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3期，总第149期。

杨理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引言：并包中外的非凡起点

2015年8月，笔者到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访学。第一次走入中国文学研究室，门口期刊陈列栏里，《杜甫研究学刊》（以下简称《学刊》）当年第2期一下映入笔者眼帘，异国他乡见《学刊》，亲切之感扑面而来，便拿起翻阅起来。浅见洋二教授看出了笔者心思，告诉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阪大学就已订阅了《学刊》。后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九州大学、东北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等诸多大学都订阅了《学刊》，而且不少是从《草堂》创刊便持续订阅。这诚然与日本五山以来形成的读杜研杜传统有关，故日本当代仍有诸多治杜学者传薪续火；亦与《学刊》创刊伊始的宏阔国际视野密切相关。

1980年4月，依托于杜甫草堂的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后更名四川省杜甫学会），首任会长缪钺先生在《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展望未来的杜甫研究，高瞻远瞩，提出了融通中外的学术方向：“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将杜甫诗歌这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介绍于全世界，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增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成立大会上，还决定筹办会刊《草堂》，作为杜甫研究的专门刊物。耐人寻味的是，成立大会前后，两位日本著名汉学家分别率团到草堂谒圣。成立大会前一年的1979年4月，日本精研杜诗的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率日本学者访华团造访草堂，受到了以缪钺先生为首的中国学者的热情接待，二人赋诗唱酬，成为草堂佳话。归国后的1982年2月，吉川先生即完成了他三十多年研读杜诗的代表作《杜甫私记》。此书甫一出版，吉川先生4月即遽归道山，令人悲伤不已，其时草堂发去唁电，以表哀悼。成立大会四个月后的1980年8月，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访华团又造访草堂，团长为日本著名汉学家松浦友久教授。学会杜诗专家刘开扬、钟树梁、王仲镛及草堂工作人员参与了与访华团的学术座谈，成就了草堂的又一段佳话。座谈中，松浦教授特别“盼望学会拟办的刊物《草堂》尽早创刊，发行到日本去”。归国后，松浦教授还写了专文连同所摄座谈会照片发表在日本的《朝日新闻》上。这是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和《草堂》第一次亮相于国际舞台。次年1月，《草堂》推出创刊号，即揭载了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访华团到访草堂的报道。4月20日至24日，成都杜甫研究学会首届年会召开，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叶嘉莹远涉重洋，专程与会。1982年4月22日至26日，成都杜甫研究学会第二届年会，叶嘉莹教授再度与会，日本学者大平桂一亦专程与会。此后历届年会，国外学者参会身影越来越多，不再赘举。

以上种种，可见学会成立之初，就有着兼容诸家、并包海外的学术情怀；作为会刊的《草堂》，自然具备与生俱来的海纳百川的国际学术视域。本文拟以《草堂》创刊号至《学刊》2020年第4期共40年凡146期所揭载的域外杜诗学相关之论文为中心，评析《学刊》的国际学术视野和引领国际杜诗学研究的学术意义。本文所界定的域外杜诗学相关的论文，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学者所撰写的杜诗学相关论文；二是国内外学者所撰写的域外杜诗学相关论文。二者合计84篇。以年数量论，《学刊》创刊四十周年，平均每年的域外杜诗学文章两篇有奇。以论文所涉域外国别或论文作者国籍看，所涉国别有日本、韩国、越南、苏联（俄罗斯）、法国、美国、英国、新西兰、奥地利、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等，国别覆盖甚为广泛。以涉及研究主题内容来看，大致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杜诗的域外流传、阐释与接受研究；其二，域外学者的杜甫、杜诗研究；其三，杜诗译介研究。以下按主题分而述之。

二、异域面相：杜诗的域外流传、阐释与接受

杜诗的域外流传、阐释与接受，《学刊》40年发文共27篇。其中，1981-1999年发文11篇，2000-2020年发文16篇。研究涉及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大致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杜诗相关域外文献研究，此类文章凡9篇。

