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平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摘要：本文把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次“中心-外围”格局，并分别归纳总结每次“中心-外围”格局中，“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自然资源贸易对于“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不能因为“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而隔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联系，而是应该积极地鼓励这些国家融入了既有的“中心-外围”格局，通过发展自然资源产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本文既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又扩展了分析视野，也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资源诅咒”，选择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避免其负面效应，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JEL Codes：F02, F14, N50, Q32

一、 前 言

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但是，二战以来，许多自然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慢于资源缺乏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用“资源诅咒”来描述这一经济增长中的“悖论”。此后，一大批学者（Sachs and Warner，1995,1999,2001;Mehlum et al.，2006; Gylfason，2001; Elissaios and Reyer，2004,2007;Collier and Goderis, 2007）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但是，如果从历史进程来看，不论是早期西欧国家崛起，还是在后来的西欧后裔国家的崛起，自然资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史学家们（Kennedy, 1988; North and Thomas,1973;Pomeranz,2000）认为，西欧国家通过与当时的伊斯兰国家发展自然资源产品贸易，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最终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体，完成了由“外围”到“中心”的格局转换。同样，自然资源丰裕也是推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欧后裔国家由“外围”到“中心”的格局转换的重要因素（Habakkuk,1962;Wright,1990;Maddison,1991;Barbier,2005)。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提醒我们，不能够仅仅依据“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就得出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一负相关性的结论，而应该全面地、系统地考察，历史上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已有文献鲜有从历史视角考察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同时，从历史上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准确全面地认识自然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择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心-外围”格局的概述，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部分。

二、“中心-外围”格局的概述

Prebisch(1950)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在《报告》中，Prebisch提出，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的格局中，由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加深了“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致使依靠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是资源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因此，“中心-外围”理论的政策建议是非常明确的，它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出口促进”战略，进而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大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促进本国自身工业的发展。“中心-外围”理论一经提出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此后，Wallerstein（1974，1980，1989）等人据此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Amin（1976）等人据此提出了“依附”理论，也都获得了学者们极大的关注和追捧。

显然，这些理论都是以世界贸易作为分析的起点，而不是国家的贫富差异，这就意味着只有当世界性贸易开始成形时，才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中心-外围”格局。同时，这些理论都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对于“中心-外围”格局的判断；第二，造成“中心-外围”格局的原因；第三，突破“中心-外围”格局的政策建议。其实，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外围”格局特征并非二战以后才出现，也并非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才存在，而是在世界性经济体出现以来，就是显著存在的。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非均衡的，因此，根据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以及不同时期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差异，我们可以把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发展历程分为三次“中心-外围”格局。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到1500年结束，这一时期以伊斯兰国家和中国为代表的世界性经济体开始形成。当时的伊斯兰国家不仅占据着北非和西亚等广大贸易中心地区，而且丝绸、亚麻、毛纺织品、棉纺织品、陶器、玻璃和皮革等这些当时的先进制造业都被伊斯兰国家所控制，处于世界贸易的“中心”地位；而这一时期的西欧、东欧、俄罗斯等国家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通过向伊斯兰国家提供原材料而获得发展，为“外围”国家。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从1500左右开始到19世纪初期。新航线的开辟带来的海上贸易繁荣使得当时的西欧各国，可以从殖民地大量进口原材料，并把这些原材料加工成工业产品或者进过简单的处理，再买给美洲，从而使得西欧国家对外贸易而不断繁荣，处于世界贸易的“中心”，西欧的发展也把美洲殖民地卷入日益发达的世界市场，为它们提供原材料，成为世界贸易的“外围”。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从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也正是Prebisch等人得出“中心-外围”格局判断的时期，这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世界贸易在呈现之初就具有显著的“中心-外围”格局特征。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本文同意Prebisch(1950)等人做出的世界贸易存在“中心-外围”格局的判断，但是本文的基本观点与这些理论具有显著差别。因为，这些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出发点，以“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以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摆脱依附关系，作为基本的政策建议，简化了“中心”与“外围”的联系方式，对“中心”与“外围”的经济联系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一方面，处在“中心”或者“外围”国家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中心”国家亦可能衰退为“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也可能升格为“中心”国家；另一方面，任何国家早期的世界贸易都是从自然资源产品贸易开始，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处于“外围”，即便是自然资源非常缺乏的日本也不例外。Yasuba（1996）就认为，尽管日本自然资源匮乏，但是早期的日本正是通过出口初级产品，使得人均国民收入获得了很大的提高。Leamer（1987）也认为，对于一个自然资源禀赋较差、资本短缺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获得经济增长。同时，实践也证明，Prebisch (1950)等人依据“中心-外围”格局提出的以“进口替代”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在拉丁美洲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倒是亚太地区国家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促进”战略，融入了既有的“中心-外围”格局，自身经济获得了较快增长。因此，本文接受Prebisch(1950)等人做出的关于世界贸易存在“中心-外围”格局的判断，但并不接受他们的基本观点。本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和国际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一国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有可能既非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非其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自身资源禀赋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可行的经济发展道路，可能是其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对一国的经济起步至关重要。所以，Barbier (2005)直截了当地指出，任何落后国家几乎不可能跳过专业化于自然资源产品贸易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而获得经济增长。

