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要讲的是1894年发生在广州及周边地区的大型鼠疫，据当年7月15日的报道，该年广州城内大约有11万人死亡，史学家考证认为当时的广州居民大约在100万人左右，死亡率超过10%，而同为重疫区的香港死亡人数在2000—2500人左右，当时的香港人口有20万，其中有10万华人在香港政府实施分区隔离以后逃回了广东，因此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大概在2%左右。仅有一洋之隔的粤港两地政府在面对同样的重大公共卫生灾难时交出的答卷相差居然如此之大，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有必要效仿西方建立一套自身的公共卫生系统，以应对传统中医理念无法应对的重大传染疾病。
一、广州城内的惨状
关于这场灾难的资料并不多，研究者多从岭南地区的地方志以及当时的当地报纸和香港、上海地区的媒体报道才能了解到当时的普通民众在瘟疫中心的境况，但是这些报道中有不少为了博人眼球，添油加醋甚至胡编乱造，给研究造成了不少麻烦。关于广州鼠疫最早的记载来自医生Mary Niles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广州地区第一个可靠的确诊病例，症状是身上有肿块、高烧、脉搏快，并有瘀斑疹。
当时瘟疫已经在城外西关地区蔓延，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便传入城内，从3月1日当地报纸首次报道鼠疫流行的消息开始到7月15日，这场可怕的瘟疫夺去了11万人的生命。
上海的《申报》在4月15日第一次报道了这场远在岭南地区的瘟疫，其中写道粤东城厢地区“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材铺日夜赶工仍然供不应求；某乡人家不满百户，10天之内死亡一百多人，其中孩童居多。弄得经过这里的人都不敢停留，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申报》的头几篇报道还是比较真实与中肯的，虽然史学家仍然认为这篇还是有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4月24日的报道写的是广州城内，其中提到一名方姓医生头天早上还能出门给人看病，中午以后就昏迷不省人事，第二天就暴毙而亡了，他的弟弟赶来给他办后事，进门没多久自己也死了。
4月29日的报道中又提到有个二十多岁挑水为生的回民男子有一天挑了十多担水，回家喝粥解渴，喝着喝着突然就倒地死亡了；有个姓叶的女人去世了，她女儿回来给她办丧事，才刚进门，女儿的儿子就染病死亡，亲戚家属知道了这事以后就没人敢来为其料理后事了，只能请人代为办理。
5月9日的报道中说有甲乙两人走在路上突然暴毙，有一个妇女抱着儿子走在路上突然染上瘟疫，倒地死亡，神奇的是其子在她怀里仍然哇哇大哭，安然无恙。
后来《申报》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大概是发现天天报道广州人突然暴毙的消息提不起上海当地读者的兴趣了，必须加入一些博人眼球的元素才能继续吸引读者。也是在5月9日这天，另一篇报道中开始加入迷信因素，说是有条街上传说有疫鬼作祟，飞沙走石，当地人又是请道士做法又是抬着神像巡街，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5月7日一篇名为《粤试杂闻》的报道中讲道有个有个学童天资聪颖考上了好学校，多人前来贺喜，结果此人前一天出门购物的时候染上了瘟疫，当场病发身亡，这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5月21日一篇名为《岭南琐志》中讲到城内的保甲总局（相当于警察局）兵员纷纷染病身死，搞得总办被吓得杯弓蛇影，就是不敢去上班。
《申报》在5月17日转载了一篇香港报纸对广东疫情的报道，说是有一家人全家八口人，一天当中死了七个，只剩下个小女孩。有个小偷趁机入室行窃，被小女孩撞见，后者表示只要帮自己安葬家人就把资产全部相赠，结果小偷买完丧尸物件回来小女孩也已经死了，这位梁上君子拿上财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染病死掉了。
二、政府的应对
在这一场疫情期间，广东省政府和广州民众实际上都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广州民众迷信鬼神之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做法事、请神仙，引来香港及上海等地报纸的批评，不过这也是因为官方在防疫抗疫上无所作为，普通民众没办法，才会选择这种方式。那么，政府采取了什么防疫措施呢？
派人勤加打扫街道，在狱中焚香祛毒，疏散兵丁停止操练，逃离疫区，禁止疫区来人入内。
没了。
广东疫情死了这么多人，难道没有引起上面的重视吗？
还真没有。
一来瘟疫这东西别说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是困扰人类的重大难题，中国数千年来遭遇的瘟疫不计其数，在此之前云南也发生过鼠疫，所以政府也不觉得奇怪。
二来彼时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连北洋水师的军费都被挪用去给老佛爷祝寿修颐和园去了（不少人将此看做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更别提远在千里之外的岭南地区的贱民的性命了。当时全国上下头等的大事自然是给慈禧做寿，各地各级官员想的都是自己的乌纱帽，容不下老百姓的位子了。
第三个原因则是广东地方官员着实昏庸无能，当时的两广总督是李瀚章，这位仁兄是晚清超级大V李鸿章的亲哥哥，借着弟弟的权势飞黄腾达，在任上征集乏善可陈，一生从未弹劾过任何官员，广东各级官员以他为首形成复杂的裙带关系，官官相护，狼狈为奸。
比如说，香港也爆发疫情以后，政府对被分区安排在太平山上的华人实行入室搜查、强制隔离的措施，引发当地华人的不满和反抗，后来华人派代表和政府商议，希望允许粤籍华人返回故土（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死也要死在故土），香港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广东省政府当时规定禁止染病粤籍人士返回广东，却没有规定未染病人员禁止回来，于是香港地区华人采取各种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纷纷返回广东，直接造成广东疫情的进一步加重和香港地区实体产业因为缺少劳动而瘫痪。
