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实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软实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实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实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实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实力和财富的源泉。这个进程已持续了几个世纪。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间，基督教、罗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对西方君主军事才能的畏惧和钦佩的混合，刺激了人们去接受西方文明”。随着西方实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这些态度的抬头是罗纳德·多尔所称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表现。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人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与全球性世界文化的联系更加淡薄”，“知识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化的，这些知识通常范围有限，水平也很低”。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经常“易受排外主义运动的鼓动”。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适应该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

本土化并不需要等待第二代来进行。能干的、有洞察力和有适应性的第一代领导人就进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卓越的法学家，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班达拉奈克从小就是个基督教徒。然而在领导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之后，他们不得不实行本土化。他们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过程中不时改变自己的认同、姓名、装束和信仰。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为李光耀。世俗主义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立国基础的热情倡导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信仰基督教的班达拉奈克皈依了佛教并求助于僧伽罗民族主义。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界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随后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复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目前日本正在“着手进行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的再度出现，俄罗斯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然而在10年里，当西方化的戈尔巴乔夫被具有俄罗斯风格和西方信仰的叶利钦所取代时，趋势也随之从西方化转为斯拉夫化，而叶利钦又受到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者的威胁。

民主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能获得权力。20世纪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西方化的和亲西方的政府受到了政变和革命的威胁；20世纪80和90年代它们日益面临被选举下台的危险。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进程。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结果是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取向的精英。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集团在穆斯林国家为数不多的几次选举中表现出色，如果不是军队取消了1992年的选举，它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掌握国家政权。在印度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可能鼓励了向社会群体发出呼吁和社会群体间的暴力。斯里兰卡的民主使得斯里兰卡自由党于1956年击败了西方取向的、具有精英观念的统一国民党，为80年代津达那亚僧伽罗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1949年之前南非精英和西方精英都把南非看作是一个西方国家。种族隔离政权建立后，西方精英们逐渐把南非开除出了西方国家阵营，而南非白人仍然把自己当成是西方人。然而为了恢复他们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这导致了高度西方化的黑人精英掌权。然而如果第二代本土化因素起作用的话，他们的继承人将会有更多的科萨人、祖鲁人和非洲人观念，南非将日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洲国家。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现在，随着西方的成功相对减弱，这种态度重新出现了。人们感到“他们不必再接受它”。伊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那样坚决。”我们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这一本土化的全球进程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本文节选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ISBN：978-7-5166-3661-9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

新华出版社 2018年1月

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