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0月16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福布斯会议上谈到香港反对派的“五大诉求”时表示：
“这些诉求并不是用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而是为了羞辱和逼迫香港政府下台。如果你去问这些示威者，这五大诉求达成之后将如何，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我不知道，但我不高兴，所以我就要这么做。这是最不幸的事。”
李显龙还表示，反对派可以提出“我要普世选举权”这样的要求，但他们应该明白，香港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个特别行政区，所以一切安排都必须遵照 “特别行政区”的框架——也就是《基本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李显龙做这样的表态，一方面我觉得有外交目的上的考量（拉拢中国），但另外一方面，我相信这也是李显龙的肺腑之言。
就在前一天，李显龙在出席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NTUC)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有记者问，如果香港的事发生在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会有什么后果。
李显龙回答说，如果香港的事发生在新加坡，那新加坡肯定完蛋，因为新加坡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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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加坡，看上去已经较为发达（2018年人均GDP为6.46万美元），但这个国家有两个巨大的劣势：一是体量特别小，二是地缘环境极为复杂。
这就造成了新加坡无论是在内部治理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其容错性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李显龙在提到新加坡更脆弱时，表情极为凝重。
在此之前，我还特别关注了李显龙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和新加坡国庆日的两场演讲，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焦虑”，李显龙对新加坡当前的处境有一种深深的焦虑。
对此，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如果你去了解一下新加坡的历史，你去了解新加坡执政者一直以来的焦虑，你或许能够体会到，对于某些小国来说，“安全感”真的是一种奢侈品。
接下来就从新加坡的历史开始讲起。
02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其主岛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
但如果你把地图放大看，你会发现它和马来西亚并不是连着的，中间隔了一条狭窄的柔佛海峡（宽度仅为1.2公里-4.8公里），柔佛海峡即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国界。
在新加坡岛之外，其国土还包括另外63个小岛（都很小），总面积加起来719.1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浦东新区面积的60%（浦东新区全区面积为121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非常小了。
新加坡的人口为564万（浦东新区为550万，面积还比新加坡大2/3，由此可见新加坡的人口密度真的很高），其中华人大约占了3/4，其次为马来族（13.3%）、印度裔（9.1%）以及少量欧亚裔/混血（3.4%）公民。
从各个族群的比例来说，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并且是全世界（除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
中国关于新加坡的文字记录，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
当时东吴的将领康泰写了一本书《吴时外国传》，里面记载了一个名叫“蒲罗中”的地方，根据新加坡学者许云樵的考证，蒲罗中是马来语 Pulau Ujong 的音译，意为“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即新加坡。
所以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就和新加坡有了交集。
但之后的1000多年，新加坡似乎被中国淡忘，直到元朝时期，皇帝专门派人出海寻找大象，期间路过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被认为是新加坡的吉宝港。
1330年，元朝航海家在远渡埃及的时候，也来到了新加坡，并将其记录在《岛夷志略》一书中。
（之所以将其命名为龙牙门，是因为新加坡港出口的位置有两个“龙牙”形状的石头耸立在海道两侧而得名）
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将其称为淡马锡（淡马锡是古爪哇语 Temasek 的音译，意为海城）。
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已出现了小规模的“下南洋”活动（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对东南亚的称呼，下南洋指中国人向东南亚区域经商和迁徙）。
而明末和清朝时期，则出现了大规模的去南洋地区打工、经商、移民的现象。
今天的新加坡华人，其祖辈被大多就是在“下南洋”时期迁徙过去的。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之所以选择“下南洋”，一方面是为了经商或者躲避战乱，另一方面则和西方殖民者的优惠政策有关。在欧洲殖民时代，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强国纷纷来到东南亚跑马圈地，占领殖民地。但这些殖民地开发程度很低，当地又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所以西方殖民者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包括许诺为华人提供临时安置房屋、食品供应以及免费的土地等等，以吸引华人向东南亚地区迁徙）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斯坦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岛，当时新加坡还属于柔佛王国（马来半岛上的一个封建王国）的领土。
