冠疫情将全国人民禁足于家中之时，现实逼迫企业为了降低运营风险，必须降低固定成本开支与让社会适应居家办公等对构建激活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辨证的说，重新定义员工与企业权责利的创新机制应该是新冠疫情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另外，必须抑制资产价格非理性繁荣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中国已经在房地产的挤出效应上付出太多，断不可再次陷入美国当前的困境。从当前中美的现实来看，中国根本无力模仿美国资本市场的模式与发挥其已有的效力，通过资本市场从全球收割财富。平衡各行业收益的大体均等是确保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如果某一领域，尤其是资产价格，出现大起大落决定的暴利性获利机会时，其他行业的资金、资源与人力必然会趋之若鹜，自然抑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形成挤出效应。美国社会就是因为实体产业中空，华尔街通过吸引全球资本投资获利来维持经济的发展，致使经济过度虚拟化。但是，美国在培养硅谷等高科技领域的架构设置却是确保其持续保持全球技术领先的关键，所以，中国当前必须既要杜绝资本市场非理性繁荣挤压实体产业中空，也要开发能够释放社会大众创造力的硅谷式机制，而非所谓的基建。
其实，真正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主要因素还是确保小微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与孵化机制缺失。资金支持当然为信贷授信与PE/VC机制，资金支持机制不到位是抑制创业创新业务的最大障碍。所以，鼓励机构资金、社保基金与社会资金进入PE/VC领域，且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该类基金的运作成本就成了关键。另外，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另一因素则为生存成本过高，决定生存成本的主要原因还是所处的区域，这除了政府对房地产管控不到位有关外，对新兴行业的扶持政策不到位也直接相关。其实，在平台经济时代，创新是基于网络与信息，空间对其发展的权重并不大。所以，激活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必须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规模化开发创业园区，且赋予相应的资金支持与政策优惠，这最为关键。最后是健全资本市场，让创新与创业的价值能够在资本市场变现。资本市场必须与经济建设相匹配，回归价值属性，使企业的价值能够公允的被体现，而必须杜绝资金共识性的高抛低吸，防范其成为零和博弈式财富再分配机制。
我初步预估，美国政客拘泥于自身的私利而放纵新冠疫情的蔓延现实，除了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大选结果更改外，也会大概率的打乱美国的经济发展节奏。为了大选回避疫情，强迫美联储降息，刺激股市，缓解社会对新冠疫情的紧张，一旦疫情对整体经济形成致命冲击之后，虚高的股市必然会摇摇欲坠，加剧了社会对政客的不满。另外，中国社会在疫情初期付出的成本较高，但在疫情控制之后，社会只需支付恐慌导致的降速，而不用承担实实在在的大面积停工与社会动荡。根据中国经验，从目前欧美日韩的态势来看，疫情在欧洲、美国、日本与中东已呈失控态势。虽然当前各国政府以放纵新冠疫情的蔓延来维持经济运行，但是，如韩国与伊朗的现实，最终政府会部分采纳中国的方式，然而很难平衡各方矛盾，效果必然打折，从而很难达到中国的效果，最终陷入与疫情博弈漫长的拉锯战。
中国必须借助受此轮新冠疫情冲击的时机，顺势重整全球产业链与培育新的增长机制是长远之道。在社会由于受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大面积破产与失业的大背景下，社会必然寻求新的出路。以往的大企业雇佣制在黑天鹅事件冲击下的脆弱性已彻底的暴露无遗，另外，雇佣制也很难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的创造力，所以，雇佣制必然会在疫情过后成为众多合作机制之一，而非绝对。因此全面释放社会大众的创造力就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释放社会大众劳动力之后的第三次社会潜能大释放，只是这次释放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改革，更多需要社会理念的升级。
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最主要方式，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摒弃银行通过传统回避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方式将其投放至大企业的方式，而是通过全国债务重组，整体延缓已有债务的偿还时间，减轻社会应对疫情冲击的负担，确保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与家庭不至于因为受疫情冲击而破产。另外，也必须通过以向中小微企业主个人信贷授信的方式向社会注入流动性，确保其有实力在疫情过后东山再起，即将宽松的货币政府投放至中小企业与个人，而非仅仅直接通过传统方式投向大型企业。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必须是政府退出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以税费减免的方式减轻社会大众的财务负担，将财富留给更能够创造价值的机构与个人，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而非政府主导的大基建。事实多次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远见性与有效性远远高于政府。另外，在成本较低的区域鼓励开发创业园区与对PE/VC等辅助创业机构给予税费优惠的支持，允许社保基金与机构资金等进入PE/VC领域，多途径解决抑制社会大众创造力发挥的困境。
四、结论
在危机中，“危”中必然带有“机”，不破不立，人为推倒重来的成本实在太高，变迁过程缓慢。既然新冠疫情一次性彻底的摧毁了大量过往的企业与改变了职场的运营模式，现实也让社会充分的意识到将命运与某一企业完全挂钩的不确定性，所以，借此疫情危机，顺势构建能够使发挥社会大众创造力的机制就尤为关键，这也是中国未来与美国夺取科技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重回世界之巅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