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日本悄然兴起一个现象。

部分男人打破传统的家庭模式，公开承担起“家庭主夫”的责任，留在家里照顾子女。

日本厚生劳动省还为这些人创造了一个词汇，叫“ikumen”（育男），目的是鼓励男性多参与家庭生活。

其实日本政府推动“育男”项目的根本原因，是2000年初，他们发现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老的国家，出生率直线下降，劳动力严重短缺。

于是，他们决定充分利用“女性”这一劳动力，试图做到“性别平等”。

而日本在1986年颁布《平等就业机会法》之前，女性几乎是被禁止进入职场的。

即使到了2000年左右，日本的家庭模式仍然是男人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来承担经济责任，而女性在职场上最多维持10年左右便回归家庭。

这个传统模式抑制了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

“育男”项目的推行，一方面可以让男性共同承担家务，另一方面可以让女性进入职场，让日本进入“性别平等”时代。

一些调查结果显示，20多岁的受调查者中62%不介意当“家庭主夫”，这一比例在30多岁调查对象中达到69%。

安倍晋三还特地任命了5个女性内阁成员，以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虽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已经开始在“性别平等”上做努力了，但事实上，性别不平等是全球问题。

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家庭参与不平等，同工不同酬。

还记得前段时间，在综艺节目《做家务的男人》中，看到袁弘帮妻子带孩子做家务，朱丹当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们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详见袁弘6点起床做饭带娃引热议：婚姻里的这件小事，刺痛多少家庭）

袁弘因此还被观众赞为“神仙老公”。

赞美的背后，往往突显了现代女性的无奈与悲凉。

鲁迅曾写道：“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语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神仙老公”这四个字，足见做家务的男人稀少与珍贵。

“男人不爱做家务”这个话题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大约是受整体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夫妻分工上，亚洲男性尤以“家庭主夫”为耻。

李安在事业低潮期时，当了6年的家庭主夫，买菜做饭带孩子是他的全部工作。

回忆起这段往事，成名后的李安仍旧十分痛苦：“我如果有日本丈夫的气节，早该切腹自杀了。”

我们来看组数据：

中国男性做家务时间排名世界倒数第4；中国女性平均做家务时间比男性多81分钟。

再来看看日本的数据：

男性每周在育儿和家务上花费大约1小时，而女性同期则花费30至40个小时。

所以，即使日本国家越来越依赖女性劳动力，全面推广“育男”运动，并将那些做家务的男人夸成“超级英雄”，这些数字却依然没有发生变化。

不过你不要以为，“男人不爱做家务”是亚洲特有的现象。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一份报告，全球所有地区的女性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是男性的2.5倍。

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性别规范规定了男人应该工作，女人应该照顾家庭和孩子，但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几乎成既定的模式。

这样的模式，让那些没有为家庭做出任何经济贡献的女性们，失去了价值。

她们的所有付出，都被视为“无偿工作”。

资料显示，如果将无偿工作和有偿工作结合起来计算，那这些为家庭付出的女性仅获得世界收入的10％。

然而无奈的是，女性对这个现象根本无力扭转。

在《 2010—2014年世界价值调查》中，有70％的印度女性认同：“当母亲为有偿工作而工作时，孩子们就会受苦。”

只能说，孩子是女性永恒的羁绊。

当然，女性完全可以做到不受婚姻的束缚。

但婚姻之外的世界，对女性来说，就真的平等吗？

虽然现代女性在全球各个领域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但这并不代表性别平等的进步。

职场上最常见性别薪资偏见，就是同工不同酬。

去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对内部薪酬结构进行了审查，发现公司中男性的薪水平均比女性高9.3％。

当时在中国任职的嘉莉·格蕾丝（Carrie Gracie）——一个被认为是BBC最有才华的记者之一，发现自己的薪资比同等职位的男同事低50%。

▲ 英国广播公司前中国编辑嘉莉·格雷丝在北京任职

她不得不在推特上发起“同工同酬”的诉求。

来自性别的“薪资歧视”，在全球屡见不鲜。

美国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的薪酬歧视会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34岁的美国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1％，但到了64岁时，她们的收入就会比男性低26％。

▲ 今年10月，梅琳达·盖茨 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美国需要208年才能性别平等，她将在10年内投入1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性别平等