1824年，新加坡被割让给了英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正好扼守住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道，并且水域宽敞，水深适宜，是天然的良港，所以受到了英国的高度重视。
一战结束后，英国更是斥5亿巨资在新加坡修建了一个海军基地。
然而，正是因为新加坡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所以它在二战期间成为了日本人侵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在发动珍珠港偷袭的次日，日本同时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发动了攻击，并成功击溃了当地的英国守军。
此后，日本人就对当地华人进行了系统性的肃清。
按照李显龙的说法（出自李显龙在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里，人民饱受压迫，在恐惧中度过了苦难岁月。”
03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生活在南洋地区的华人，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们在南洋谋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无论是在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人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其南洋总支部就设在新加坡。
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加坡经商的华社领袖陈嘉庚号召南洋各地爱国华人、华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陈嘉庚自己带头出钱，并致电汪精卫反对其和日本进行和谈。
在中国的各沿海港口纷纷失陷之后，缅甸通过云南的滇缅公路成为了外部物资输入中国的重要通道，陈嘉庚得知祖国需要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之后，又组织新加坡华人青年返回中国，以“南侨机工”的身份负责公路运输和汽车维修。
可以说，在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人，或者说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都在通过出钱、出人的方式支持祖国抗战。
（陈嘉庚自己逝世于北京，并被安葬在厦门，还是有很典型的落叶归根的思想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加坡沦陷后遭到了日本人疯狂的报复。
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对新加坡华人开展“肃清行动”，大量华人被带到郊区或者海边进行集体枪决。
关于死难者人数，日本官方给出的数字是5000人，新加坡华社的说法是10万人，战后的审讯中有证据提出的数字约在2.5万人到5万人左右。
确切数字已无法确认，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老一辈新加坡华人最惨痛的一段记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新加坡华人最黑暗的时期终于过去了，英国殖民者也回来了。
但此时英国的威望早已大不如前，新加坡人提出了自治的要求。
在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英国同意成立新加坡自治邦（1955年至1962年），其首任总理为李光耀，也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国父”。
然而，自治其实只是一个过度的手段，新加坡真正的目的是效仿很多前殖民地寻求独立。
但新加坡自己的体量又太小，所以他们的选择是和刚独立出来不久的马来西亚组成联邦，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1963年9月，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
然而3个月后，双方就爆发了公开的矛盾，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划拨给新加坡的预算不足。
新加坡华商也抱怨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专门针对华人实行歧视性的经济政策。
1964年，“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开始抬头，于是新加坡又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
1965年，以“巫统”为首的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修改宪法，宣布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
关于马来西亚驱逐新加坡的原因，此前有一种说法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马来西亚的族群冲突问题，但毕竟新加坡占着马六甲海峡最好的位置，是东亚国家连通中东、欧洲和非洲的海上贸易的必经通道，就这么轻易放弃，我觉得“避免种族冲突”的说法多少有点解释力不足。
而且驱逐新加坡是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全数通过的，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其他原因。
后来我又看到了另一种解释，说李光耀的政治领导力太过强大，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急速的发展，这让马来西亚执政党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担心未来人民行动党会取代“巫统”（马来人的执政党），成为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从而统治整个马来西亚联邦。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于是他们决定把新加坡驱逐出去，从而一劳永逸地杜绝这种可能。
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更有解释力。
总之，1965年8月9日，被逐出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新加坡共和国。
04
新加坡的独立，据说并没有让李光耀感到庆幸。
据其本人在回忆录（《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一章·新马分家》）中的说法：
“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居住着1亿多马来回教徒的群岛上，我们华族人口简直微不足道。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如何生存呢？”
