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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李可不是首位:第一次冲奥,国足已有“归化球员”

参加1936年奥运会国足队员合影。后排左起:郑季良、杨水益、李国威、曹桂成、张显源、黄纪良、黄美顺、蔡文礼、麦绍汉、梁树棠、卓石金;中排左起:冯景祥、陈镇和、谭江柏、颜成坤、容启兆、黄家骏、李惠堂、孙锦顺、李天生;前排左起:梁荣照、徐亚辉、包家平、叶北华、贾幼良。

作者:蔡辉

“足球是我国最遍及的运动,也是我国代表团中最强的阵容。除参加亚林匹克(今通译为奥林匹克)竞技以外,还预备往各国各地旅行比赛,观摩欧洲大陆卓越的足球艺术,籍收攻错之益。——这便是我们期望中的收获。”

在1936年《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上,周家骐题写了“我国参加世运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可以得到一种新认识”。沈嗣良在题词后撰写了以上解释。

周家骐是著名体育家,自1929年起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携进会干事,并长期兼任中华足球会干事。沈嗣良则是著名体育活动家,曾以中国体育代表团领队身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并以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干事的身份参加第11届柏林奥运会。

这段话打破了流行甚久的一则传言:中国足球队因在柏林奥运会上表现突出,致欧洲各国纷纷邀请中国队去打友谊赛。

事实上,与欧洲球队比赛在奥运前已确定,中国队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未必真让欧洲人“眼前一亮”。但当时国人普遍对足球队抱有期望,媒体称:“吾国足球运动早已名震海外,惜未尝一登世界球坛,以一显身手也。”

在《上海报》连载的《我国足球点将录》中,直接冠以《二十二员虎将上国观光,各具惊神泣鬼绝大技能》标题。有趣的是,在这22员“虎将”中,竟有3名“归化球员”,即:蔡文礼、陈镇和和张显源。

7名“归化球员”被列入大名单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民政府本想派足球队参加,但这届奥运会未将足球设为正式比赛项目,只能作罢。

足球是当时中国体育的拳头项目。十次参加远东运动会,除第一届败于菲律宾队外,剩下九届全部夺冠(第八届与日本并列冠军),令日媒哀叹“有铜头铁脚,战法似铜城铁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中华铁军堂堂十年连胜”“既生瑜,何生亮”。

特别是最后两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在其他项目中均落败,只有足球取得冠军。

1934年,日本阴谋让伪满洲国能参加远东运动会,联合菲律宾修改大会章程,中方坚决抵制,宣布退出远东运动会。为推进国际交流,避免与外界隔绝,中方决定派大批运动员参加柏林奥运会。赛前已知“吾国体育成绩……较欧美东瀛,乎其后,不足以夺标”,只求“经一度较量,即增一番阅历……籍广见识,而资淬励”。

但社会各界对足球却寄托了较大期望,要求“对于选拔事宜,更宜慎重周密,不问新进或名宿,务求网罗无遗”。

很快,30人大名单出炉,除“球王”李惠堂、“铜头”谭江柏、“铁腿”孙锦顺、“飞将军”叶北华、“神腿”冯景祥等名将外,竟有7名“归化球员”入选,其中马华(马来西亚华侨)有谢庆福、梁礼安、林志权、蔡文礼,爪华(印度尼西亚华侨)有李玉信、张显源,此外还有标为来自上海、实为爪华的陈镇和。

3名“归化球员”入选

选入这么多“归化球员”,中国奥运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仍觉遗憾:“爪哇陈振发、张克武、曾长基,星洲(即新加坡)阮国安、陈美安、邓约翰等,皆未曾列入足球初选名单,未免遗珠。”

华侨多球星,因他们是将现代足球传入国内的重要力量。

1905年1月,华侨在广州开办的南武公学已有学生足球赛。1907年,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员、华侨谢逸桥在广东梅县创办松口体育会,教学员踢足球,李惠堂曾受此影响。

不过,最终只有3名“归化球员”进入22人名单。对张显源入选,名宿叶北华在晚年撰写的《我参加1936年世运会的回忆》中,说:“如印尼的张显源,从技术上说,他是不够条件当上国家代表的,只不过他与印尼的一个大资本家(糖王)有密切关系,由大资本家亲自出面硬拉进去,负责选拔的人碍于情面,也就选上了。”

叶北华此说颇值得商榷。

一方面,奥运选手的选拔工作虽有瑕疵,但整体上还算公正、开放。如十项全能选手张龄佳,被指为清华大学体育助教,与奥运会要求的“业余资格”不符。中国田径队总教练、清华大学体育教师马约翰解释说,张龄佳在体育部图书馆任职,聘书上写错了,可张最终还是未能参加奥运会。

另一方面,张显源颇有美誉。据1936年《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载:“我国侨居海外者,不乏运动能员,如驰誉天南之张显源即其中之一也。查张侨生爪哇之泗水,平生嗜好运动,尤癖于足球。”在第10届远东运动会上,首次参赛的爪哇队7比1大胜日本队,张显源进了3球。

球队内部有裂痕

叶北华对张显源有微词,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张显源发挥不稳定。

据《申报》1936年4月25日报道,中国队在热身赛中,2比3败给上海西联队。

西联队由外国在华人员组成,在比赛中,李惠堂射失点球,饱受球迷批评,张显源亦发挥失常。

《申报》批评说:“昨天中国队的阵线,满以为很靠得住;张显源、曹桂成等都于昨日上午抵沪,行装甫卸,下午就出场比赛。全局没有见到二人有一决满意的表演,几使人疑为不是第一等选手。这是不是旅途劳顿的缘故?观此情形,反不如卓石金与杨水益。张显源显出平庸的姿态,耳闻不如目睹,球迷咸认为失望。”