日本方面，詹杭伦较早地留意到了日本刊刻的杜诗文献，他在《学刊》有两篇此类文章：一是《和刻本〈杜律诗话〉叙论》，二是《〈杜诗评钞〉读后记》。前文探讨陈廷敬《杜律诗话》日本正德三年（1713）刻本，此书在中国刊成不久即传到了日本，日本书商随即予以翻刻，书前有日本江户学者松冈恕庵《刻〈杜律诗话〉序》，松冈序指出了此书三大特点：著书体例“简易明白，有资于幼学”；注杜态度“不依诸家而出于独得”；研杜方法“证之以本集诸诗，参之以新、旧唐史”。詹氏围绕三大特点，结合《杜律诗话》，进行了深入剖析。后文比较于日本明治时期求文堂刊刻署名沈德潜的《杜诗评钞》与沈德潜《杜诗偶评》，指出二书非学界所云的同书异名，而是两本书，《杜诗评钞》当为托名沈德潜；该文还评析《杜诗评钞》之选诗和评诗特点，并指出其杜诗学价值和不足。詹先生两文，均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较早地关注到了域外刊行的杜诗典籍，开风气之先。今斯人远逝，余风长存。此外，对日本所藏杜诗文献孤本的研究，亦是一大热点，《学刊》揭载的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了仅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赫兰国有文《董养性〈选注杜诗〉考》，此文结合董养性《选注杜工部诗叙》，旁及诸多文献，对董养性的所处朝代和生平事迹进行了勾考，对《杜工部诗选注》历代书目著录的讹误，也予以辨正。赫氏未对此书的杜诗学价值予以发掘，故孙微再度撰文《海外孤本：董养性〈杜工部诗选注〉考论》，指出此书以先分体再分类的独特体例编排，对宋元杜诗旧注多有依傍，其注释简明浅近，有益初学，串解诗意时注重对杜甫性情气质的阐发，亦时有迂腐的道学气味。此外，钟卓萤还有《日本江户时代李杜合集考述》一文，通过江户时代的贸易记录、公私旧藏书目和出版记录等三方面对李杜合集在此期的流播进行考述，分中国刊刻传入和日本和刻两个方面，对诸本李杜合集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叙录。此文更将李杜合集的传播热潮与江户文化宗尚结合起来，阐述了李杜合集之文化意义。钟文视角，跳脱出海外研究由单独杜诗文献研究视域，转变到了对杜诗类型典籍的研究。此文还特别提到了见于日本著录而不见中国著录的《李杜狐白》，并根据“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云此书日本无藏本，实际上，此数据库收录日藏汉籍，并不完全，不能以此遽断。

韩国方面，朝鲜首部个人批解杜诗之书——李植的《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是一热点。左江《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底本辨析》一文，判定李植所用之底本为朝鲜朝世宗于二十五年（1443）组织集贤殿诸学士编纂而成且流行颇广的《纂注分类杜诗》，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左氏另一文《朝鲜李植〈杜诗批解〉的产生背景》亦关注李植批解，从慕华风、遵华制及其在朝鲜文坛表现、杜诗在朝鲜的流传、李植自身学养及嗜好杜诗等方面，探析了批解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关注《杜诗批解》的，还有韩国学者闵庚三《朝鲜本〈杜诗泽风堂批解〉评介》。此文认为，李植批杜，诗学取向上重温柔敦厚之诗教，批评取向上强调“讽刺”、善揭“奇隐”和重视“宛妙”。朝鲜朝廷下诏修撰的另一杜诗汉籍《杜律分韵》（正祖二十一年［1797］下诏，二十二年修成）亦有文章予以关注，袁成的《朝鲜摛文院编〈杜律分韵〉版本述略》考察了《杜律分韵》的成书过程，并对此书的戊午活印本、乙丑重印本、乙未岭营重印本、庚戌完营新刊本等四次刊印的承续关系和各本特点予以归结。

二是杜诗的域外阐释研究，共10篇。

日本方面，《学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发表了神田喜一郎的《杜甫在日本》，此文追溯到平安朝中期的大江维时《千载佳句》选录杜诗，将日本杜诗接受之起点定在平安朝末期对杜诗本身予以重视的大江匡房，然后对各个时期的杜诗接受予以历时梳理，特别对杜诗接受的两大重要时期——五山文学时期和江户时期——的杜诗接受予以细致分析，对明治时期的杜诗接受亦有所介绍。李寅生有《略谈杜甫诗在日本的流传及日本学者杜诗研究主要方法》，从杜诗版本、杜诗研究、杜诗日文译本、杜诗书目等几个方面，梳理了作者知见的日本杜诗相关书目，并提炼了日本学者治杜具体深入、纵横比较和阐释细腻等优长。黄自鸿《江户时代杜甫研究与接受——大典显常的〈杜律发挥〉》对江户时代日本汉学家大典禅师读杜札记《杜律发挥》展开研究，该文分析了大典好批驳诸家之注、重解杜诗诗语和重杜诗编年等显性特点，并云此书“极有参考价值”，惜乎未对这一价值展开深入分析。此外，房锐《清末日本人游记中的成都杜甫草堂》，视野别具一格，从清末竹添进一郎、山川早水、中野孤山等人的中国游记中，展现出清末草堂之风貌，反映出日本文人对杜甫及草堂的认知。