这种对于国家命运的焦虑，贯穿着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的执政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显龙是第三任总理，中间由吴作栋担任第二任总理，但外界普遍认为，李光耀在世时他才是新加坡真正的掌舵者）。
李光耀父子的焦虑并非杞人忧天，北面的马来西亚就不用说了，分家的时候彼此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公开化了，而新加坡南面的印尼更是虎视眈眈。
印尼这个国家我在《印尼排华往事》中专门介绍过，在其巅峰时期（满者伯夷王朝）曾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海上霸主，其领土包含整个马来半岛。
（巅峰时期的满者伯夷王朝）
后来被荷兰殖民，直到1950年独立建国。
独立后的印尼野心不小，曾于1975年武装入侵东帝汶并将其吞并。
（东帝汶是帝汶岛上的一个小国，其东部为东帝汶，西部属于印尼领土。之所以这个小岛会一分为二，其实是欧洲殖民者人为划分出来的，其西部是荷兰是殖民地，东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当年印尼独立的时候，东帝汶还处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之下。1975年，葡萄牙政府允许东帝汶举行公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并独立建国。然而就在东帝汶独立的9天之后，就遭到了印尼的入侵和吞并。1999年印尼被迫同意东帝汶就独立问题实现全民公投，经过3年的联合国托管期之后，2002年东帝汶再次独立。中国在其独立日当天第一时间与其建交。）
而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道，其地理位置有点类似于高速公路的收费站，你只要坐在那儿就会有往返于东亚和欧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的货船源源不断地在这儿靠岸，相当于守着一棵摇钱树。
你觉得印尼会没有非分之想吗？
新加坡以如此之小的体量，能够免于遭到周边大国的吞并，和李光耀的国防以及外交战略是分不开的。
在国防上，李光耀曾提出了著名的“毒虾”战略：
即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通过自身的毒素来震慑周边的鱼群，确保鱼群不敢将其吞噬，从而与“鱼群”共存。
新加坡这个国家体量太小，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军事力量的现实条件，于是新加坡在武器采购上，一直奉行少而精的原则。
这就是在告诫那些周边国家，如果你要打我，那我一定也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从而迫使周边的那几个国家不敢轻举妄动。
但你知道，毒虾的毒素只能震慑普通的鱼群，但如果碰上的是鲸鱼，那将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所以李光耀在外交上，还有一个“大鱼”战略，即把本国利益和大鱼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对于新加坡来说，美国就是那条“大鱼”，所以他们把樟宜港提供给美国作为海军基地，这让美国海军可以快速穿马六甲海峡，向西可进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向东可以直达中国的南海海域。
作为回报，美国会为新加坡提供安全保障。
正是在这两大战略的安排之下，新加坡虽然自身的地缘环境极为复杂，但至今为止都还处于一个和平的环境。
然而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贸易战打破了平衡，让李显龙陷入了深深的焦虑，这个后面会说。
05
在内部治理方面，新加坡也可以说是把手里的牌打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好局面。
香港和新加坡同为“亚洲四小龙”，两者的规模也比较接近，所以很多人会把他们拿出来进行对比，甚至还有“双城记”的说法。
但在我看来，新加坡和香港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道路。
香港选择了走容易走的路。
在中国大陆被全世界封锁的时候，香港是连接大陆和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
香港正是利用了这一身份，大力发展起了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以及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
对于香港来说，这就是顺势而为。
在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方面，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曾经做过布局，并提出了“数码港计划”。
但这条太难走了，再加上运气不好，赶上互联网泡沫破裂，于是”数码港”计划最终被李泽楷搞成了房地产项目，毕竟后者来钱要快得多。
这也造成了今天香港产业过于单一，年轻人就业选择面极为狭窄。
而新加坡就不一样了，他们一直在走一条难走的、但符合长远利益的路。
根据新加坡贸工部发布的《新加坡经济调研报告（2017年）》，新加坡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6%。其中物流和仓储业增长4.8%，金融和保险业增长4.8%，信息通讯业增长率为3.3%，批发零售贸易业增长了2.3%……
这其中最亮眼的一项指标是，新加坡制造业表现超出预期，增幅达到10.1%。
很多人提到新加坡会想到金融中心、航运物流港口、国际教育之都等等，但其实新加坡的制造业在GDP的比重中占到20%。
新加坡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精密制造工程行业，更让一些人意外的是，新加坡还是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另外两个是美国的休斯顿和荷兰的鹿特丹）。
要知道新加坡自己不出产石油。
但由于中国和日本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中，大约有70%-80%要途经马六甲海峡。
每天有大量的邮轮要在新加坡来来往往，嗅觉敏锐的李光耀利用新加坡作为石油通道枢纽的地利优势，干脆就发展起了炼油产业。
从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新加坡真的是把自己能利用到的资源利用到了极致。
但摆在新加坡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土地不够怎么办？
新加坡就填海造地，把原本分散在附近的七个小岛，合并成一个大岛，建成总面积32平方公里的裕廊岛，作为新加坡的炼油基地。
这个计划从1995年开始落实，原计划在2029年之前完工，但实际完工时间为2009年，比计划提前了20年。