显然，决定“中心-外围”格局转换的因素有许多，例如，制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地理位置等等。但是，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的经济史实质上是一部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在“中心-外围”格局转换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世界贸易被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话，那么，自然资源贸易就是这个发动机启动的最早动力来源，因此，世界贸易强化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本文也并不打算全景式地探讨“中心-外围”的格局转换，而只把视角聚焦于自然资源贸易对“中心-外围”格局转换的影响。根据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事实，本文把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自然资源贸易的发展历程分为三次“中心-外围”格局，并分别归纳总结在每次“中心-外围”格局中，“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自然资源贸易对于“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既弥补了已有文献历史事实依据不足的缺陷，又扩展了已有文献的分析视野，也对于当今自然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摆脱资源依赖型增长“陷阱”，选择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行性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避免负面效应，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及西欧的崛起

（一）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

中世纪的伊斯兰国家不仅仅占据着重要的大河流域，而且还横跨好几个地区，几乎囊括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特别是当时的伊斯兰国家征服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河和波斯湾的水路。同时，渡过阿拉伯海可以到达印度西南部地区。伊斯兰国家疆域的扩大和统一，消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孤立，促进了贸易的全面发展，使得一度中断的东西方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例如，当时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交通要冲，从事大规模的出口和转运贸易，成为当时世界的商业中心，并获得了“金桥”的美誉。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当时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区域贸易与世界贸易的中心，自然也是世界经济与政治权利中心。斯塔夫里诺斯（2005）写道：“就经济标准而言，近代初期诸伊斯兰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无疑，当时的西欧人也这样认为……”。Findlay（1998）也认为，公元1000年西欧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而同时期的伊斯兰国家则占据着北非和西亚等广大贸易中心地区，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处于世界贸易和经济中心，属于“中心”国家；公元1000年西欧、东欧、俄罗斯等国家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为“外围”国家。从表1中我们也看到，在公元1000年西欧国家的人均GDP只有427国际元，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453国际元；相比之下，当时的伊朗和伊拉克则达到了650国际元，西亚地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621国际元，远高于西欧国家。

在由伊斯兰国家为“中心”，西欧为“外围”的格局中，世界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人类终于走出马尔萨斯停滞期（Malthusian Stagnation），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都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从表1中我们看到，在这5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平均人均GDP从436国际元增加到566国际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上升到0.1%左右，世界总人口从2.68亿增加到4.38亿。

（二）西欧国家的崛起

在中世纪初期，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饥荒和瘟疫的肆意横行，西欧大部分地区人口急剧减少，田园一片荒芜，生产力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史称“马尔萨斯停滞期”。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庄园经济占据着整个西欧，商业和贸易都不发达，经济缺乏活力，商人也被看作是通过玩弄贱买贵卖等诈骗手段大发不义之财的骗子。根据Prienne（1937）的考察，当时的欧洲大陆商业交换及商人根本微不足道，甚至可以不承认它们的存在。在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形成初期，公元1000年左右，西欧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Findlay，1998），而此时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借助庞大的帝国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通过世界贸易的繁荣而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of Islam）。

丝绸、亚麻、毛纺织品、棉纺织品、陶器、玻璃和皮革等当时的先进制造业都被伊斯兰国家所控制。同时,伊斯兰国家从西欧国家进口初级产品，从俄罗斯进口蜂蜜、蜜蜡、皮货、木材，从东南亚进口热带香料，从苏丹进口贵金属和黄金，从西欧进口小麦、木材、葡萄酒、棉花、毛织品和橄榄油，从非洲和东欧进口奴隶。然后把生产成的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在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中，西欧通过专业化于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为商业和海上交通提供服务，最终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性的经济体，完成了由“外围”到“中心”的格局转换。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到1500年左右，西欧各国已成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人均GDP从1000年的425国际元增加到1500年的797国际元，其中意大利更是从1000年的450国际元增加到1500年的1100国际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同时，整个西欧的经济总量也获得了巨大增长，仅仅处在中国和印度之后。当时西欧的人口也获得大规模增长，从1000年的2556万人增加到1500年的5726.8万人。

因此，经济史学家们（Kennedy，1988；North and Thomas，1973；Pomeranz，2000）认为世界性经济体的出现，使得西欧能够通过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实现了从“外围”到“中心”的格局转化，也为两个多世纪后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及西欧后裔的崛起

