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轻生男子跳楼砸中2名无辜女生,除了“换种自杀方式”的声讨,是否还有更多防御与追责的探讨空间?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6期,原文标题《重庆高空坠楼,一起公共悲剧》,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轻生的男子从重庆闹市区高层建筑一跃而下,带走另外两条无辜的生命,三个家庭的命运因此被改变。对于高空坠楼这一公共悲剧,除了“换种自杀方式”的声讨,或许还有更多防御与追责的探讨空间。

文/李秀莉

(插图 老牛)

从天而降的灾难

几乎一眨眼的工夫,一团模糊的影子从眼角余梢闪过,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把王强吓了一跳。王强是重庆三峡广场的流动摊贩,平时每天晚上5点多出摊,卖点香烟、矿泉水。王强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正在给客人递水,第一反应是,对面高楼上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他伸头张望,视线被一辆车挡住,只看到马路对面的行人停下脚步张望,上一刻还热闹的马路似乎一瞬间安静下来。

王强凭直觉觉得不对劲,他丢下摊子,绕过马路,看到水泥地面上躺着三个人。两个女孩,其中一个面朝下。一个男人,体型中等,1米7不到。不远处滚落着一只男式运动鞋。三个人一动不动,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反应。

4个小时后,警方的调查结果公布。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称,2019年12月24日20时20分许,一男子从沙坪坝区三峡广场一公寓楼高坠,砸到两名行人。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初步查明系暂住该高层公寓楼的男子李某跳楼自杀所致,排除刑事案件。李某31岁,湖北武汉人。

三峡广场是重庆著名的商圈,周围高楼林立,商铺繁多,好几所中学、大学分布在广场外围,平时人流量一直很大。跳楼者李杭选择的煌华新纪元3号楼,更是人流密集区。该楼高30层,底部为商铺,往上分布着不少酒店式公寓。这些公寓分属于不同的品牌方,多在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一晚,在三峡广场这样一个核心商业区,价格算得上便宜。出大楼左拐,是一个地下停车库的入口,平时车流不断,右拐步行几十米,就是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再继续走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重庆大学A校区,那里是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的所在地,2019年12月22日至12月28日,该学院正在进行重庆市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影视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统考。

12月24日是平安夜。当天上午,重庆轨道交通官方微博发消息称,为确保平安夜期间全市社会治安秩序平稳,当日20时至运营结束,轨道交通部分车站实行管控,列车将不停靠。其中就包括三峡广场所在的沙坪坝站。即便提前预警,事故还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发生了。

事后调查表明,当晚最先来到这里的是两个被砸女孩,张兰心和玉佳。这是一对周围人都知道的好朋友。张兰心的爸爸张海告诉本刊记者,他第一次见玉佳是在去年5月女儿的生日聚会上,当时小姑娘嘴挺甜,直说自己做的饭好吃,“尤其喜欢叔叔做的回锅肉”。

张兰心和玉佳是重庆广电新艺堂教育培训学校(下称“新艺堂”)的同学,这是一家做艺考培训的机构。两人都是重庆綦江区人,一个17岁,一个15岁,分别来自綦江中学和綦江三江中学,今年高三,同在新艺堂学播音主持。用玉佳表姐罗路的话讲,两个人性格好,都“耍得起”。两家住得也近,有时候来学校接张兰心回家的舅舅顺道就把玉佳送回去了。偶尔两个人也跑去玉佳的表姐那儿吃顿火锅。总之是形影不离。

转眼间,艺考的日子到了。12月17日结束培训学校的课程后,张兰心告诉爸爸,要和朋友一起去住酒店。一是离考点重庆大学近,可以提前熟悉下考场,也方便几天之后的考试;二是抓紧时间再好好复习下功课。在张海眼里,张兰心虽然过了年才满18岁,但懂事、独立,很多事情已经可以自己做主。再加上以为培训学校会帮助安排孩子的考试住宿,他没多想,答应了。当天,张海拿回张兰心在培训学校就读时的部分行李,张兰心舅舅则送她去三峡广场的煌华新纪元3号楼。

