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峰
1969年，在美国、前苏联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下，为了避免单一的“中央控制式网络”遭到苏联方面和破坏和摧毁，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研制出了“阿帕网”（APRAnet），这是一个新的实验性计算机网络，同时也是互联网的雏形。可以说，互联网是在零和博弈的逻辑下诞生的，伴有几分“冷战”的味道。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斗争和竞赛的互联网成为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寻求某种新突破、拓展某些新可能的“新王牌”。
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这样一个固有的理念，它不仅忠实地、机械地发挥技术应有的力量，还基于此开拓出人类的一个需求的“数据库”，以融合之道大量地积聚个人的需求信息，并细致地分析出背后的关联。从某种程度来说，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摆脱了对物质和技术的顶礼膜拜，而是从人性的需求出发，开拓出实现人们愿望的具有虚拟性的信息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具有实质意义的开拓，它标志着人类学会将技术的力量转化为需求的力量，将物质的集合拓展为意念的整合。
在互联网时代下，平台的自由搭建和信息的重新整合，成为了人性被解放的一种方式。当枯燥的、重复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成为一种将近终结的符号时，人类心底的欲望便被信息的释放所激发和重塑。互联网所诠释的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工业文明所蕴藉的统一标准在历史的节点碰撞在一起，让人们开始觉醒：互联网所营造的世界，才更接近人的本性，才更贴近人的生活。
互联网自有独特的运行逻辑，将各方力量聚集在一起，又能够使其彼此独立。可以说，互联网像一张无形而虚拟的网，搜罗着包罗万象的信息和意义，打破了一方技术独霸的垄断魔咒，开创出一条群策群力的传播路径和共处逻辑。互联网造就了信息流动中的数据分享，这是它近些年来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互联网的分享，就是互联网的分担。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这一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互联网生态。互联网的分享功用主要突出在，网络空间中，各使用主体对信息的交流、互动，产业结构调整自然离不开互联网命题下的数据、运营和理念的共享。
但必须注意的是，互联网的分享并非是毫无“后遗症”的健康机体，它也有暴露问题、陷入失序循环的可能性。分享，在以自由、自主为特征的互联网传播系统下，极易被曲解为无政府、无教化、无准则的危险惯性。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巧妙地介入到互联网生态的分享过程中，精确把握互联互通的尺度，权衡各方利益主体，在产业转型的大环境下，制定出基于“互联网分享”所衍生出的“互联网分担”，将大众的权利和政府的责任基于一定规则“捆绑”在一起。互联网是一个整体，一头连接着使用者的需求，一头牵动着政府治理的神经。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网络生态下，从某种程度而言，忽视责任的代价比失去权利的风险更须被重视，分担比分享更需要受到各方关注。
互联网的传播逻辑，让处于“沉默螺旋”的缄默三口的“乌合之众”成为了参政议政的主要力量。借助互联网治理社会不仅是政府在信息革命时代的一个必选项，还是民众在互联互通的语境下表达观点、提供线索、参与治理的一大趋势。无论是反腐过程中的群众举报、官场生态所暴露问题的民众揭发，还是事关社会基础设施工程中来自网络空间的民众呼声，政府治理已逐渐由政府亲力亲为的阶段演化为政府指导、民众参与的阶段。
互联网强大的需求互动特质和激化功能，让这一时代下的民众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信息温饱”层级，还扩展为“社会共建”的“需求小康”境界。互联网在赋予政府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的同时，更增添了大众表达欲望的机会；互联网在强化个人需求的同时，其实更凸显了政府保障个人扩张其权利的责任。可以说，在互联网释放强大人本需求的生态下，政府的治理更应彰显出因势利导的智慧，而非循规蹈矩的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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