（一）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

到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结束的1500年，西欧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了771国际元，伊斯兰国家的人均GDP则只有590国际元，与1000年的621国际元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下降。当时西欧国家的人均GDP不仅全面赶超了曾经的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伊斯兰国家，也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566国际元，成为新的世界贸易和经济的“中心”。

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由于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新大陆的发现，更加巩固了西欧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西欧各国不仅可以向南经过非洲西海岸到达东方，也可以向西越过南美洲前往亚洲，欧洲与外界的联系的通道也渐渐由地中海转变为大西洋。这就使得曾经依赖于优越地理位置而从事大陆转运贸易的地中海变成了交通闭塞的内陆湖，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开始逐渐衰落。西欧国家则突破了伊斯兰国家对东西方贸易的封锁和垄断，开始大量从事香料、茶叶和咖啡贸易。海上贸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伊斯兰国家控制的，横贯大陆的东西方贸易格局解体了。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认为，这种“中心-外围”格局的转换，使得世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西欧因从事世界性贸易而越来越富裕，而一度令欧洲人生畏的穆斯林帝国因无法融入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而变得越来越贫穷。

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得当时的西欧各国，可以从殖民地大量进口原材料。例如，他们从加勒比地区进口糖，从美洲进口咖啡，从巴西进口金和其他原材料，并把这些原材料加工成工业产品或者进过简单的处理，再买给美洲；他们通过工业品在非洲换取奴隶，并把他们运到美洲为他们生产糖和咖啡，或者开采贵金属矿藏，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贸易”。西欧国家自身经济强势发展和对外贸易不断繁荣的同时，也把美洲殖民地卷入日益发达的世界市场，使它们成为 “外围”。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后来成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仍然处在原始的欠发达状态，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17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几乎没有任何增长的迹象，一直维持在400国际元左右，从而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在世界贸易史上就形成了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

（二）西欧后裔国家的崛起

新大陆的发现使得西欧各国既可以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又能够把自己的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扩大。同时，英属北美殖民地通过发展适宜向欧洲市场出口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经济，确立了自身在大西洋地区的经济地位。

英国在与其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中，最为重要的贸易产品就是烟草和蔗糖。1669年至1701年间，英国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烟草价值年均达到24.9万镑。1655年，仅仅伦敦商人就从巴巴多斯岛进口了5236吨蔗糖。1669-1701年间，英国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总价值年均高达63万镑（McCusker and Menard，1991）。除烟草和蔗糖外，北美殖民地的毛皮、沥青、松脂、水稻、靛青、焦油等各种原料都大量出口到英国。1669-1701年间，英国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进口的各种食品、染料、木材和油的总价值年均分别为4.6万镑、8.5万镑、1.4万镑和1.9万镑（Davis，1954）。从18世界中叶一直到在19世纪早期，美国的出口产品几乎都是自然资源产品。1803-1807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出口产品是农产品，此外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林业产品和海产品，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则不超过5%（恩格尔曼和高尔曼，2008）。

19世纪晚期，加拿大已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比利时和瑞士相当，只有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比加拿大更加富裕。但是，加拿大在19世纪晚期仍然没有进入工业化时期，当时的制造业仅仅贡献了25%的国民收入，吸收了22%的劳动力（恩格尔曼和高尔曼，2008）。相比之下，天然生产部门——农业、渔业和林业——的规模非常大，当时的加拿大也是典型的自然资源重度依赖型国家，所以，加拿大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与其开发出资源密集型的大宗出口产品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早期加拿大主导出口产品是木材，19世纪30年代人均木材出口价值是美国人均棉花出口价值的3倍，所以，整个19世纪木材都是加拿大的支柱产业之一。19世纪上半叶加拿大的主导出口产品由木材变为小麦，可以说小麦和面粉的出口造就了19世纪下半叶加拿大的繁荣。Maddison（1991）认为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非因为其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而是因为其资源方面的巨大优势。正如Ferranti等人(2002)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瑞典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依赖他们的自然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Ubbelohde（1975）的统计，1700年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直接贸易占到英国贸易总量的六分之一，到1770年占到三分之一。Robertson和James（1966）认为这种出口型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成为英属北美生存和进步的持续动力，而且促使北美殖民地的商业形成一种海洋性的外向型商业，而不是大陆性的内向型商业。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面积巨大，移民众多，经济发展更具自主性，也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在西欧兴起的商业资本主义精神，这些都使得北美殖民地从地理大发现以前的蛮荒之地，发展为18世纪大西洋地区的新兴力量。