这一天,张兰心和玉佳入住27楼的一间酒店式公寓。根据准考证上的信息,她们将在这里度过至少9天的时光,完成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表演专业两门考试。根据“重庆市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安排”,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同属影视大类,考试时间自由,22日到28日之间均可参加。新艺堂培训学校的后勤部校长告诉记者,因为影视类考试只有面试,考试周期长。选在哪个时段考,每个学生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有些觉得靠前的时段“考官的手要松一点”,有的则认为最后时段“高分概率更大”,所以很难统一安排。学校只负责将报名信息告知学生,再由学生自行选择。看似平常的选择为两个女孩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12月19日,李杭入住该大楼30层——位于顶层的一间酒店式公寓。在同一栋大楼里彼此相隔三层的三人度过了相安无事的五天,在此期间,玉佳和张兰心分别在22日上午和24日下午完成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考试。不出意外的话,再待两天,考完表演就可以回家了。

玉佳表姐罗路事后在重庆沙坪坝区派出所看监控视频,24日晚上20时20分许,出事路段当时的行人并不多,也没有车子经过。视频里,穿着短裙的玉佳和张兰心刚出煌华新纪元3号楼大门,右拐向西北方向走了不到十几米。两个小姑娘手拉手,有说有笑,正朝不远处的耀眼霓虹走去。同一时刻,30层的李杭一跃而下,正好砸在她们身上,两个女孩应声倒地。

两个失独家庭

罗路是家里第一个到派出所的。当晚23时多,在浙江金华打工的姑妈联系到她,称有人跟她说玉佳出了意外,正在西南医院抢救。等她赶到,被告知玉佳已经过世。电话打回去,听到消息的姑父强忍哭腔,一旁的姑妈已泣不成声。

打击接踵而至。12月30日,玉佳火化,同一天下午,玉佳外婆过世。老人86岁了,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玉佳总是一放假就去看望外婆,给外婆洗澡,陪外婆聊天。12月28日,玉佳的表姐罗小珊回去看老人,聊天的时候两个人谁也没提玉佳。事后,家人们推测,消息可能早已通过周围邻居的讨论传到老人家耳朵里。

玉佳的葬礼在老家举行。父亲霍兵迎来送往,大多时候表现得很平静。只在偶然间,泄露出丧女之痛。一次是玉佳下葬的那晚,想叫人帮忙取个箱子,霍兵脱口而出女儿的名字。突然意识到人已经不在了,朝旁边的人喃喃一句:“我潜意识觉得她没有走。”罗小珊说,在重庆的酒店里,霍兵有时会突然忘记自己的房间号码和所处的位置,径直从房间门口走过。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这本是个和中国大多数小家庭一样的三口之家。霍兵和老婆都是重庆綦江人,老婆来自农村,霍兵原先是工厂职工,上世纪90年代下了岗,后来一直到处打零工。2001年,玉佳出生。等到玉佳上学的年纪,霍兵想着县城教育比老家农村好,和老婆咬咬牙在綦江县城买了套房。玉佳高中住校前,霍兵在沿海城市做工,老婆在家照顾女儿。等玉佳住校,老婆出来一起干,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女儿。事故发生时,霍兵夫妻俩正在浙江金华的一家藤椅厂编织藤椅。工资计件算,两人加起来一个月有6000到8000元的收入。

和大多数中国式父亲一样,霍兵将大部分的爱与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玉佳初中时有过一段时间的叛逆期,不爱学习,自己跑出去打了一年工。霍兵没阻止,只是告诉女儿:“不说知识能改变命运,但至少多学知识对你有帮助。”玉佳想通了,继续回来读书。上了高中,新艺堂去学校宣传,女儿萌生学艺术的念头。学艺术要花不少钱,霍兵让女儿放心:“能读到哪里就帮你到哪里,哪怕我辛苦点,但我尽力了。”他对女儿唯一的要求是,路是自己选的,不能后悔,一旦想清楚要全力以赴。

女儿走后,霍兵慢慢熟悉了一个词——失独者。当年玉佳出生后,霍兵和老婆想,多生一个罚款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一个小孩还能努努力,为其创造好的生活条件。没想到,上天开了个大玩笑,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孩子。空荡荡的家里只剩夫妻两个,白天有人的时候还好,最怕夜深人静,脑子就像放幻灯片,过去的一幕幕不受控制地往外涌。看到玉佳发的在朋友张兰心家吃饭的视频,说叔叔做饭好吃,他觉得愧疚,“毕竟我不在身边,看到父母煮饭给小孩吃也是种幸福”。只是现在,张海的幸福也被剥夺了。

