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圆持法师

现代高僧：正果上人

　　若论佛法之修学，道德之高尚，弘法育人之贡献，对今日中国佛教恢复影响之大，正果师父素为佛教界所推崇。本文在此论其万一，以寄缅怀恩师无限之情。

一、“有我在就有佛法在”

　　解放前的战争灾难及以后“左”的路线，师父都是饱尝者。种种苦难之所以未动摇师信仰和德操，原因在于视信仰如生命的与教共存精神。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欲使设于北碚的佛教最高学府“汉藏教理院”迁至台湾、香港、泰国任何一地，并提供飞机等便利。当时作为负责院领导工作的师父，深感自己的历史责任重大，一为欢迎解放，二为“我要为佛教作种子”计，力排众议，阻止了迁院的可能。师圆寂当年春已自知时至，特将当时发的誓愿书赠广济寺青年僧伽学习班学僧，原文为：“一九四九年七月正果誓愿偈：坚持无上菩提心，专修四弘誓愿行，弘扬佛法令久住，永作菩萨度众生。”

　　新中国成立后，师父克服种种困难，维持汉藏教理院最后一届学僧于1950年夏完成了学业。在时局的影响下，很多毕业生的学僧纷纷还俗参加社会建设，在“文教部”的负责下都安排了较好的工作。有些教内外人士，劝时值壮年又富学识的师父亦还俗参加社会工作，被师拒绝。

　　梁漱溟先生信奉佛教，与师甚有交情，他在离开重庆之前，见师维持汉藏教理院困难，曾表示：“到北京见了毛主席，请他支持将汉藏教理院办下去”，不料梁先生到京后即与主席关系失睦，忙也就无法帮了。

　　在土改运动中汉藏教理院赖以维持的地产等被没收，继续发展的经济条件已不存在了，经全体教职员工召开为时五天的会议决定停办。因此，师父在最后一届学僧毕业后，为有关善后工作，亲身北上向时在京开会的文教部部长楚图南先生和先已来京的汉藏教理院院长法尊法师汇报，从此就留住北海菩提学会，开始了后半生生涯。

　　师住北京后积极弘法，广泛联系信众，以其德才深受四众尊重。“左”的政治时期，寺院逐步被侵占或毁坏，僧人大都被迫走向社会。师父居住工作的菩提学会，于一九六五年被撤消，师转住法源寺。政治、精神、生活等各种压力并没有动摇师父之信念，仍坚持研究佛法，修持禅定，最大限度地引导信众。如一九六一年春师父鼓励中国佛学院净慧和如智两位学僧说：“你们要发心住持佛法。过去佛教徒多的时候，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没什么关系，现在佛教徒少了，就要靠你们发心住持，要像不倒翁，打倒了还要站起来。”

　　“文革”开始后，佛教遭受了全面破坏，对师父进行了严重迫害，师被打成了中国佛教协会“黑帮头子”。遭揪斗时，师以笑相待，甚至当众撕下挂在颈上的“黑帮牌”充作扇用，反映出对浩劫之藐视和处乱不惊之定力，亦可说明对信仰的坚定。师被“造反派”围攻殴打，虽头破血流亦不许去医院诊治，辛有人营救方得逃生，故师头留有约二寸的疤痕。自一九六六年秋至一九六九年底，师人身自由被剥夺，在严密的监视下，限于广济寺内后西院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做煤球，扫厕所，劈柴以及其它杂活。于此逆境中，师能做到平和处之，如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五日石鸣珂居士向师父说：“你的大字报来了。”师回答：“这是才开始，我们每人总会有十几张。”当时有“军代表“和教内人士劝师父还俗，并介绍了多名女性，最后以“正果法师水泼不进”而告终。

　　1970年春，师父被下放到湖北钟祥五七干校，从事养猪工作。干校人员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全国各宗教团体等部门的人士，很多人为生活之便于干校中都安了家。师虽被迫穿上了俗装，但仍恪守着僧人的根本戒律，时刻未忘“有我在就有佛法在”的誓愿，没有世俗人之生活所染，生活上完全自理，作为干部的优良生活作风，受到干校的公开表扬。