韩国方面，邝健行是国内关注《芝峰类说》的第一人。他的《韩国学者李睟光〈芝峰类说〉中解杜诸条举隅析评》一文，举出《芝峰类说》论杜典型材料13则予以解析，指出了李睟光评析杜注的特色。文章对李睟光评杜之优长和不足，有颇为中肯的分析和评价。邝先生此文发表后，《芝峰类说》的国内研究开始逐渐增多，截止2020年，已有12篇论文发表，其中1篇硕士学位论文。王成《韩国诗家梁庆遇〈霁湖诗话〉解杜甫诗析评》关注的是韩国诗话中的论杜文献，此文从诗体、韵律平仄、句法、批注等方面分析了梁庆遇的杜诗解读，认为梁氏解读虽有不足，但新见迭出。韩国学者赵仁熙《略论朝鲜王朝后期杜甫诗意图创作类型与特质》一文，在杜诗接受之外另辟蹊径，关注朝鲜王朝后期以杜诗入画的诗意图。朝鲜王朝后期以杜诗为题之画作，内容集中于四季情趣和山水自然风光，亦有以杜诗所涉名人故事为画题者，画作与杜诗有切合亦有偏离。赵氏还进一步探析了杜甫诗意图之画作风格与中国画之间的内在渊源。文章切入角度颇为新颖，分析颇为细致深入。苏岑《朝鲜文人对杜诗“诗史”说的看法》，梳理了朝鲜文人对杜诗“诗史”的多样理解，但大多和中国趋于近似。其中，徐命膺从文学角度理解“诗史说”而提出“风韵”说；丁范祖对诗是否真能兼史，提出了质疑，颇为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李明滨有两篇介绍苏联（俄罗斯）学者的杜诗研究相关文章，亦可归入杜诗的域外阐释：《杜甫的声誉早已超越国界——杜诗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杜诗在俄罗斯》。前文主要介绍了俄罗斯汉学家谢列布亚科夫《杜甫评传》、别仁《杜甫传》两部俄文杜甫传记；后文主要介绍了研究杜甫和翻译杜诗的俄国学者艾德琳、费德林等人，对俄国出版发表的中国诗集选录杜诗和杜诗专选以及论杜文章，均有评介。

三是域外汉诗对杜诗之深层接受，有8篇。

日本方面，李良熔《杜甫和松尾芭蕉》一文，探讨俳圣酷爱杜诗，俳句所受诗圣的影响：芭蕉俳句或借用杜诗语词，或袭用杜诗意境，其俳句亦有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其散文亦有化用杜诗之痕迹。李寅生文《曾来余亦诗成癖，昨夜分明梦杜翁——谈谈杜诗对日本汉诗的影响》，从杜诗意境、杜诗典故句式、杜诗内容和杜诗精神等四大方面，把握宏观，分析微观，论述杜诗对日本汉诗之影响。沈文凡《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初缉》则立足文献，从以杜诗为韵、以杜诗分韵、次韵杜诗、用杜诗韵、赋得杜诗、拟杜仿杜效杜以及集杜读杜题杜等六方面，对江户汉诗中涉杜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类整理，甚便后续研究。

韩国方面，韩国学者李丙畴的《杜甫对朝鲜文学的影响》，从朝鲜王朝官修杜诗全译本《杜诗谚解》的广泛流行说起，探讨了杜诗对朝鲜汉诗和散文的深层影响，指出杜诗影响甚至还深入到了朝鲜传统歌曲和朝鲜韵文“时调”之中。韩国学者全英兰的《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一文，从高丽、朝鲜杜诗刊行和高丽、朝鲜诗话评杜两个方面考察了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的影响。王室倡导的杜集刊行对杜诗的传播助力甚大，诗话论杜展示了彼邦文人对杜诗的深层接受。孟祥娟《千古广域、至音远泽——论杜甫对韩国汉诗的影响》则重点关注杜诗怎样影响并推动了韩国的汉诗创作。该文从杜甫精神的垂范、尊崇与效法行为下的情感催化和名篇名句的次韵分韵创作等三大方面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杜诗对韩国汉诗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个案研究方面，朝鲜著名汉诗人柳梦寅和李民宬受到关注。曹春茹《朝鲜柳梦寅〈燕京杂诗〉与杜甫〈秦州杂诗〉之比较——兼论柳梦寅对杜诗的接受与批评》，细读柳梦寅次韵杜甫《秦州杂诗》的《燕京杂诗》，发现了二诗情感、典故运用的相似和题材、意象、色调、氛围、用词等之不同，并结合柳梦寅的杜诗接受，予以深入分析。陈志圣《朝鲜李民宬对杜诗的接受》认为李民宬提倡杜甫“以诗记史”的叙述方式，尤为赞赏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从中阐释出“诗史并叙”的创作理论，其汉诗创作亦呈现出“沉郁”“忠义”“扬儒”之风格特征。

