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道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喜欢王家卫电影的人，大抵是不会错过这句台词的。这是电影《花样年华》中，男主角周慕云在离开香港之前，问女主角苏丽珍的一句话。这句话和这个场景，有一种年华老去令人唏嘘的无力感，一种欲说还休的中国式的含蓄。事实上，这个电影角色的原型人物，是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王家卫自己坦承了这一点：让世人重新认识、知道香港曾经有过刘以鬯这样的作家，是最让我开心的事。

《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 作者：刘以鬯 编者：梅子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刘以鬯曾于20世纪50年代做客南洋，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的多家报刊担任编辑。现实中大概没有吴哥窟的树洞，不过刘以鬯在旅居南洋期间一直笔耕不辍，以稿纸取代树洞，注满一格格异乡墨客的真挚情怀。而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刘以鬯小说集《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便把这一腔情怀捧到了读者面前。《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是刘以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时期的中篇、短篇及微型小说集结。有书评人称，这本书其实就是刘以鬯在南洋的“潮湿记忆”。全书篇章皆满溢新马繁盛风情，配合刘以鬯一贯创新破格的笔锋。此前，这些作品都散落在不同的书中，许多书目也已绝版，因此，此次完整引进，弥足珍贵。

刘以鬯1918年于上海出生，在公共租界接受教育。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小时候已擅长写作，小学二年级时便获学校安排“跳级”直升五年级。1941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舍为今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刘以鬯辗转迁至重庆。这位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于大后方担任报刊编辑，更在当时抢先刊登日本舰队总司令阵亡的新闻，成为一时佳话。

有人称他是华语意识流写作的鼻祖。香港不少作家在精神上受其影响，他的短篇有极强的独创性，结局是欧·亨利式（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的，总是出人意料。

在南洋的生活，是刘以鬯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他于报馆工作、患病卧床、邂逅妻子，这些经历，在《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中皆可看到相应的影子。开篇的《星加坡故事》，男女主的分离，竟是因为女主收到前夫恐吓信而生怕牵连男主。虽然当代的人很难相信有人收到这种信会不采取任何措施马上妥协，而且这封信是到结尾凭空出现的，有些突兀。但读者也可从另一层面了解作者跳跃的思维，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这部故事集于海南读者而言，情感上更为亲近。我们的祖先与南洋有着无尽的牵扯，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着无数关于南洋的印记，街头摊上的月历牌，雕花彩绘的南洋风格的建筑……这些都是我们的先祖从南洋一根木头一把沧桑运回来的。

《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中的第二个中篇名为“椰风蕉雨”，这念叨起来就是家常的海南。小说里女主人公名叫花蒂玛，名字很南洋化，却是一个中国女孩。十八岁成年时，她恋上了村里一个叫亚扁的年轻人。她对亚扁的爱情很简单，仅仅因为他长得好看，还有他能唱好听的歌。她与（小说中另一男主人公）张乃猪结婚后还惦着亚扁，及至与他私奔。而在火车站，她却被亚扁抛弃了，亚扁拿着花蒂玛给他的钱，带了别的女人远走高飞。中间情节兜兜转转，最终花蒂玛与亚扁都被火烧死了。

这部小说里的人性很真实，人物的思想并不十分复杂，似乎都是现在网络里流行的“恋爱脑”，但凡遇上长相好看的男人女人，立刻就爱上，没头没脑地扎进去……《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中两个中篇小说的布局与我们惯常的阅读有些冲突，情节逻辑似乎并不能够完全自洽。但这也许就是它的新奇之处，也是王家卫感兴趣的地方。小说中有些浓重的文艺腔，类似于鸳鸯蝴蝶派，语言明丽清新，不凝滞。尤其短篇和微型小说，这种不凝滞更为凸显，欧·亨利式的结局，戏剧效果浓烈，仿佛前面所写的一切都是铺垫，都是为了突然出现的结果。这大概就是刘以鬯被誉为华语意识流写作的证据之一，文章情节依靠作家的意念在推动，而非小说人物的行动与思想的关系形成可靠的自觉的推动力。

这部小说集所处的南洋故事的在场氛围很强，这也使得海南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有更深的亲近感。事实上，刘以鬯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带着移民文学的象征色彩，具有新加坡这种故事发生地疏离、流动和怀旧的情感特征。远赴异地，漂泊他乡，身处人们来来去去的新加坡，爱情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幻梦，而生存的压力是触手可及的梦魇，在摆脱孤寂的境地、渴盼的心情的要求下，基本的肉身承载了太多负重，成为谋生的凭借和砝码。

从《椰风蕉雨：南洋故事集》中，可大概感知刘以鬯作品的魅力，即便时隔逾半个世纪，仍能从其辞章中感受其故中创意，其“实验性”历久常新。刘以鬯先生在担任编辑期间，秉持“认稿不认人”，原意是指只衡量文章水平而非作者名气。我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和写作者，也许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获得更多。（杨道）

来源： 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