在大西洋“三角贸易”盛行的近400年的时间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当时处于“外围”的国家通过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与西欧国家进行贸易，最终获得了长足的经济发展，在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中，实现了从“外围”到“中心”的转换。根据麦迪逊（2009）的估计，1820年以来，四个西方后裔国家经历了比西欧或者世界其他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在1820-2001年间，它们的总人口增长了35倍，而西欧的人口则增长则不到3倍；它们的GDP增长了679倍，而西欧的GDP只增加了47倍；它们的人均GDP从1202国际元上升到26943国际元，而同一时期西欧的人均GDP则只从1204国际元上升到19256国际元。麦迪逊(2009)认为：“这些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是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异。”

五、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与“资源诅咒”

（一）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

二战以后，西欧各国的经济迅速恢复，实际上在1947年年中或者年末，除德国以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二战之前的水平(高德步和王钰，2001)，到1952年欧洲经济已经全面完成了恢复。如图1所示，1952年，西欧12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412国际元，瑞士更是达到了9630国际元；西欧后裔国家的人均GDP达到9950国际元，而美国更是高达10316国际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拉美国家的人均GDP为2595国际元，亚洲国家的人均GDP为792国际元，非洲国家的人均GDP为927国际元。如图2所示，1952年，西欧及后裔国家人均GDP是拉美地区国家的2.52倍，是亚洲国家的8.26倍，是非洲国家的7.07倍。很显然，当时的西欧及其后裔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

Prebisch（1954）也认为，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处于“大的工业中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在“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这样的“中心-外围”世界经济格局到现在仍然没有被打破，“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一些地区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985年，西欧及后裔国家人均GDP是拉美地区国家的3.21倍，是亚洲地区国家的6.94倍，是非洲地区国家的11.27倍。2006年，西欧及后裔国家人均GDP是拉美地区国家的3.68倍，是亚洲地区国家的4.58倍，是非洲地区国家的14.27倍，除了亚洲开始下降之外，拉美地区和非洲还在继续上升。

图2 1952-2006年西欧及其后裔国家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倍数）

注：西欧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西欧后裔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

数据来源：根据麦迪逊（2003）整理计算得到。

（二）“资源诅咒”

不论是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还是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许多处于“外围”的国家，通过与 “中心”国家发展自然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贸易，最终完成了由“外围”到“中心”的格局转换，其中就包括日本这样自然资源并不丰裕的国家。但是，在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形成初期，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初级产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就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最早提出“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的经济学家Prebisch(1950)就指出，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的格局中，由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加深了“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致使依靠初级产品的世界贸易不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是资源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他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放弃“出口促进”战略，进而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大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Auty,1993;Sachs and Warner,1995）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尽管自然资源丰裕，初级产品出口产业蓬勃兴旺，却没能实现发展，经济表现差强人意。典型的例证便是OPEC国家与资源贫乏的瑞士、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之间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是，1960-1990年间，资源贫乏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为3.5%，资源丰裕国家人均GDP的增长率为1.3%，资源贫乏国家的发展比资源丰裕国家快2-3倍。1965-1998年OPEC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只有1.3％，而同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GDP增长率是2.2％。Auty(1993)用“资源诅咒”来描述这一经济发展中的悖论。此后，其他一些学者（Mehlum et al.，2006; Gylfason, 2001;Elissaios and Reyer,2004）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Collier和Goderis（2007）进一步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正效应，但是其长期效应却是负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中，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非但没有缩小与“中心”国家的距离，反而还在继续扩大，曾经的经济增长引擎——初级产品出口贸易，在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中似乎已经失灵。

六、总结与启示

在第一次“中心-外围”格局中，荷兰、英国、法国等当时处于“外围”的国家，通过和当时的“中心”伊斯兰国家进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经济增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丰裕的自然资源，特别是丰裕的煤炭资源，也是后来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英国萌芽的重要原因，而海外资源的获取则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在第二次“中心-外围”格局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欧后裔国家，通过与西欧开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在经济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终完成了由“外围”向“中心”的格局转换。但是，在第三次“中心-外围”格局中，自然资源丰裕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比相同条件的自然资源缺乏国家更为缓慢，似乎遭到了自然资源的“诅咒”。

通过比较这三次“中心-外围”格局中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启示：尽管，在经济距离逐渐缩小，世界贸易分工不断垂直化和深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产业始终被定位为原材料或者半成品供应，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是由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所驱动的，从而有可能失去自身不断优化升级的能力，其长期经济增长能力遭受了自然资源的“诅咒”，从而可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但是，历史提醒我们，不能因为“资源诅咒”悖论的出现，而隔断发展中国家与“中心”国家的联系，而是应该积极地鼓励这些国家融入了既有的“中心-外围”格局，通过发展自然资源产品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当然，由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条件存在系统差异，当今的发展中国在于发达国家进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同时，也应该主动地调整优化升级自身产业结构，避免产业结构出现单一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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