二、乐于助人和知恩报恩的精神

　　师危不忘人难，困犹知报恩。师于干校时身处逆境，对有困难者竭尽力予以帮助。张克强先生为中国佛教协会人员，一人于干校中，妻儿住在北京，生活负担很重，师借回京自便自己买上糖果等礼品，以他的名义送给其家中妻儿，这对冷酷环境中的家庭无疑是温暖的。张夫人提起此事，甚有无限感激之情。一九八七年春，师与张先生同住人民医院，但不在一个楼区，师住于二楼，张先生坐在轮椅上走动不便，由夫人陪同探望于师，因不便上楼，最后师探身窗外，张先生于楼下，两人俯仰彼此问候，其情景令人感动，相互之友情足见深厚。

　　住于湖北武汉莲溪寺中的道悟老和尚，解放前曾任成都文殊院方丈，为师之戒和尚，师为报其恩，自解放后长期供养他，即使在“文革”期间亦未中断。

　　不惧是非，不负人望是师父的道德风范之一。一九五八年北京居士林总务黄宪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经济拮据，托人请师父助其女儿读中学，师每月拿出10—15元连续帮助了八个月，使之度过了难关。

　　有佛性僧于京被打成“右派”后，送回五台山劳改，给师父写信要棉鞋和老花镜，师如愿寄给他。后又为其母治病求助，需北京宝善堂追风丸，师即买三十包相赠。

　　现任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的惟贤法师，为师汉藏教理院之同学，“左”的时期遭受迫害，在宜宾“劳改”，因勤奋好学，多次写信请师帮助购买书籍，均一一如愿。

　　几件事例来看，反映出了师父是个富有同情心和具有正确是非观念的人。随波逐流保全自我，非师之行。

三、恢复佛教重建僧制

　　一九七二年国际关系的改善，国家政局有所变化，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稍有开展，因此，首先将师父从“五七干校”调回京工作。处于“文革”后期的佛教尚无大的改观，佛协工作十分有限，师在继续研究佛法的同时，还要照顾为师之师法尊法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拨乱反正，开始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为了尽快地使佛教得到恢复，师夜以继日地工作。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北京居士林的恢复，师父均有卓越的贡献。师还是北京佛教协会的主要创立者，并且是第一、二任会长。清定法师的平反和昭觉寺、圆明讲堂的政策落实，都是师父通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得到解决的。

　　僧人为佛教任何发展过程中的根本，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师“有我在就有佛法在”及“我要为佛教作种子”的信念，既保证了自己于信仰上的特殊地位，也最终完成了信仰的使命。一九八O年底和一九八一年，师先后在北京和福建领导组织了两次历史转折意义的传戒活动，不但为一大批新的出家者授了戒，也为很多于“左”的时期还俗又回到寺院的人重受了戒，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恢复奠定了根本基础。

四、矢志僧教育

　　综观师父的一生，他的主要精力和贡献在于僧教育。师解放前执教于汉藏教理院，解放后到北京，于一九五四年出任“三时学会”教研究室主任，亲自招收了十名僧人为研究生，为尔后参与中国佛学院的创办打下了基础。一九五六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后，师为主要执教和教学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文革”后，师又为中国佛学院的恢复做了大量工作。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师父圆寂前，师更是倾力于僧教育事业，为中国佛学院亲自授课，编写教材。于“文革”前编写并用于佛学院的《佛教基本知识》经修订后，一九八二年由福建省佛教协会出版，再度成为中国佛学院和闽南等地方佛学院的教材。《佛教基本知识》为“文革”后，佛教界出版的佛学专著，此后整理出的《禅宗大意》、《止观简介》均成为佛学院教材。以上师三本专著已于台湾正式出版，《佛教基本知识》被誉为“与《菩提道次第广论》具有同等的价值”，曾被台湾佛教界大量印赠。《止观简介》则更名为《止观研究讲录》。