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新加坡愿意走那些难走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很大代价才能出成果的路。
而香港则是反过来，哪条路容易走、哪条路来钱快，他们就走哪条路。
就一点来说，香港真的没法和新加坡比。
06
但香港之所以走不了困难的路，并不是执政者没有见识，事实上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早就预见到了今天香港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才提出了“八万五”计划和”数码港”计划。
但问题是，香港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只要民众一游行，或者计划遇到困难后资本一运作，政府最后都会迫于压力半途而废。
而新加坡不一样。
新加坡是权威型政府，也被成为“家长型政府”。
1980年，新加坡机师协会因为不满飞行员待遇而组织了罢工，并要求增加30%的薪资，否则他们就要“罢飞”。
李光耀得知后，怒批了罢工的飞行员，并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罢工，我将尽我所能，连同新加坡人民一起，给你们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于是在65分钟之后，这场罢工行动戛然而止。
在后来的电视讲话中，李光耀表示：
“管理新加坡的人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不然就干脆不要做领导人。这不是纸牌游戏，这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建立这一切，只要我还掌管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摧毁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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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铁血总理”的形象。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铁血总理，所以新加坡才能把那些难走的路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新加坡的家长型政府还体现在对老百姓生活的管控。
比如不能在公共场所涂鸦、不能骑车过天桥、晚上10点半之后不能在公共场合饮酒等等，其他诸如乱扔垃圾、在地铁吃东西、上厕所不冲水等，在我们国家被视为不文明行为，要遭受道德的谴责，但在新加坡是要罚款甚至是强迫进行义务劳动的。
其他诸如强奸、携带毒品以及持利器抢劫等犯罪行为，是要遭受鞭刑的。
1993年，美国一个叫迈克尔的18岁少年在新加坡境内损坏交通指示牌、并用喷漆涂鸦了20多辆轿车，被当地法官判处4个月刑期+6下鞭刑。
消息一出，美国舆论哗然，认为鞭刑这样的肉体惩罚太过野蛮。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亲自出面为这名少年求情，希望能免于鞭刑。
对此，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回复说，看在克林顿总统的面上，他们可以把鞭刑从6下减少到4下。
最后这名少年挨了4鞭子，加坐了4个月牢。
2004年，李光耀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时，有记者提到这件事，李光耀回复说：
“有些事是不能妥协的，如果我们对他让步，就必须对其他人的请求也让步，假使我们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扪心自问，制度怎么能够维系。”
07
新加坡的家长型政府风格是颇受争议的，也有人认为李显龙接班李光耀的位子是一种父传子的继承行为。
但在我看来，李显龙执政新加坡对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在前面提到，新加坡的执政者已经把自己手里仅有的牌打到了最好的局面，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新加坡手里的这把牌其实挺烂的。
这个烂体现在国家体量太小，地缘环境又太复杂，所以这个国家的容错性是极低的，非常依赖有才能的执政者（就目前来看，李显龙还是相当有水平的）。
尤其是世界格局出现动荡的时候，新加坡的脆弱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就拿中美贸易战来说，这本来不关新加坡的事，纯粹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向中国发难，但新加坡却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新加坡虽然自己很努力，但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高度关联国际贸易。
我们从新加坡进出口贸易总额和新加坡GDP的比值中可以发现，新加坡贸易总额是本国GDP的3倍，所以国际贸易一旦出现风吹草动，新加坡的经济就会出现动荡。
2017年，新加坡经济增速为3.5%；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新加坡经济增速下降到3.2%，看上去降得不多，似乎是处于正常的波动状态，但这是因为贸易战的影响会有一个滞后性；2019年新加坡的经济就出现了大幅下滑。
2019年一季度，新加坡GDP同比增长仅为1.3%，二季度同比增速更是掉到了0.1%，所以年中的时候，新加坡把年度经济增长预期从1.5％-3.5％下调至1.5％-2.5％。
三季度，新加坡的经济增速依然只有0.1%（同比0.1%，环比0.6%），新加坡也再次下调了增长预期：
据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和金管局披露的数据，2019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将在0%至1%之间的区间内。
这就是典型的大国博弈，小国遭殃。
更让李显龙感到焦虑的是，他非常担心新加坡会被逼着在中美之间站队。
在今年5月底的香格里拉对话（指由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国防部协办的“亚洲安全峰会”，始于2002年，之后每年都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因此也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李显龙在开幕式的演讲中专门回顾了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曾因卷入大国博弈而遭受的苦难，并强调新加坡不会选边站队。
在演讲中，李显龙以比较委婉的口吻对中国在一些问题的做法上提出了批评（比如南海问题），并认为中国“须以克制的方式展现实力”，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仁慈大国。