此外，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潜意识里认为西方医学提倡的消毒杀菌、隔离治疗与民俗习惯有悖，因此广东省政府在疫情高发的四个月时间里压根就没考虑过采取隔离治疗这种最为有效的方法，错失了能够控制疫情的良机。
李鸿章（左）和李瀚章（右）
三、民间的应对措施
政府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了。广州人民的自救之路是由一些士绅和中医开启的。士绅有钱，他们自发出资筹建医院，聘请医生、赠予药物以救人，比如广济医院与爱育善堂聘请名医两名分别在南关天字码头和西关湄洲庙设厂看病；士绅刘学询在西关黄沙地方设立施医所；当地士绅紧急筹款，在西门外盖起平房收留病者，还请来医生给他们诊治。这就是方便医院（广州市第一医院）的前身。
中医有识，就以自身所学调制药物，救治民众。当时的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在《金匮要略》中得到灵感，认为鼠疫的表现与孙思邈说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他们用了孙思邈“升麻鳖甲汤”的方子，只是将升麻鳖甲汤改为升麻鳖甲汤散，分发给患者，救活了很多人；名医梁龙章则自创了“易数运气方论”，在各善堂行医，也使不少人绝处逢生。
不过这些终究只能救少数人，官府的不作为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还是让十几万人被夺走了性命。
四、疫情过后
自1894年鼠疫在广东爆发后，香港、上海、日本、小吕宋（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通过了专门的防疫条令，采取了有效的防疫措施，因此这次鼠疫在这些地方造成的影响均十分有限。实际上在5月22日《申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论中西治疫之不同》，对广州和香港截然不同的防疫情况作了分析，其中写道：
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偏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薰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一切事宜,皆派委员专理,防疫之法,可谓无微不至。
作者对西方处理公共卫生事件时的态度和做法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他比较中西方卫生观念的不同，认为即使不从防治瘟疫方面考虑，西方人在公共卫生方面也远比中国人讲究，“房屋必宽敞,器物必洁净,室有洞,以通风隙,地必种树,以收养气而放炭气。事事皆有益于人”。公共卫生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热点话题，
比如6月4日《申报》头版头条的《防患未然说》一文就指出上海的道路上垃圾堆积，行人随地大小便屡禁不止，政府应采取要求道路商户勤加洒扫，修建带有自来水的公共厕所等等措施。
6月8日这位作者又发表《续防患未然说》，再次谈到公共厕所问题，由于闹市区没有空间建厕所，他建议洒扫夫车后应自带辟秽药水, 每日数次向小便处洒之。各戏院及各妓院前亦责令戏馆馆主及龟奴时时洒以药水，就可以根治污秽问题。
6月27日，又是《申报》头版头条，一篇名为《去秽所以去疫说》的文章中再次谈到厕所问题，并表示上海市内“无一处无坑厕，而使入城之人，皆掩鼻而裹足。居城内者,如终年在鲍鱼之肆,以致疫暑诸症,感而即发”，进而借此指责地方官员的无能与“不恤民众”。
讨论是热烈的，建议是科学的，但是要让政府实施却没那么容易。直到1904年，广州巡检总局张贴的一张告示中提出七大条款：
（一）家中垃圾勿随意倾倒，必须倒在各街较宽之处，或厕屋之旁；如本街无之，应至邻街，不可畏远。
（二）修理房舍，所余泥土破砖，不得任置门口，应自行雇夫挑运出城。
（三）居丧之家，每将死者病时衣物，当街焚烧，秽气四布，最为卫生之害，应行严禁。
（四）果菜鱼市，当街削弃果皮、菜叶、鱼鳞、秽水，尤为行人之累，应责成卖者置一木桶，安置摊旁，随时装载。购食果物之人，即将果皮、蔗渣等物，弃置桶中，不得抛弃道路，致碍行人。
（五）厕所原有垃圾，应责成厕夫刻日挑尽，以后三日清，不准如前堆积；向来厕夫每有焚烧垃圾之举，不洁之气，达于四邻，于卫生甚有关碍，应行严禁。
（六）无论白日黑夜，均不准在街旁大小便，童子有犯，唯家长是问。
七）各街太平桶水，因时久远，臭浊者多，行人感触其气，每易生病，应责成各该管之人，间十日一行领换。以上七条，不论公馆铺户居民人等，均应一体遵照，违者究罪。”
这则告示意味着当时施行新政后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公共卫生问题的严峻，只有由掌握国家权力的官方出面制定明确的条款，才能转变民众的卫生观念，只有设立正式的公共卫生机构才能有效避免类似广州鼠疫这样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出现。
1910年东北爆发大规模鼠疫，持续6个月之久，夺走了6万多人的生命。这场鼠疫的扑灭固然有总指挥伍连德的当机立断的莫大功劳，但是也和十几年那场广州鼠疫带给国家和社会的改变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说，黑色的1894年那场夺走了无数人性命的鼠疫，正是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得以建立的开端。
老fu：其实随地大小便这个问题在现在甚至依然时有出现，相信各位一定在某些地下通道里闻到过难闻的气味，21世纪初期街头的公共厕所条件也是非常差的，所以我以前几乎从来不去公共厕所，现在的话条件倒是好多了。
事实上当前中国人的许多卫生习惯也是在近百年的言传身教中才慢慢形成的，比如便后要洗手，早晚时候要刷牙，平常要勤洗澡，不要与他人共用碗筷或是拖鞋等私人物品，等等。老一辈的人中有许多是没有养成这些习惯的，更别提19世纪的中国人民了，那会压根就没有“公共卫生”这个概念，都说近代中国是被迫现代化的，至少我觉得在公共卫生这方面被西方吊打了之后对我们是有利而无害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在抗击瘟疫这方面完全被西方人处刑，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却反了过来，全球都要“抄”我们中国的“作业”，不得不让人感慨我们的国家真的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