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在纽约布鲁克林的绿木公墓，一位概念派艺术家苏菲·卡勒（Sophie Calle）启动了一个装置，名为“这里长眠着绿木公墓游客的秘密”。在未来的25年里，每一个经过此地的人都可以写下内心最深的秘密，并埋入这位艺术家设计的坟墓。这个公墓还办了月下游园、鸡尾酒派对、舞蹈表演，甚至还有瑜伽课程。

如今“死亡”红起来了。这些愉快的公墓聚会只是这一趋势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欲望之一，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变成对自我的投射，“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别人怎么看我们”——死亡也不例外。

过去死亡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现在，它已经演变成了新的小资的仪式，就像婚礼和出生一样，精心策划，个性化订制。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对死亡很沉迷，葬礼遵从严格的礼制，还会举办与死者对话的降神会，出席者穿戴精心制作、用于哀悼的珠宝与服饰。在那之后，死亡再也没有被如此华丽地包装过了，直到今天。现在每个人的死亡都必须在某个方面很特别，紧跟潮流。最终，时髦的人可以死得和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

如果你喜欢环保型的葬礼，你可以花545美元，向Vale公司订做纯手工、可降解的寿衣（宠物的寿衣仅需68美元）。或者，你可以像加州名厨艾丽斯·沃特斯（Alice Waters）宣称的一样，下葬时穿一套特殊的睡衣，里面藏着蘑菇孢子，以加快肉体的分解。几年前，艺术家李洁林（Jae Rhim Lee）在TED演讲时，就穿着这么一件衣服——一条黑色的、戴头巾的连衣裙，裙子上绣着密密麻麻的白色纹路，每一条纹路都装满了蘑菇孢子。演讲中，Lee很高兴地说，她正在训练蘑菇，把头发、指甲、死皮喂给它们，好让蘑菇在她死后吃掉她。

很多人不太在乎环保，而比较担心自己会在孤独中死去，这类人也有解决办法（至少是部分的解决吧）。你可以雇一位临终陪护人，他们是受过训练的职业人士，会陪伴你到生命尽头，就像生育时的陪产士。你可以要求葬礼在家中举办，你的朋友和家人在客厅里与遗体告别，整个仪式像婚礼一样，精心安排。在大限之日到来之前，你还可以和志同道合之人在“死亡咖啡馆”讨论死亡的话题，“死亡咖啡馆”是2011年琼·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发起的，他希望人们聚集起来，面对死亡。安德伍德于2017年夏天死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在这场死亡新风潮里，凯特林·道蒂（Caitlin Doughty）是先锋之一。她是一名年轻的洛杉矶殡葬业者，打扮很哥特。她出过一本畅销的回忆录，还创办了YouTube系列节目《向殡葬业者发问（Ask a Mortician）》，此外，她还建立了一个社群，成员都很年轻，他们致力于推广对死亡的乐观态度。

“公开承认自己对死亡感兴趣，这没什么。”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开车穿过洛杉矶的街道，道蒂告诉我，“这表示你关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在西方世界，我们把这种人圈起来，划为哥特、怪胎，或是潜在杀人犯，缺乏坦率的讨论。”

人们关注另类的“死亡实践”，也是出于对殡葬业的不满，这一行商业气息太浓重，千篇一律。不同背景的人对此看法出奇地一致。“嬉皮士、自由主义者、占有土地意识超强的枪支持有者、某些特定的宗教人士，以及特朗普支持者，都希望能有一口像样的棺材，按自己喜欢的方式下葬，”道蒂说，“他们心中对‘回归大地’的理解未必相同，但是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在争取基本的权利。他们不希望某个乏味的公司主宰了他们的遗体，处理那些能代表他们一生的东西。”

假设重新思考死亡，是因为人们厌倦了泛滥的商业主义和同质化的现代生活，那么，商业早晚会追上来的。在我们对死亡的迷恋中，也有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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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尤其明白这波潮流带来的商机。以死亡为主题的书固然不新鲜，但这类书籍最近越来越多了。去年，包括许多作家都出版了关于死亡的文学回忆录。作家凯文·图利（Kevin Toolis）在《父亲的守灵夜》（My Father’s Wake）中，解释了为何爱尔兰人能得当地处理死亡；而凯特林·道蒂在新书《从现在到永生：在全世界寻找好的死亡》（From Here to Eternity: Travelling the World to Find the Good Death）里探索了很多国家，从印度尼西亚、玻利维亚和日本，人们是如何对待死亡的。