这场灾难,将张海一家的记忆拉回到19年前夏天的一个周末。张海和妻子温敏在店里做豆花,8岁的儿子和哥哥的孩子跑去长江边捡啤酒瓶盖漏水玩。夫妻俩晚上收工回到家已经六七点钟,哥哥的孩子回来了,看起来已经吓傻,什么也不说,也不敢碰水。家人们沿着脚印往河滩找,没找到,报了警。几天以后,救援队在回水沱打捞起儿子的尸体。张海和妻子几天几夜没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了,孩子的葬礼都是哥哥帮忙给办的。那一年,温敏30岁。

一年后,温敏产下女儿张兰心。小姑娘生得白净,人见人爱。几个月大时,滚圆的胳膊和小腿儿,抱在怀里肉嘟嘟一团,街坊四邻们见了,都忍不住摸上一把。有一次去亲戚家,在门口碰到一个外国人,抱着她不舍得放手。还有一次是在朝天门,一个自称是广告公司的人走上前说要带张兰心去拍广告。再大点儿,在课外班上学了才艺表演,嘴巴会说,声音又好听,更是走到哪里都是亮点,大人们碰见,忍不住逗趣:“来,给阿姨表演一段。”孩子也不怕生,脆生生来两句,作个揖,惹得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

从小到大,温敏没怎么操心过女儿的学习。小学三年级,女儿参加重庆市的作文比赛,抱回一个三等奖。初二去北京参加全国化学比赛,得了二等奖。中考前,为了上綦江中学,一个人天天背着书包去补课。两个月里只休息了四天,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从来不叫苦。

温敏给我看张兰心参加模拟考的视频。小姑娘一头齐耳乌黑短发,戴个线帽,巴掌小脸,鼻梁高挺,皮肤白皙,令人过目难忘。后勤校长告诉我,宿舍楼上百个学生,很难认全。可对张兰心印象尤其深,因为“嘴特别甜,在宿舍区碰见,每次都说老师好”。

女儿的性格好,重庆女子风范,飒,干脆,大大咧咧,不较真。一开口“能把人笑死”,也能从天上聊到地上,令旁人插不上话。这个年纪的孩子总有聊不完的梦想。张兰心曾跟妈妈温敏说,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学播音主持。过一段时间,又说想去俄罗斯学金融,为什么是俄罗斯呢?因为两国关系好。小姑娘一本正经地给自己做规划:学金融好找工作,再不济回国去教育机构教俄语,总归有饭吃。

温敏吐槽孩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懒,“不爱做家务。自称是起床困难户,饭煮熟了,端到桌子上,三请五请地才能叫起床”。除了这个,“连打她的机会都找不到”。

夫妻俩称女儿“幺儿”,川渝方言,张海告诉我,指最小的儿子。在张兰心小时候,张海和妻子没有告诉她曾有一个未照面的哥哥。待孩子大点,从别的渠道听说了,回来安慰妈妈:“再给我生个弟弟吧。”妈妈回:“我都这么大了,生什么生。”日子热热闹闹地过,新生命如一只温柔的手,渐渐抚平张海和温敏内心的丧子之痛。

没有人想到,噩梦竟然卷土重来。只是这一次,痛苦好像被隐藏在了更深的地方。本刊记者采访温敏的时候,她几乎从未表露出悲伤的情绪,大多时候都在跟我聊张兰心的开心事,偶尔话题还能转到女人的化妆问题。仅有的一次,那是太阳落山的时刻,我们坐在轻轨车厢里,耳边是巨大的轰鸣声,温敏直视前方,语气淡淡的,好像在自言自语:“我女儿去世他们说我不伤心,开玩笑,我身上掉下来的,怎么能不伤心。我付出那么多!我伤心到掉不出眼泪,在心里的那种(痛)没有人能感受到。”

“你说三峡广场每天那么多人通过,怎么偏偏就砸中了我们家孩子呢?”有一次,在表妹家的客厅里,温敏代表两个家庭问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无法回答的问题。