由上可见，杜诗的域外流传、阐释与接受的相关研究，《学刊》揭载论文颇丰。从作者构成看，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学者，有邝健行、詹杭伦、李寅生、沈文凡、韩国学者全英兰等前辈学者垂范于前，亦有左江、房锐、孙微等中青年骨干，还有钟卓萤、曹春茹、袁成、陈志圣等博硕士后劲。其中，邝健行多年来一直关注韩国诗话文献，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韩国诗话探珍录》等专著。李寅生则长期致力于日本汉学研究，著作、译作可谓等身，有著作《论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日古代帝王年号及大事对照表》《论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日本汉诗精品赏析》《中日历代名诗选·东瀛篇》《中日历代名诗选·中华篇》《日本天皇年号与中国古典文献关系之研究》凡7种；译作《日本学者论中国古典文学·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集》《中国古典文化景致》《读杜札记》《汉唐诗经学研究》《隐逸与文学》《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白乐天的世界》等凡7种。沈文凡近年来也致力于日韩杜诗学之研究，有专著《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韵文东亚接受文献缉考与研究》。此外，韩国学者全英兰有专著《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左江有专著《李植〈杜诗批解〉研究》。以上诸位学者，或由杜甫域外研究而扩展到域外汉学之研究，或由域外汉学研究而关注到杜甫，均说明域外杜甫流传、阐释与接受研究，是杜甫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三、他山之石：域外学者的杜甫及杜诗研究

本部分以域外学者所撰论文为主，部分中国学者撰写的或研究或评述域外学者杜甫研究的再研究，一并纳入。《学刊》40年发文凡26篇，1981-1999年发文6篇，2000-2020年发文20篇。

域外学者撰写的涉杜论文，以日本学者居多。确实，日本是中国之外杜甫研究的又一重镇。日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一辈学者，在《学刊》发文的有岩城秀夫和兴膳宏。1989年，《学刊》揭载岩城秀夫《杜诗中为何无海棠之咏——唐宋间审美意识之变迁》一文，此文梳理了唐末以来一直争论不断之杜诗公案，认为海棠入诗最早在中唐，此后入诗渐多，宋代大受诗人重视，这是因为“诗人的眼光到中唐才专注于花之美”。2001年，《学刊》揭载了兴膳宏的《略论〈岁寒堂诗话〉对杜甫与白居易诗歌的比较评论》一文，文章细致梳理分析了张戒对李、杜、白居易、梅尧臣等的评价，特别是杜诗和白诗的评论，提炼了《岁寒堂诗话》的理论特质。

日本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之文，亦不断见诸《学刊》。《杜甫全诗译注》的编者之一下定雅弘之文《杜甫与白居易——兼论其创作技法》，从“善于各种诗体”“语汇位置灵活”“表现形象逼真”“口语的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使用”等方面细致地分析了杜诗与白诗在形式和技法上的共同点。户崎哲彦有文《杜甫与花卿——杜甫〈赠花卿〉〈戏作花卿歌〉解释商榷》，此文细致爬梳文献，指出《戏作花卿歌》《赠花卿》表面赞美，实际上是对花卿进行奚落挖苦的讽刺诗。加藤国安有文《杜甫的“拗体七律”》，文章分析了杜甫湖南时期的拗体风格与夔州不同——在单纯的悲叹之外，最终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开阔感，并从韵律学的角度考察杜诗拗体七律之意义。

1987年，《草堂》发表了日本松原朗之文《论杜甫成都以后排律的抒情化》，这也是《学刊》揭载的最早一篇域外学者的学术论文。此文通过初盛唐诸家的排律创作数据对比，对杜甫排律创作进行了文学史定位，又通过杜甫各时期排律的创作走向之对比，揭示出成都以后杜诗排律之新变。杜甫排律一直是杜诗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松原氏之前，有牟怀川、程千帆、张宏生、金启华诸先生予以关注；松原氏之后，又有欧凤威、赵静、沈文凡、韩成武、张东艳、莫砺锋等先生加以研究，杜诗排律渐受重视，还成为了博士论文之选题。可见，杜甫排律的研究热潮，亦有日本学者的异域审视与深度参与。此后，松原朗在《学刊》持续发文，有《试论杜甫〈旅夜书怀〉诗的写作时期》《论杜甫在蜀中前期的望乡意识》《抚育杜甫成长的世界——继祖母卢氏的氏族观探微》等文，迄今为止，松原先生在《学刊》发表论文4篇，是发文最多的外国学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松原先生和草堂结缘很早，1980年8月，时年二十五岁、尚为早稻田大学学生的松原先生，就跟随松浦友久教授所率早稻田大学访华团造访了草堂，从此便决定了他一生研究诗圣杜甫的主要学术旨趣。松原先生在《学刊》发表第一篇论文之时，时年三十二岁，今年逾六十，已成为日本杜诗研究界的著名学者，他和下定雅弘编的《杜甫全诗译注》，在中日学界均产生了良好的回响。完全可以这样说，草堂的朝圣之行造就了日本杜甫研究的著名学者松原先生，《学刊》则见证助力了松原先生的学术成长。