但是，把“得体地死去”发展得最完善的，也许不是爱尔兰人，也不是玻利维亚人，而是瑞典人。近期，由于出版业的推动，你也许看到过一个瑞典单词“döstädning”，意思是“清理遗物”，即离世之前的一整套程序，以处理好财产、物品。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理惠在她的畅销书《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中介绍了一系列收拾屋子的诀窍，其中一个是：当你无法决定要不要丢弃某样东西时，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是否能“激发我的快乐”？在“清理遗物”的时候，相应的问题是：“如果我留下这个东西，我认识的人里面，会有人更开心吗？”

“清理遗物”反映了现代人的很多焦虑。有人感觉物质太多，阻碍了精神的发展，对这类人，需要一个操作指南去精简杂物。有人担心隐私，怕亲戚们发现自己的秘密，这些人可以采用合理的预防措施；有人担心晚年神智不清、行动不便，他们也可以在清醒时做些准备工作。

当硅谷的亿万富豪寻求永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凡人只能想办法接受死亡，安排好漫长、狼狈的晚年，和亲戚们和解，——要知道，每当他们想到以后要照顾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的我们，就很害怕了。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这并不只是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死亡，也让我们陷入高龄所带来的混沌和病痛，而“清理遗物”似乎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方式。

在瑞典，“清理遗物”只是偶尔提及的理念，不能算是举国皆知的文化。这个概念在外国谈得更多，他们把北欧想象成生活得很通透的地方，比瑞典的真实情况要好。但是，即使瑞典人很少讨论“döstädning”，它那里面的确有一些内在的道理。瑞典驻美国大使卡林·奥洛夫斯多特（Karin Olofsdotter）近日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清理遗物”几乎是一种生命需求，是一个社会鼓励独立、负责、为他人着想、而且每个家庭都践行这种理念的结果。

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做电台制作人的朋友对我说：“我妈正在清理遗物。十几年来——她今年65岁——她一直都在收拾东西，几乎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她认为）扔东西能为我们省去许多麻烦——在她去世后。她不想让我们陷入两难境地，纠结该拿某个东西怎么办，此外，她也不想让人看到她的私人物品。从我十几岁开始，她就一直在逼我丢这丢那——我小时候画的画、旧衣服、看的书、收集的纪念品等等。她不停地强调，这么做对大家都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典型的瑞典人，但这真的非常、非常理性，非常冷血。”

瑞典完善的福利制度，使得老年人能够独立地生活。“可能这也促使他们觉得，必须在死前清理好东西，免得给别人造成麻烦，”《北欧:冰与火的寻真之旅》（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的作者迈克尔·布斯说，“瑞典人特别、特别有责任感。他们认为，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绝对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方面，瑞典人可以说非常‘得体’了。”

布斯说，“清理遗物”的简化思想与路德教教义中的极简主义如出一辙，这在北欧文化中到处都有迹可循。特别是瑞典，他们很喜欢‘摩登’和‘新潮’，所以，在瑞典的回收中心经常有许多好东西——而这些东西英国人永远也不会扔掉。”

有人则怀疑，“清理遗物”的概念究竟是否仅仅源于瑞典。“听起来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的身心灵之类的东西，”《斯堪的纳维亚人：探索北方的灵魂》（Scandinavians: In Search of the Soul of the North）的作者罗伯特·弗格森说。在这本书里，他想搞清楚我们为何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此着迷，“实际上，我还等着全世界发现‘kalsarikänni’的快乐，这是一个芬兰语单词，意思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只穿着内裤喝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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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在传播“清理遗物”的福音，叫作《清理遗物的瑞典优雅艺术：如何帮助你和家人摆脱一生的杂物》（The Gentle Art of Swedish Death Cleaning: How to Free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from a Lifetime of Clutter），几个月前刚刚出版。书的作者是瑞典艺术家玛格丽特·曼努森（Margareta Magnusson），她说自己的年龄在“80到100岁之间”。在这本书李，一部分内容介绍了清理遗物的具体方法，另一部分则是如何接受死亡。在全书的38个小章节中，曼努森向读者展示了她对死亡的乐观态度。“摆脱那些多余的东西吧，生活会变得更加舒适美好。”她写道。