其二,球队内部有裂痕。

22名球员中,来自广东和香港的球员多达15人,其他籍贯的球员很难融入。

令张显源难堪的是,他到柏林后才发现,自己无权参赛。

在后来的友谊赛中,张显源曾上场,在对奥地利的埃地曼利队时,他与陈镇和发生口角,最终球队12球惨败。

叶北华表示,是守门员包家平与冯景祥发生冲突,才导致球队溃败。

只有1名“归化球员”上场

不仅张显源未能登上奥运赛场,蔡文礼也未能上场。

蔡文礼是新加坡华侨,与李惠堂同岁,是当时中国队年龄最长者之一,司职后卫,他身高达1.90米,位居全队第一。

蔡文礼奔跑速度惊人,百米为11秒52,曾参加过马来亚华侨运动会田径赛,夺得100米、400米和800米三项冠军。蔡文礼的父亲蔡承掽是一名鸡贩,开鸡行20余年,所以蔡文礼的外号是“Towkay Ayam”(鸡行老板,闽南语与马来语混用)。当时马来亚属英国殖民地,蔡文礼能否代表中国队出赛,曾引起较大争议,但他最终还是去了柏林。

到柏林后,才知每支足球队只能报名15人,蔡文礼被排除在外。蔡文礼后担任教练,逝于1976年,终年76岁。他的长子名柏林,就是为了纪念曾参加柏林奥运会。新加坡足球名教练朱成贵曾说:“他是个完美的运动员,我从未看过他在球场上失态和发脾气。”

在3名“归化球员”中,只有陈镇和走上奥运赛场,出任左前锋。

陈镇和是华侨,出生于印尼雅加达,12岁回厦门读书,1926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成为学校足球队的主力球员。

陈镇和肤色偏黑,人称“小黑炭”,在1928年一场对上海交大的比赛中,他独中5元,率领球队7比1大胜,他所在的球队连续9年荣获江南8所大学足球赛冠军。《勤奋体育月报》称赞陈镇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陈性格忠勇刚毅,冲锋陷阵,杀气腾腾,为足球界最猛之人。”

赛场上拼搏 战场上杀敌

在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归化选手”不止陈镇和、蔡文礼、张显源三人,还有自行车选手何浩华,他是荷兰华侨,年仅19岁,未能通过预赛。

12年后,何浩华已是荷兰鹿特丹自行车比赛冠军和全荷自行车赛总冠军,荷兰想让他代表荷兰队出战,被何拒绝。最终,何浩华代表中国队又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可惜在1000米争先赛中意外摔伤,左侧锁骨骨折,不得不退出比赛。

在柏林奥运会,唯一进入复赛的中国选手是撑杆跳选手符保卢,他的母亲是俄罗斯后裔。父母想将他留在哈尔滨,因“我们是俄侨”,离苏联越近越安全,但符保卢表示:“我是中国人。”

1937年,符保卢从空军军官学校毕业,成为少尉飞行员,1943年在重庆因飞机失事殉职。

陈镇和的选择与符保卢相似。陈镇和在足球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告别绿茵,入中央航校学习,《团结报》说:陈镇和把地面上的足球带到了天空。

抗战期间,陈镇和先后在成都、重庆上空作战,在轰炸江阴日舰时,他驾驶的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陈镇和死里逃生。

1941年,国民政府派陈镇和到新疆哈密接收苏联援华飞机,返回途中,不幸在猩猩峡坠机,终年35岁。陈镇和用生命践行了曾写下的诗篇:“男儿莫惜少年头,快把钢刀试新仇。杀尽倭奴雪旧耻,誓平扶桑方罢休。”

生在异乡 根在祖国

在准备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军团中,还有一位德国田径专家——兰威伟格。当时中国田径水平与世界相差甚远,兰威伟格组织了30余天的集训,进行了6次测验,每次成绩都有显著提高。

然而,真到国际赛场上,中国选手的差距立刻显现出来:男子跳高及格线仅1.85米,中国选手未能达标;男子铁饼及格线是44米,两名中国选手仅投出39米;马拉松赛,中国选手成绩为3小时25分36秒4,位列第40名,与冠军差了近1小时……

蔡文礼后来在《电声周刊》上撰文称:“在英国参观职业之足球赛,叹为观止。观其训练方法,尤使人折服。”并引用西方球队的批评,认为中国队“失败之缘因,厥有三点:(一)体力不充(二)传球不准(三)天气关系”。与一些球员回国后自称“扬我国威”,迥然有别。这或与当时舆论一片挞伐之声有关,《勤奋体育月报》便表示:“竟负了全国五万万同胞的希望,为祖国难堪于柏林会场中。”“不知代表团,归来以何告国人?”

在此压力下,不虚构一些神话,难保颜面。

1948年,中国足球队出征伦敦奥运会,队中仍有3名“归化球员”,即邹文治、郭英祺、李大辉。

时移世易,当时“归化球员”的概念与今天有所不同,但事实证明,只要有文化认同感,即使成长环境不同、经历不同,甚至初期语言不同(如陈镇和),并不妨碍“归化球员”为中国的荣誉而拼搏,乃至成为陈镇和、符保卢这样的爱国者。

来源:北京晚报

流程编辑: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