《学刊》亦见证助力了佐藤浩一、长谷部刚、大桥贤一、加藤聪、绀野达也等日本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治杜学者的学术成长。2002年，“纪念杜甫诞辰1290周年大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行，佐藤先生参会，笔者亦有幸躬逢盛典，与佐藤先生一见而定交。那次会上，他提交了《杜甫的“义姑”京兆杜氏——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铭为中心》一文，此文揭载于《学刊》当年的第4期。此文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为中心，从音韵学和古文体的骈体要素等方面细致解读了杜甫墓志铭写作中将“丧而不文”传统转为内化文饰，并分析了此墓志铭的佛教因素。读罢此文，笔者被日本学者分析的细腻深刻所折服。后来，佐藤先生又在《学刊》发文《论〈杜诗详注〉中的论世知人——关于浙东鄞县文化磁场的考察》，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讨《杜诗详注》中的“崇德”“尚友”思想，并以《详注》中所表现出来的“论世知人”阐释仇氏向康熙进呈《详注》的原因和意图。此文仍然以文本的细致分析、史料的娴熟运用见长，佐藤先生已然成为了日本杜诗研究的中坚力量。中青年学者中，长谷部刚亦在《学刊》发表过两篇文章，均与《钱注杜诗》相关，分别是《从“连章组诗”的视点看钱谦益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接受与展开》《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前文认为，钱谦益不仅在笺注中表现了自己的史论和诗论，而且还使之进一步融合达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从而产生了自己的七律连章组诗。后文通过对《钱注杜诗》中的“吴若本”的杜诗的文字异同、注文、杜诗的排列，指出钱谦益尽可能地保持吴若本的原貌，并且加入了自己的笺注，并辨析了钱谦益在处理吴若本时杜甫自注与他注的界限把控，还指出钱谦益把吴若本《咏怀一章》《古迹四首》，当成了由“五首组成的连章组诗”。长谷二文，均揭载于1999年，其时长谷刚从早稻田大学取得修士（硕士）学位不久。后来，长谷之杜甫研究文章不断见诸日本刊物，并于2019年出版了专著《杜甫诗文集形成的文献学研究》。观上述二文，《学刊》显然在长谷先生的学术起点上，颇多助力。此外，《学刊》2020年的第1期，揭载了大桥贤一、加藤聪、绀野达也三人合撰之资料汇编长文《日本一百二十年来（1897-2017）有关杜甫的著作解题》，三位日本学界杜诗研究的生力军同文亮相。此文对日本一百二十年来发表的各种与杜甫相关的著作95种，进行了颇为细致的叙录，甚便国内学者。中国学者亦有同类文章，李寅生《日本近三十年杜甫诗集版本内容介绍》叙录日本近三十年治杜研杜的杜诗选集和学术专著，亦有便于国内学者。日本八零后劲学者丸井宪亦有文《艰难昧生理 飘泊到如今——杜诗双声叠韵对新考》，此文认为杜甫喜用双声叠韵创作偶句，且有新的发展：杜诗大量地活用了近似于双声和叠韵的复合词或自造词，“漂泊”固定为双声的诗歌语汇是杜甫的功绩。

以上日本学者，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传承有序，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已显示出学术研究的勃勃生机，昭示着日本杜甫研究的美好前景。以上没有一一列出论文翻译者，在此稍作延伸。其中李寅生以娴熟的翻译技巧，为《学刊》译介了多篇日本学者之宏文，诚为杜诗学界之一大功臣。可喜的是，年轻一代的翻译者也已经进入了《学刊》视野，诸如张淘、张思茗等青年才俊，已开始崭露头角。

还要提一提，中国学者亦有对日本学者观点的商榷对话文字见诸《学刊》。郝润华《隐逸与园林：关于杜甫农业诗中的几个问题——兼评〈杜甫农业诗研究〉》一文肯定日本古川末喜的《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一书视角新颖、论述细密的优长的同时，亦指出此书对杜诗的理解与认识上的偏差。

