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永智
2019年，是中日关系的花开之年。过去数年的精心浇灌初见成效，中日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在这一年里，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两次会晤，为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确定了新的努力方向。6月，习近平主席赴日参加G20峰会，与安倍首相达成了十点共识。十点共识涵盖了中日关系的当前定位、未来方向、实现路径，是两国领导人为中日关系绘制的新蓝图。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这是中日关系的当前定位。在发展的新时代，增加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化竞争为协调，共做和平发展伙伴，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是中日关系的未来方向。两国外交部门就习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进行沟通，加强多方面的互利合作，如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对话……这是中日关系美好愿景的实现路径。2019年，十点共识中的有些规划，如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重启战略对话等已经落实。
12月，安倍首相来华参加中日韩首脑峰会，习近平主席再次与之会晤。这是一次立意高远的会晤，体现了习主席对中日关系的深刻思考。即在中日关系的重要发展机遇期，需要“加强政治引领”。运筹新时代的关系需要明确战略共识，需要在世界变局中的战略定力与全球视野。
安倍首相的回应亦耐人寻味。第一，日方极为重视习主席2020年以国宾身份访日，将与中方合作准备。第二，希望向国内外明确展示：通过中日双方之手，让日中关系达到新的高度，日中两国将共同履行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的重要责任。第三，当前日中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的潮流是永久性的，需要强化与稳固高级别互访与对话，展示不间断交流的决心。尽管双方措辞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从中一窥两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两国领导人决心亲自引领中日关系进入新时代，并认为中日关系改善不是暂时性的，而应该是长期性的，这是探索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这种对中日关系的高瞻远瞩，源于改善关系符合中日双方的战略利益。
首先，双方需要改善关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在即，但双方在科技、规则方面的较量与冲突或会加剧。有知名学者提出“数字时代两极格局”的概念。日本对世界未来的看法与中国高度类似。美国叫嚣“脱钩”，让日本战略、经济界人士深感忧虑。与中美经济关系不同，中日贸易额高度均衡，且处于复杂的地区产业链之中。日本经济对中、美两国的依赖程度处于同等水平。3·11大地震并非发生于工业地带，却已对亚洲产业链造成不小冲击。时光荏苒，8年后的今天，与中国因外力“脱钩”对日本的冲击不亚于3·11大地震。
其次，双方需要改善关系，适应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期，面临高龄化、环境等问题，日本经济需要摆脱缓慢衰落的困境，适应数字时代，赶上新工业革命的浪潮。
第三，双方需要改善关系，为世界树立邻国关系的新范本。近年，世界提及中日关系，突出的印象就是历史恩怨与领土争议。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需要双方高度的互信与智慧。但也正因行之不易，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将为日益动荡不安的世界增添亮色。
2020年，有望成为中日关系的硕果之年。在这一年，两国政府、社会都将高度关注中日关系，有理由期待中日关系在这一年结出硕果。
在政治领域，习主席访日有望成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里程碑事件。国际社会能够由此感受到中日间的战略共识，以及两国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战略指引。未来，地区与世界将能够从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中获益。
在经济领域，作为“化竞争为协调”的标志，中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否获得更多实质进展值得关注。而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日方能否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市场环境，或将成为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领域互利合作的关键。同时，日本企业也将从中国扩大开放中获益。
在安全领域，真正践行“互不构成威胁”共识，一方面需要强化安全对话与交流，另一方面需要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安倍首相表示“没有东海的稳定，日中关系就不能真正改善”。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心病还须心药医，仅仅通过媒体指责中方显然无助于东海的稳定，在这点上仍需要日方拿出政治智慧。
人文领域，2020年是“中日文化·运动促进交流年”。在中国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两国民众实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备对话与交流的基础。期待有更多日本民众能直接来中国感受“等身大的中国”，有更多中日青少年能够倾听异国同龄人的喜悦与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