类似的表述会让一部分国人感到不太舒服，但正如连续三年出席会议的中国军方代表何雷（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所言，“香会”本质上是西方智库主办、受美西方主导的多边安全防务平台，针对中国的倾向十分明显。在过去几年，“香会”更是几乎成了美西方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平台。
所以李显龙在讲话中对中国的一些做法抱有微词，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李显龙在演讲中也有不少对中国的正面描述，比如：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带来巨大好处。”
“中国也成功让超过8亿5000万中国人脱贫，这样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条是，李显龙认为大家都必须接受中国会继续壮大，并且了解到阻止中国不断强大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更非明智之举。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所必须做的（心理上）调整最为艰难”，但李显龙认为中国发展高端产业，并且在贸易、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社交媒体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规则制定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李显龙其实就是在告诉美国，你必须正视并且接受中国的崛起。
他能这么说其实挺不容易的，毕竟在国防上新加坡依赖的是美国。
只是，美国虽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但美国的海军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可能在新加坡部署太多的兵力，而中国又和新加坡离得如此之近，并且军事实力还在不断壮大。
所以对于新加坡来说，两边他谁都得罪不起，在中间做一个骑墙派，才最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比较有意思的是，就在李显龙结束香会的开幕式讲话之后，何雷中将现场向李显龙提问：在当前这种局势下，（新加坡）如何做到积极作为、避免选边站队？
李显龙的回答是：“我们尽自己所能和两边都做朋友，发展并保持各个领域的关系，但主动地避免选边站队。”
其实对于小国的执政者来说，他们能做的非常有限，在避免站队这件事上，也只能是“尽自己所能”和“主动避免”。
如果有一天，中美之间的对抗升级，美国要求新加坡封锁马六甲以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和贸易路线，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对于新加坡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来自另一个大国的反制。
这是新加坡竭力避免的。
但这种局面会不会出现，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新加坡人的手里。
新加坡的命运，新加坡人的未来，并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就能够掌控得了的。
这就是小国的悲哀。
这也是为什么李显龙会如此想方设法地在中美之间搞平衡，会对新加坡的未来如此的殚精竭虑。
08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小国的生存环境都如此艰难，世界上也有像圣马力诺共和国这样的世外桃源型国家。
但圣马力诺和新加坡最大的差异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地缘价值，也就是没有征服的价值。
这个位于意大利半岛的迷你型国家，其成立本身就有很大偶然性。
公元4世纪初，意大利半岛由罗马帝国所统治，而当时的罗马帝国正在打击基督教。
于是有一个名叫马力诺的信仰基督教的石匠带着一群工友躲到了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山头，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后来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基督徒跑了过来，这个山头慢慢就发展成了城邦，并于1631年被罗马教廷正式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从圣马力诺的起源就可以看出，马力诺当初在选址的时候，就特意选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头，这是它能世外桃源型国家的先天条件（而且这个国家完全被意大利的国土所包围，所以根本不需要考虑国防，搭意大利的便车就行了）。
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处于贸易和能源运输通道的要害位置，好处是非常方便发展进出口贸易，但坏处是其地缘环境极其凶险，所以新加坡这个国家永远都无法独善其身。
类似的，还有像乌克兰、波兰、叙利亚、朝鲜这样的国家，他们也都处于极其凶险的地缘环境之中，这些国家的历史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苦难记忆。
随着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越来越多，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这个世界会存在一套完美的、适合所有国家发展的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必须因地制宜，也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国情（历史、传统、地缘环境等等）来决定。
只是现在我们提到意识形态，往往会划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其实还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等，但一般人总是会简单划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类）。
但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你觉得新加坡和美国的意识形态能一样吗？
显然不能。
然而《文明5》这个游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个游戏在设置的时候，把意识形态划分成“独裁”“秩序”和“自由”三大类。
然后你就会发现，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很显然属于“自由”那一类，而新加坡则更看中“秩序”，至于“独裁”，沙特这样至今仍在实现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妥妥地对号入座。
独裁显然是不可取的。