日本之外，亦有学者涉及到他国的杜诗研究，数量较少，仅有3篇：李芳的《以杜解杜 以诗为传——评弗劳伦斯·艾斯库〈杜甫：诗人的自传〉》，哈萨克斯坦作家萨比特·基涅耶夫的《永垂不朽的唐朝诗歌和杜甫精神》，任增强《美国学者高友工的杜诗研究》，三文介绍了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的杜诗流传与研究，不再展开。还有韩国和东南亚的三篇综述性文章，分别是：王红霞和韩国李廷宰合撰的《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杜甫研究述评》，张洁弘、周睿《杜诗在东南亚的传播述要》，张寒《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述评》，亦不再展开。

需要特别指出是，《学刊》2019年第3期特约的三篇稿件：《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浅见洋二教授的杜甫研究访谈》、《我与杜甫研究三十年——李永朱教授访谈》、《陶潜、李白、杜甫与越南文学——陈庭史教授访谈》，三文关注日韩越三个汉文化圈重要国家的著名治杜学者的治学心得和研究方法，这无疑又拓宽了《学刊》的域外视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国治杜学者不无裨益。

四、文化等值：杜诗译介研究

杜诗之世界传播，首先需要突破的是语言壁垒，故此类文章亦多，有19篇。所涉语种主要是英语，亦间有日语、法语、德语、越南语。发表时间以2010年后最为集中，有16篇之多。

译介研究文章最早的一篇为上世纪末杨天庆发表的《关于〈秋兴〉八首英译等值的思考》，探讨的是杜诗的中英等值互译问题。文章以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晚唐诗》（Poems of The Late Tang），美籍华人汉学家罗郁正、柳无忌《葵晔集》（Sunflowers Splendor），加拿大汉学家温库普《中国诗精选》（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三本英译中国诗选中所译《秋兴》八首为例证，指出中英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可译性”和“难译性”的问题，“译者不仅着眼于典故的表层结构，还要尽量再现原文典故里的文化信息，达到形式和意义上双双等值”。

2000-2010年，《学刊》发表了两篇英译研究文章，均发表于2009年。一是郝稷《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一是刘晓凤、王祝英《路易·艾黎与杜甫》。郝文关注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是中国诗歌英译的先驱者之一，对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有着重要贡献。其《古今诗选》（1898）选译杜诗10首，文章以此为中心，就杜诗的选诗、体裁、编排和题材之倾向，翻译的意味等值以及形式对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肯定优点的同时，亦客观剖析了其缺点。刘、王之文则关注的是1927年以后一直定居中国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杜诗英译。文章特别注意到了路易·艾黎长期定居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文化的酷爱，尤其是对杜甫的情有独钟，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对其1962年出版的英译《杜甫诗选》予以评价，认为此书选诗具有系统性，翻译采用自由体诗，语言传神达意，颇得杜诗神髓。在展现译者个性的同时，亦便于杜诗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这与艾黎对杜甫仁爱精神、民胞情怀和反战思想的深切领悟密切相关。