“这本书的主旨是：我们必须接受人终有一死的现实，”曼努森的代理人苏珊娜·李（Susanna Lea）说，“当这一天到来，你是希望自己爱的人大发牢骚，还是希望他们保留对你的美好记忆，因为你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而更加爱你呢？”

这本书的提案刚刚发去，马上受到出版商的争抢。一名瑞典的出版商购得了本书版权，后来，李带着这本书参加了2016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再后来，这本书的版权被卖到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截至今日，它已经被译成了23种语言。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东欧国家销售的速度最慢，”Lea说，“他们说：‘我们平时不爱谈论死亡。’我原以为拉美国家不太讨论死亡，结果那边的读者完全能接受。”

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正值丹麦的“hygge”概念和近藤麻理惠的收纳学征服世界的时候，所以许多出版商便以“近藤麻理惠与hygge风格的完美结合”作为这本书的噱头，并且成功大卖。但是，曼努森在英国的出版人杰米·宾（Jamie Byng）非常抗拒这种对比，“我们不是在寻找第二个近藤麻理惠，绝对不是，”他告诉我，“这是一位瑞典老太太写了一本书，关于如何优雅地离开这个世界，留下的杂物越少越好。这里面有瑞典式的禅。”

曼努森住在斯德哥尔摩南城的一间大公寓里。她高而苗条，穿条纹衬衫、褪色牛仔裤和运动鞋，留着银灰色短发，椭圆的脸上，一双又大又圆的蓝色眼睛，整个人看起来健康、神采奕奕，而且有一种自然的时尚感。她的样子，很像是会写出下述句子的斯堪的纳维亚老奶奶，温和、有点怪、但很智慧：“也许爷爷抽屉里藏着女式内衣，奶奶抽屉里藏着假阳具。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们要是爱他们，就无须去操心这些事。”

曼努森家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一点都不极简。客厅里好几排书架，有几百册书，墙上挂着她自己画的抽象画。房间里摆着数量惊人的毛绒玩具和玩具面具，都是从亚洲带回来的（她已故的丈夫是出生在日本的瑞典人，后来由于工作，全家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住过），想必这些东西都通过了“留下它们有没有人会开心”的测试。公寓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有情感上的价值，它们围绕在老人身边。令人愉快的地方，而且非常，非常整洁。

曼努森说，瑞典曾经有许多讲究质量的大企业，产品很好，可以使用很长时间，甚至可以传给下一代。“包括瑞典安全火柴和沃尔沃——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现在瑞典只剩下H&M和宜家家居，它们的保质期都撑不过五年。我认为，这一点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文化。”

卧室里挂着一张很大的全家福拼贴画：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二人都已过世，她的丈夫，也已经在70多岁时去世了。她在书里提到，清理遗物，可千万不要从照片开始——回忆太多，太容易沉溺，也容易感伤。最好是从厨房开始。到了整理照片的时候，她建议，要让自己变得无情一点。她说，如果你不知道照片里人的名字，就把它扔到碎纸机里去吧。

聊起自己的人生时，曼努森很像是文学中的叙述者。她说的每句话都像充满自省、沉思意味的回忆录。“我在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长大，出生在新年前夜，”她告诉我，“我想我的出生是一件好事。很快乐，我也说不清。从初始就很快乐。”

她非常实际，理性，因此要向我这个外国人讲清楚死亡和精简遗物的理念时，她似乎有点挫败。她计划死后火葬，这在瑞典很常见。会有一块纪念碑，供家人悼念。“我不相信死后还有灵魂。当我死了，我就是死了。”她说。

“当你想到无法掌控自己，想到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一定很可怕吧。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恐惧。几年前我差点死了。”她半夜犯了心脏病，惊醒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不省人事了，”她说，“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那束光。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开心极了，但我已经明白，我不会有事的。”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转折点，她说，过了这个转折点，你会发现，你参加的葬礼超过了婚礼。“可能是你五六十岁的时候，开始了：我的父母、婆婆、丈夫和朋友的葬礼，”她说。这时候，曼努森的女儿简来了。她就住在马路对面。