而在自由和秩序之间，我认为对于那些先天容错性很差的国家或者地区而言，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有些人可能会希望两者兼得，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你想要获得秩序，并必须放弃一部分自由）。
所以即便有人觉得新加坡实行的是假民主（新加坡有总统，总统每隔6年由全民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是无党派人士，当选后成为国家名义上的元首，几乎没有实权；新加坡真正的掌权者是总理，由多数党领袖担任。新加坡从立国之后，就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其中李光耀担任总理长达40年，之后一度由吴作栋接班，现在总理之位又给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觉得新加坡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管得太宽，但我个人是非常理解新加坡执政者的执政风格的。如果让我站在新加坡人的角度上，我也会支持李光耀、李显龙父子构建的权威型政府（我个人也蛮欣赏李显龙的，他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在为新加坡以及新加坡人争取利益，我觉得执政者就应该如此）。
因为这个国家真的经不起乱，他们承担不起试错的代价。
相比之下，香港则要“自由”得多。
但香港确实有这个资本，因为它背靠着中国。
香港再怎么折腾，对于中国来说，它都是自己的孩子，如果真出了问题，中国会为其兜底（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央政府就公开喊话“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香港政府有底气拿出外汇储备和索罗斯放手一搏）。
（香港金融保卫战我之前专门写过，以上截图来自一位亲历者的留言）
而且香港也不需要考虑外部侵略的问题，不需要特意去制定什么“毒虾”战略，因为它的安全有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保障。
安全感——新加坡求之而不得的东西（新加坡执政者一直为安全问题而忧虑，但听说新加坡的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那么深的忧虑感），香港人天生就已经拥有。
这是香港人的幸运（哪怕一些香港的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
09
而对于我们内地人来说，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有考虑过国家大小对自身安全和前途命运的影响，因为我们天生就出生在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很大的国家，无论我们是否考虑，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
但最近这两年，我越来越觉得大国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禀赋优势。
这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在遭受外部侵略时有更大战略纵深去进行抵抗；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更强的韧性和容错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发展水平的上限也会远远超过中小型国家。
而国家的发展程度越高，不仅是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会更高，其选择面也会更宽，生活也会更有尊严。
就拿60后和90后这两代人的择业观来说，60后非常保守，对职场不公以及论资排辈现象的忍耐程度非常高，而90后如果在工作时觉得不高兴，不少人都会选择辞职不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代际差异？
因为60后在成长和就业的过程中，中国还处于物资匮乏的阶段，60后一旦辞职，可能就吃不上饭，现实条件决定了他不敢随意辞职，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
而在90后成长的阶段，中国的物资要比过去充裕得多，一些90后的父母也已经积累了一定家产，所以90后有底气辞职，甚至是裸辞。
这就是国家发展水平提高后，国民变得更有尊严的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再拿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为例，前段时间奥巴马投资拍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一度大火。
这个纪录片记录的是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建厂的过程。
然后你就会发现，美国工人一边在抱怨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
但另一方面美国工人竟然帮着曹德旺排挤那些想要建立工会和改善工作环境的工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俄亥俄州属于美国的铁锈地带，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外迁，当地的工人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尽管在曹德旺的工厂上班存在被剥削的迹象，但如果赶走了曹德旺，他们连被剥削的机会都不再拥有。
这就是那些处于铁锈地带的美国工人的悲哀。
即便你出生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你所在的州处于衰落之中，那么你的选择面就会很窄，窄到很多人不得不去选择一份被剥削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自己的国家。
因为国家崛起了，国民的生活才能在整体上获得提高，老百姓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
而中国因为在体量上有巨大的禀赋优势，中国人或者说整个东亚人又是全世界出了名的勤奋，所以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上限会一般国家要高得多，我们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护好国家的安全。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可能是非常辛苦的一代人，因为我们正好处于国家崛起的关键阶段，但下一代中国人，他们应该会拥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国家不发生动乱这一前提之上。所以，中国应该更侧重“自由”还是“秩序”？我相信明眼人都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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