　　师原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一九八三年春又因摔伤，左腿致残，身体受着病魔的折磨。师并没有因病放下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而修养，而是更加努力，常抱病到佛学院和广济寺为青年僧伽学习班授课。只要身体可以支撑，于每月阴历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为居士讲经或开示。有求受皈依者，师从不拒绝，亦无人数的限制，多少皆以信众的方便为准甚至于住院的病房中亦为人举行皈依仪式。所教育信众的道理，以“护持佛法”为主题。

　　“有我在就有佛法在”的信念，既是师父的信仰实践准则，也是数十年教育僧俗信众的主导思想。

五、身无长物、一切为教的精神

　　师父有两个收入来源，一、为佛协发的工资，二、为信众的供养，两者加起来也很有限。一九八六年师收入总有5,757.79元，是收入较多的一年，而当年日常支出2,930.17元，捐天坛大佛5,000元，总支7,930.17元，亏支2,172.38元。

　　师生活极为俭朴，自己的花费很少，节省下来的全部资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用在中国佛学院；二、有一部分印制或请经书赠送人；三、大部分用于广济寺青年僧伽学习班。

　　佛教恢复的初期佛教书籍非常缺乏，师自己出资曾少量印制《相宗纲要》、《金刚经》、《佛遗教经》及《无量义经》等多部经论。对社会上能见到的佛教书籍师均竭力购买，《如佛学大辞词典》、《五灯会元》、《经刚经集注》等，前后买过很多用以赠送中国佛学院、广济寺青年僧伽学习班的学僧，以及僧俗弟子和地方有关寺院僧众。师所著《佛教基本知识》、《禅宗大意》亦常购以赠人。

　　广济寺青年僧伽学习班，师创办于一九八二年。教材、老师的聘金，以及供学僧阅览的报刊，一切费用均由师全部负担。因师教育方法得当，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O年，广济寺考入中国佛学院的约十名学僧，都是在学习班中学习过的。师圆寂后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出资，将青年僧伽学习班继续办下去，因人事已非，即使在广济寺经济充裕的现在，亦未能将学习班恢复起来。因此，近些年来广济寺虽亦有僧人报考佛学院，但未有一人被入取。

　　香港天坛大佛铸造计划形成后，师积极随喜，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筹措，尽了所有的力量方捐资人民币5,000元，一九八六年八月6日第一次“全国汉语系佛学院校工作座谈会”于京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福建妙湛法师，受一新加坡居士之托供养师父一枚金戒指，师得到后即请银行估价，卖得200元一并供养天坛大佛。

　　师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一生从不积蓄，行菩萨道“随有随施”。追随师父五年多的时间，未见师有物好，有秘惜。室中之物有求者即给，有径取者亦不恼，出外不锁门户。师房内物品基本上是我整理的，除日益减少的几架书和一个衣柜外，陪伴他的还有一只旧铁皮箱和一九七八年防日时用过的大纸箱，师圆寂后打开清理，里面尽装了些破衣碎布等物。旧铁皮箱我珍藏了起来。

六、爱护僧众

　　对一寺之主而言，衡量其职责和道德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即在于如何对待僧众。十年前的中国，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发达。因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平时不对信众开放，除佛协按人头发给寺僧生活费外，几乎无其它收入。

　　师在加强广济寺青年僧众佛教和社会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对他们的生活关怀亦无微不至。夏天给僧众买升个西瓜吃，买汗衫穿，冬天给僧众买棉鞋；为使僧众及时起床为他们买闹钟。一九八四年冬有僧说被褥单薄，师正在患病期间，听到消息后，在弟子的背负下巡寮检查，慰问僧人，翌日为每人买一床被子。对生病的僧人，师除了安排他们及时诊治外，于生活和精神上皆尽力予以帮助。时常派人带礼品到医院看望，还亲自到医院探视。每当得到信众供养的营养品，师转手即送给有病僧众。