“我们周五参加了一场葬礼。其实还挺愉快的。”简说。

“没错，挺好的。葬礼上可以见到很多以前的朋友。”曼努森说。

“而且你能痛快地大哭一场。”简说。

“没错，痛快地大哭一场，”曼努森说，“但你也能痛快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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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对俄亥俄州的年轻人，有着和“清理遗物”相通的理念，他们称自己为极简主义者。其中一位是乔舒亚·菲尔茨·米尔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2009年，他母亲去世，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母亲囤积的大量杂物。最后，他决定都捐出去。通过这件事，米尔本顿悟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每天都扔一件东西。米尔本渐渐形成了一条极简主义的原则：“我们的回忆并不在物品中，而在我们心里。”十年前，米尔本和朋友瑞安·尼科迪默斯（Ryan Nicodemus）创立了极简主义体系——出书、播客、纪录片、巡回演讲，他们的理念是，囤积物品是为了逃避我们真正的问题，对工作、爱情、生活的不满，说到底，是在否认死亡的必然性。

清理杂物不就和死亡有关吗？我问殡葬师道蒂。“每当你扔掉一件纪念品或其他东西，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她赞同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搞清楚每样物品并摆脱它们是很可怕的，归根结底是对“人终有一死”的恐惧。”

对很多人来说，看待死亡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想它。我父母会经常讨论，希望自己的遗体如何处理——我母亲一会儿希望把骨灰冲进下水管道，一会儿又希望把尸体喂狗——而计划葬礼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我的父亲连遗嘱都不愿意写，却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间给我打电话，让我承诺他，在他死后会做些什么，或是不做什么（比如，把他的房子保留下来，或是，一定要邀请哪些人来参加葬礼）。

他们对死亡高度觉知、仔细考虑遗体的处置，同时又对葬礼之后发生的事情毫无规划，感觉起来，很像我的父母希望死后仍然缠绕着我。说得好听一点，似乎他们想尽可能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

但我也很同情他们。我的父母今年66岁了，但愿他们还能生活很多年。决定遗产是一件非常致郁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意识到，最关心这些遗物的人是你自己——很可能只有你——你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你爱的人，你还得面对一些艰难的问题：你给他们最后的礼物是几件昂贵的财产呢，还是充满回忆的相册，或者，仅仅是把你这辈子攒的东西清理干净，别给他们添麻烦？

道蒂说：“有些父母不愿意跟无助的孩子们谈论死亡——这真的很不好。”她才33岁，就已立好遗嘱，也写好了工作的后续安排，以及她所拥有的小木屋该怎么处理。这让她很安心，她说。我40岁，还没有为死亡作出任何计划，除了喝醉之后让朋友在我死后照顾我的狗，免得她成为孤儿。可能我跟我父母的共同之处，比我想象得还要多。

计划死亡很难，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接受一个现实：除了你之外，没有人那么在乎你的遗物。有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你可能会孤零零地死去。两天后才有人发现你的尸体，而且已经被猫吃过了。这是真实发生过的，”道蒂说，“第二种情况是，你会在所爱之人的陪伴中死去，但即便如此，接下来你也只能一个人上路。”

死亡是一次孤独的旅行，这个观念让人联想到健康：人们开始健身，追求健康饮食，健康生活。这种关于死亡的新观念来自另一种风潮：“自我关怀”，即照顾自己，才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自我关怀”也带起了养生的潮流，洗浴用品、定期按摩、做面膜和练瑜伽——让自己成为购物的借口。死亡的商业化也正是生活中所有一切商业化的结果。

“清理遗物”也许比起其他“幸福生活”的理念更内在，它触及了人们深层的情感：害怕、愧疚、悔恨。死亡产业正是利用了人们害怕缺憾的心理。你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死掉——至少，你得雇一名房屋清理顾问、一名临终陪护人，买一套私人订制的环保寿衣，策划一场家中葬礼，让大家看到，你生前过得有多么幸福。

—— 完 ——

本文原文为How death got cool，发表于《卫报》2018年1月12日。中文版已获授权，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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