职场上的另一种性别不平等，就体现在高层职位上。

在日本，100强的上市公司中没有女性首席执行官。

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2016年女性首席执行官的比例分别仅为6％和5％。

即使在菲律宾这样一个传统的母系社会，也只有3％的首席执行官和15％的董事会成员是女性。

▲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透露的性别平等报告

可见，即便是现今社会已在书面上承认了女性的权利，但女性在各个领域的权利，依旧被贬低与侵害。

其中有一项尤为明显，就是女性最值得尊敬的怀孕生产，反倒成了她们在职场上的最大“断点”。

《新京报》曾给出一份数据，发现所有女演员孕产后作品都在下滑。

▲ 来源：新京报

姚晨的事业在产后“断点”了好几年，靠《都挺好》才意外回归。

马伊俐二胎产后不到三个月就开拍《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因为胸部下垂被网友讨论，不得不发一篇“职场背奶妈妈”的微博长文来解释职场女性的辛酸。

就业市场上性别歧视，有时并非出于有意识的偏见。

对雇主来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带薪产假。

我们以上海为例，来看看女员工一旦怀孕，就有机会得到哪些假期：

从怀孕到生产期间，只要医院开出假单，随时可以请病假；

保胎3个月，产假128天，难产或剖腹产加15天，双胎加15；

哺乳期一年内，可以提前一个小时下班；

小孩1岁以内公司不能辞退。

随着二胎政策放宽，雇主为了避免女员工在工作期间休两份产假，自然对男性更加偏爱。

基本上，毕业5年以上的女性，都会面临结婚生子而在职场上受到不平等对待。

▲ 日本一名带着婴儿上班的议员，以展示女性在职场面临的困境

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其实招聘信息就已经透露了。

智联招聘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有22％的女性在寻找工作时遭受性别歧视。

很多企业直接在岗位后面指定“仅男性”“男性优先”或“适合男性”。

雇主认为女性无法应付工作时间长和频繁出差，招聘过程中就将女性直接过滤掉。有些金融部门甚至鉴于女性的“低价值”，直接停止雇佣女性。

▲ 2013年，大学毕业生曹菊被用人单位以“仅招男性”的要求拒之门外，于是以“平等就业权被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

智联招聘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2％。

因为雇主认为，女性比男性多花15％的时间在家庭上，而男性则是可以多花9％的时间在工作上。

很多女性产后为了重返岗位，不得不接受工资降级。

▲ 韩剧《死也很好》中，二胎孕妈因为难以平衡家庭和职场，被丈夫要求辞职，在电话里向丈夫表达了心中的委屈

性别不平等，已成了不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

美国在过去6年流行音乐排行榜的最新调查发现，男性在艺术家和词曲作者中占绝对优势，音乐制作人中只有2％是女性。

▲ 泰勒斯威夫特是极少数挤入排行榜的歌手

时代在进步，然而，很多女性的价值仍然被低估，潜力不断被抑制。

正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记者雷奥哈特（David Leonhardt）写道：

为了生养孩子，女性在事业上做出巨大牺牲；

在与人交流中，女性更容易被人打断；

社交媒体上，往往也是女性更容易被评论攻击……

如果评价女性的词语多是‘专横’，到了男性那则变成了“英明”。

但人类迈向“性别平等”的前途并非完全暗淡无光。

除了日本用实际行动提倡性别平等，还有很多人在做出努力。

去年，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在任内产子。

她用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总理怀孕生育完全是可以应付的，男性担当全职家庭照顾者也没什么大不了。”

当过“家庭主夫”的李安曾说，他的太太林惠嘉一肩扛起全家经济责任时，不会用“有没有赚钱”来看待他的成就与失败。

夫妻间的义务与权利，不值得放大也不应该缩小。

只有个体家庭的平等，才能衍伸出社会上的性别平等。

全球都在为消除性别差距作努力，譬如：

日本设定2020年东京举办的夏季奥运会，需有30%的女性担任领导职务；

印度已强制要求企业必须拥有至少一名女性董事；

在中国，女性更是举起半边天。

《2017年胡润百富报告》显示，全球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中有49位中国女性，占全球总数的63％。

▲ 世界第一白手起家女富豪，是中国手机玻璃制造公司蓝思科技的创办人周群飞，目前身价74亿美元

希望不久的将来，女性能够游刃有余地承担双重角色。

她们在承担妻子和母亲的义务的同时，也能生活和职场上实现女性的权利。

生育不再是女性的一个甜蜜负担，更不会成为女性升职与加薪的最大障碍。

为了能让你的伴侣受到尊重和保护，你愿意分担家务，做家庭煮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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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张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