近十年，《学刊》发表的译介研究文章陡然增多。翻译的形式和文化等值等问题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郝稷《霍克思与他的〈杜诗初阶〉》一文将英国汉学家霍克思《杜诗初阶》定位为西方杜诗启蒙读物，采用中文原诗加注音和英文注解的形式，尝试跳脱出语言翻译之隔阂。霍克思并不企望“英语翻译和注解有多么优美动人，而将其视为协助英语读者达到阅读和理解原诗的途径”，这实际上是希图以翻译途径助力西方读者回归中文杜诗，以期达到诗歌欣赏的意味等值。此期李特夫有三篇文章：《20世纪英语世界主要汉诗选译本中的杜甫诗歌》、《杜甫诗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20世纪英语世界主要杜诗英译专集与英语专著解析》、《21世纪以来杜甫诗歌在英美的译介与传播——兼论首部英译杜诗全集》。三文分别从汉诗选译本中的杜诗、杜诗专选和英文专著的角度，对上世纪以来的西方杜诗英译进行了综述，评析其译介特征。最后一文特别分析了世界首部杜诗全集英译本——美国中学教师墨菲的《墨菲的杜甫》的得与失。文军、李培甲的《杜甫诗歌英译研究在中国（1978-2010）》则将视野从国外转向国内，从中国诗歌翻译研究中涉及的杜诗英译研究、针对具体诗歌的研究、综合研究、译者研究、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六方面，分析了杜诗英译的国内研究整体态势，同时也指出了杜甫诗歌英译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杨经华的《远游的寂寞——杜甫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变异》关注杜诗在西方世界传播历程，同时还重点研究了由于接受主体在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因素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过滤，从而造成杜诗英译的翻译不等值。2015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首部学术性杜诗英文全译本“The Poetry of Du Fu”出版，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这一热潮在《学刊》中也有及时反映。《学刊》2016和2017连续两年有三篇文章涉及此一话题：曾祥波《宇文所安杜诗英文全译本“The Poetry of Du Fu”书后》，文军、岳祥云《宇文所安〈杜甫诗〉英译本述评》，陆颖瑶《〈秋兴八首〉的英译策略——以柳无忌、葛瑞汉、宇文所安译本为例》，三文均认为该全译本在翻译的文化等值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曾氏认为，宇文所安全译本所用底本，译本对杜甫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的掌握，对杜集早期编纂与流传状况的分析，对杜甫形象、杜诗的“真实性”、杜甫的性格及能力等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翻译的技术性操作的说明等方面，均代表着西方汉学界杜诗研究的前沿水平。文、岳二氏之文从翻译学角度切入，从文化负载词、俗语和典故的英译几个方面分析了宇文所安的翻译特色。陆氏则选取《秋兴八首》为切入点，对比了美国三位汉学家所译的《秋兴八首》，通过英译文本的对比细读，微观分析他们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并评价了他们各自翻译的得失，此文亦与前揭杨天庆文遥相呼应。形成呼应的，还有江珊《基于语料库的杜甫诗歌两英译本的译者风格研究》，从翻译语言学之角度，对比许渊冲《许渊冲英译杜甫诗选》和路易·艾黎《杜甫诗选》，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词汇、句法、音韵三个方面客观分析两种杜诗英译本中的译者风格，与上揭刘晓凤、王祝英之文形成呼应。周睿、张望《以〈八阵图〉为个案的跨语境中国古典诗典故翻译探微》，以杜甫《八阵图》诗典故翻译为个案，从精准性、对应性、文化性几个角度探讨跨文化语境中的国外中国古典诗教学。此文学以致用，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语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为样本展开个案研究，具有国际汉语之教学意义。

英语之外的其余语种，日语有2篇：一是周语、宫谷恒墨等几位复旦中日研究生之文《李寅生译〈杜甫私记自序〉商榷》，对李寅生所译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杜甫私记》的自序，就译文之词句脱误、文意理解、文献引用等提出商榷意见，显示出初生牛犊不怕虎之锐气。一是李寅生《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著〈杜甫全诗译注〉评介》，对日本两位汉学家倾注数年心力，讲谈社2016年出版的日本首部杜诗全译著作《杜甫全诗译注》的底本选择、注解体例、释意阐发，译文等值等方面进行了评述。越南语有1篇，即黄强的《论杜诗在越南的译介》，此文实际上是杜诗对越南传播影响和译介的综合研究。影响方面，文章探讨了越南古代汉诗创作中所受的杜诗影响；译介方面，分析了越南文拉丁化之后，越南唐诗选本、杂志零散发表译作中的杜诗以及几种杜诗专选和研究著作的概要综述。德语亦有1篇，何俊《奥地利汉学家查赫的杜甫诗歌德译》一文对奥地利汉学家查赫1952年出版的杜诗全译本《杜甫选集》的译者汉学功底、译本底本选择、散文体特征、学术性、直译策略以及缺失进行评析。法文也有1篇，是为周睿《郁白〈杜甫诗全集〉法文版译介平议》。周氏选取郁白法译《春望》为个案展开文本细读，并将其置于与他者译本的比较视野中，与谢百魁、乔治特·雅热等汉学家译作进行对比，从句法、结构、意象、韵律等方面来对郁白的法译杜诗予以评析。

译介研究关注的一大焦点是翻译等值的问题。确实，“诗无达诂”，翻译中的“难译性”始终存在，如何打通语言间壁垒成为探讨之热点实属必然，相信此一热点会持续存在。随着研究的深入，译解杜诗必然会越来越接近杜诗原意。从文章作者的构成来看，李寅生、杨天庆、文军等翻译功底深厚的学者引领于前，一大批青年学者后继有力，如曾祥波、郝稷、周睿等等，开始登堂入室，成为杜诗译介研究的中间力量，甚为可喜。曾祥波翻译了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译文信达雅。洪业此书，1952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后，赢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但直到近60年后的2011年，才被译介给中国读者，时间之漫长，令人唏嘘。祥波此举，嘉惠学林。郝稷2017年刚刚出版了《杜甫及杜诗的中国古代接受史》（The Reception of Du Fu（712-770） and His Poetry in Imperial China），为杜甫研究的欧美最新专著。周睿精通英语，兼通法语、泰语，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杜诗译介研究，除了《学刊》，还有诸多论文见诸其他学术刊物。

