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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籍令”出来后,巩俐又被推到风口浪尖

“限籍令”出台了,其中就有一条涉及到“外国国籍”艺人的问题。

只是没想到,一向被父母放养惯了,自由散漫没有目标的她,在某一天会遇到一个男人,把她领进一个全然陌生又有趣的世界。

那时候的巩俐,是个文艺积极分子,热爱唱歌跳舞。16岁的某一天,巩俐和一帮同学去电视台,遇到了拍电视剧《武松》的剧组。

正好,当时的拍摄需要群演,剧组看到这样一群天真的孩子,自然不放过。而巩俐因为长得高挑又好看,被导演注意到了,还给了一句台词。

拍摄结束后,当时的导演席舆明,和巩俐的妈妈说:“你女儿很不错,可以去试试表演。”又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

导演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给了后来考幼师音乐老师屡遭落榜的巩俐一条全新的路。

实际上,选中巩俐演“九儿”,整个剧组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看外表和不像。

小说作者莫言,后来就曾在90年代的文章中讲到当时的情况,他说:

“她那时经常挑着两只木桶在县府招待所的大院里踱来踱去,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重重的表情。我初见这样子的巩俐,心中不由升起了团团狐疑之云,说实话,巩俐和我心目中的‘我奶奶’形像相差甚远。

在我的心目中,‘我奶奶’是一株鲜艳夺目,水分充足的带刺玫瑰,而那时的巩俐小姐更像一位初谙世事的女学生——事实上她正是一个女学生——于是我怀疑张艺谋走了眼,于是我担心这部戏将砸在巩俐手里……”

有意思的是,该书书名叫《妖仙狐媚——激扬巩俐》

最终,电影在国内国际上拿奖拿到手软,而在国内上映,票价从当时市场价的几毛钱炒到了10块钱,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那时候是1987年,电影最终获得4000万的票房,放到今天,那就是10亿的量级了。但当时作为女主的巩俐,片酬却只有200,而作为小说作者和编剧的莫言,分走了2000元。

坊间有传闻,当时的巩俐想结婚,但是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张艺谋,却没心思,且不想再让婚姻束缚了自己的艺术创作。

失望之际,巩俐提出了分手。当时巩俐去算命,算命人说她必须在30岁结婚。但30岁到了,和她相爱多年的人却不愿意。她甚至和妈妈说:“我要结婚,但我不知道和谁结婚。”

当然,这些都是坊间传闻。但多年后,巩俐接受杨澜的采访,表达了自己对于婚姻的看法,可以看出当年的传闻或许不是空穴来风。

她说婚姻就是一张纸,不代表什么,感情还是要两个人去经营。杨澜问她说:“是有谁曾经这样跟你说吗?”她有点愣了一下,说:“我是有听过人家这样说,后来我自己也想明白了。”

左:孙周 右:孙淳

在广州拍了很多年广告的孙周,1998年在陈凯歌电影《荆轲刺秦王》里演燕太子丹,算是重返电影圈,也是作为演员,和巩俐的第一次合作。

此后,大概是报答知遇之恩,抑或是鼓励支持孙周,巩俐以低片酬出演了他导演的电影《漂亮妈妈》。这部电影,让巩俐再次获得多个国际国内最佳女主奖项。

紧接着,两人又合作了《周渔的火车》。

2001年在丽江拍《周渔的火车》时,36岁的巩俐,已经结婚5年,丈夫是后来被称为“新加坡烟草大王”的黄和祥。

早在巩俐和张艺谋交往期间,两人就认识了。因为黄和祥所属的烟草公司,经常赞助张艺谋的电影,巩俐也经常作为嘉宾出席该公司举办的比赛。

当时巩俐和张艺谋情变,记者围追堵截巩俐,逼问她与张艺谋的情变真相时,黄和祥为她挡了回去。之后二人就开始交往频繁密切起来。

情伤又渴望婚姻的巩俐,在黄和祥仔细周到的照顾下,芳心也被打动。于是,两人于1996年在香港结婚,出席的是梅艳芳、林青霞等巩俐的圈中好友。

婚后的巩俐,在香港过了一段时间低调的普通人的生活,拍戏也减少。

原本以为结婚生子顺理成章,没想到,意外来得这么快。

后来被问起关于“加入新加坡国籍”的问题,巩俐一如既往地随性,回应说:

“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只是个人选择。”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2012年经黄和祥证实,两人在3年前就离婚了。这样推算的话,也就是在巩俐加入新加坡没多久,两人就离婚了,原因是:两人聚少离多。

娱乐圈女明星结婚,大部分在婚后减少拍戏,基本处于半退隐状态,目的是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始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今,55岁的巩俐,和72岁的法国电子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已结婚。看得出来,两人很幸福。

让·米歇尔·雅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能娶到巩俐这样的“东方美人”非常荣幸,还帮忙宣传她主演的电影。

接受采访时,巩俐一改当年那句:“婚姻不过是一张纸而已。”

她再次重新定义婚姻:“结婚对我来说没问题,但是要双方都很开心、很愿意,这个很重要。”

想必,是米歇尔唤醒了,她对婚姻的渴望。

04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巩俐被称为“巩皇”,独一无二的称号。

作为演员,她有非常硬核的业务能力。

作为女人,她性感美丽、霸气,自我又充满自信。

正如,对于“加入新加坡国籍”一事,这么多年,她的正面回应只有一句“不需要解释,仅仅是个人选择”!

但是,在许多国际场合,她又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2003年,她说:“也许吧,相对于世界来讲,我是属于中国的,其实我是一个很中国而且很北方很沈阳的女人,许多人都说我很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角色给大家的这种印象,但是我在很多事情上确实有自己的主见。

而2018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面对激进分子,她直接用“拒绝上台”的方式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