　　为改善僧众生活，师只要有能力，即在中国佛学院和广济寺供斋。于广济寺供斋的基本情况是，到一定时期将四众供养的香菇、木耳、油料、米面等集中起来送到食堂，另再拿出一部分钱以便购买其他食品。现存一张一九八七年九月份，师供斋的一百元收据，即属上述情况。

七、勤奋好学修持不怠

　　修学并重是僧人的信仰实践，为师践行不渝的一条道路。不论于寺内还是住医院，一切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师都用在了修学上面。修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布施、持戒、弘法属动态的修；坐禅为静态的修。学有两种，一为世法，二为出世法。这两类修学都充分体现在了师父身上。

　　师除以研究佛法为主外，自己订得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日报》、《红旗》、《读者文摘》等多种报刊，早晨听中央新闻也是师多年坚持的习惯。师注意了解社会知识，关心社会的发展，曾在纸上特别记下：“中国还有八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常教诫弟子们说：“不学习就要落后，不了解社会就难以真正爱国爱教。”师于汉藏教理院时，对禁止的有关马列和解放区的出版物，即置于案头时常阅读。只要精神好，师晚上就会起来看书。

　　师圆寂前尚整理《金刚经》讲义，于每月四次活动日为信众讲说。师圆寂约十天前还让我向图书馆借了《瑜伽菩萨戒》等三本经典。师深受太虚大势法传“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直至圆寂不忘受持。

　　修习禅定在师父的出家旅程中可谓始终如一。一九八三年师腿致残后无法盘坐，则取禅之根本精神静坐观心。不论室内室外，有人无人，师无不正襟端坐，随时禅思，从不随便。于圆寂时身尚端坐于沙发上，足可说明师禅定之境界。

　　持戒、禅定、智慧为僧人三大修学根本所在，师持戒之精严，禅定之境界，求学智慧之情况，于以上所述中可见梗概。

八、高风亮节平和待人

　　师胸怀坦荡，视怨如亲，平和待人。常教我等弟子：“背后说得话，桌面上也可拿出来说，”“对人要和气”。师虽身居全国政协常委和广济寺方丈等职位，并没有什么架子。长吟颂经偈：“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合会终别离，有命咸归死。”和《八大人觉经》以自策。

　　师以“自用要俭，待人宜丰”的生活准则，自己生活无有特殊，每日所食基本上皆以食堂打饭为主。弟子有时欲加照顾，师即呵曰：“我不是慈禧！”对佛协的生活照顾，同样全部拒绝。有一年春节，佛协办公室特安排食堂做了四道菜，于正月初一午餐时送到丈室，送菜人还未进门即被辞退。有地方僧众来京办事或挂单，凡住于广济寺者，师都会尽可能请他们于丈室吃餐饭以示礼遇，四菜一汤已算很丰盛了。

　　对僧众和弟子皆无轻意，不直呼其名，必以某师相称。师先呼我为某师，临佛学院毕业时，即改称为某法师了，并向客人和居士们介绍，鼓励他们给我护法。一九八五年秋，有人供养师电子手表一块，师欲转送人，一时找不见了，师兄圆德与师推测：“或许是圆持拿走了”，后来查清为另一弟子所取，师便郑重地象我道歉说：“很对不起你”，我为之感动的不知所措。

　　于“左”的时期对师父有伤害者，师无忌恨皆平等相待。因师德所感，赢得了广大四众和佛协工作人员们的真诚尊重。

　　师父以毕生的精力，用自己的身心实现了“有我在就有佛法在”的庄严誓愿，真正完成了一个出家者的职责。在师父圆寂十年之后的今天，面对佛教之现状，师之精神愈显得珍贵，为四众学习之楷模，是佛教事业健康发展之永恒精神财富，值得大力弘扬和纪念。

　　最后以小诗一首献给师父：

　　虔诚无量颂师德，

　　为法功高难言说。

　　未竟之业弟子继，

　　爱教何曾忘爱国。

背尘 合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