除此之外，作为杜诗研究重镇的日韩，译介研究文章日语仅两篇，韩语则一篇也无。个中原因，笔者认为倒不是遭到了忽视或冷落。中日韩三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汉字同根同源，日韩汉学家大多精通汉文，所以在译介方面，更能做到文化等值和诗歌的意味等值。

五、结语：走向世界的杜甫，面向世界的《学刊》

显然，《学刊》创刊之初，即有着放眼世界的视野，而且视域越来越广阔。《学刊》揭载域外相关之文章共84篇，有42篇都发表于近十年，正好一半。这与2010年后和《学刊》关系密切的几次国际学术交流有关。2010年10月28日至31日，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五届年会跨越国界，在韩国大邱大学召开，张志烈会长以“东亚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主题的开幕词，明确指出：“杜诗文化，是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东亚文化的一个亮点。”“杜甫是中国的杜甫，也是世界的杜甫，杜甫的诗歌是中国的诗歌，也是世界的诗歌，是世界文化史中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2014年1月7日、8日和10日，四川省杜甫学会副会长、《学刊》编委徐希平教授分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索纳尔商务园、英国伦敦市威斯敏斯特大学和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巡回演讲《唐诗与中国多民族文化——以李杜为中心》。2014年7月21日，由韩国汉文学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四川师范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的“韩国汉文学会2014年夏季国际学术大会：东亚视野中的杜甫诗学”在草堂召开。2016年10月28日至29日，在哈佛大学召开了“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学术讨论会暨庆祝“中华人文经典文库”启动会议。此次会议由美国安德鲁·麦伦基金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赞助。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作为会议召集人和联系人，邀请了北美与东亚二十多位学者与会。这是英语世界首次以杜甫为专题的会议，《学刊》专文报道了此次会议。2019年8月8日至11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二届全国硕博论坛”在草堂召开。论坛特邀冈山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杜甫学会会长下定雅弘先生与会。下定雅弘教授在论坛开幕式致辞并全程参与论坛，提携后学。致辞中他对近年来日本杜甫研究情况，尤其是日本杜甫学会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学术活动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向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捐赠了两期《杜甫研究年报》和一套《杜甫全诗译注》。会议期间，下定先生应草堂之约，在草堂举办了《杜甫与白居易——兼论其“独善”思想和共生思想》讲座。与上述几次国际学术交流对应，《学刊》自2018年第3期开始，将栏目明确标出，此年第4期“域外论杜”明确标出，固定为常设栏目之一。另外，《学刊》栏目“中国诗歌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亦间有杜甫研究之外的域外文章揭载：有日本乐府研究大家增田清秀之文《唐人的乐府观与中唐诗人的乐府》，刘婧之文《朝鲜后期诗坛对唐宋诗学的宗尚——以金正喜的〈精华选存〉为例》，胡筱颖之文《副文本研究——语言层面之外的〈唐诗三百首〉异域文本形象建构》。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又想起《草堂》创刊前夕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访华团的那次访问，又想起松浦友久先生。引言已提及，归国后，松浦先生在《朝日新闻》发表了座谈的新闻稿，除了前揭对《学刊》的鼓励和期盼，其实他还不无担心，在特殊时期，“特意地、人为地出版了扬李抑杜（抬高李白、贬低杜甫）的书籍，影响极大的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在此种趋势下，杜甫的诗从中、小学的教科书中消失了。”“关于杜甫、李白等诗人，成了专门的学会，并还准备出版专门的杂志，这在过去，从中国的研究情况看，完全是难以想象的。”“就成立杜甫学会为象征的此种新动向，我们带着期待和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它今后将如何发展下去。”十五年后的1995年8月，松浦先生再次率访华团造访草堂，即兴赋诗一首《杜甫草堂口号》：“浣花溪上一扁舟，十五年来梦里游。今日再寻琼树下，绿荫深处锁清秋。”诗中有的是岁月过往、故地重游的淡淡忧伤，而十五年前的担心全然不见。当年他的“《草堂》尽早创刊，发行到日本去”的期望，早已实现。

杜甫在青少年时代，就有着漂洋过海的梦想，其《壮游》云：“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我们欣喜地看到，杜甫的愿望，也已然实现。杜甫已经成为了世界的杜甫，《学刊》也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学刊》。值此学刊创刊四十周年之际，特将杜甫“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改易几字为“卌年歌未绝，异域有知音”，聊为《学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