跳楼者的责任追究

旧的伤痛还未过去,新的事故又给渐近年关的空气增添一丝寒意。1月13日,重庆大渡口区美德佳园小区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一人跳楼砸中另一人。网络评论一阵见血:“我差点以为这条新闻我看过。”

接连不断的高空跳楼致人死亡事件背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空跳楼自杀方式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香港赛马会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主任叶兆辉(Paul Yip Siu-fai)在自杀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他研究了最近这些年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官方自杀统计数据后认为,城市化进程与高空跳楼自杀方式数据之间存在正相关。在新加坡,高空坠楼自杀者从1965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60%,而在同一时期,新加坡高层建筑的百分比从23%增加到85%。

至于为什么偏好选择人口稠密地区的高层建筑,叶兆辉提到,一个可能原因是这些地点便于进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费立鹏告诉本刊记者,自杀者在选择自杀方式时,易获得性、有模仿对象、死亡概率的大小、死亡之后的体态等都会成为其考虑因素。

高空跳楼砸死人事件之后,有人谴责跳楼者伤及无辜和缺乏社会责任。事实上,费立鹏告诉我,很难指望自杀者在自杀之前考虑他人和公共利益。而叶兆辉也提到,在可能的跳楼地点为建筑物设置屏障,应该是预防自杀的优先政策。比如在实践层面,进入屋顶和进入建筑物顶部可以被密切监控;在战略层面,应加强建筑法规,将安全措施纳入新建筑/结构的设计中,以防止跳楼等。只是在现实的操作中,这些措施需要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合,而合作者往往不愿意为此花费更多经济成本。

截至本刊发稿,两个受害者家庭正在考虑对李杭提起民事诉讼。两家的代理律师、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晔告诉本刊,按照现有的司法惯例,坠楼的男子从刑事法律来看,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因其已经死亡,刑事案终结,就单独考虑民事责任这部分,他的继承人应在遗产范围之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酒店式公寓的管理者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应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但李杭名下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供执行的财产。至今,李杭的遗体仍在殡仪馆内,未被领走。我试着找到李杭的老家,武汉新洲区的某居民小区。新洲地处湖北省武汉市东北郊,1983年,当时还是县的新洲从黄冈地区划属武汉市。1998年撤县设立武汉市新洲区,区治城关镇易名邾城街。李杭家所在的小区就在邾城街上,虽然是老小区,但区位很好,一百多米外就是区政单位,商超、学校、医院、银行等一应俱全。小区分东西两部分,住户很多,不同形态的房子交杂在一起,既有楼房,也有带院子的平房和自盖的二层小楼。李杭家属于后者。

小区一位老人告诉我,这里的房子实际是李杭爷爷的,李杭的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婚,之后他一直和爷爷奶奶住在这里。李杭成年后去当兵,之后就很少回来。这位老人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李杭,还是几年前他的爷爷去世时。爷爷去世后,这房子一直由叔叔住着,刚翻修没几年。李杭的叔叔是二婚,有个女儿,早已出嫁。至于李杭的父亲去了哪里,对方称“找不到了”,拒绝了进一步回答。这些说法与一位知情人士提供给我的警方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据称,李杭父母实际在其两岁时就已离异,叔叔将其抚养长大。出事后,警方没能联系到其父亲。李杭没有妻子和子女,他在经济上也很可能并不宽裕。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我,警察查到就在出事前一段时间,李杭还去新疆的战友那里“骗”了1万多块钱。

类似李杭这样的情况在高空跳楼事件中不在少数。陈晔律师告诉我,现实中很多的自杀者并没有多少遗产可供执行,因而往往会出现路人无辜被砸死,既不能惩罚加害人,被砸身亡者家属也无法获得赔偿的境地。即使在跳楼致人伤亡事故中可能存在多个民事赔偿责任主体,但很多情况下受害人仍然难以得到全部或者部分赔偿,甚至责任落空。这也是目前国内高空跳楼事件民事诉讼的难点所在。“事实上,国外早有被害人补偿法,用于救济刑事被害人的家庭,我国尚未立法,但政府可以考虑先以民政的方式救济,以抚慰被害人的家庭。”

在这起事故中,砸人者因为已经去世,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如果高空跳楼者没有死,砸死或砸伤他人后,如何承担刑事责任?“这些年高空抛物的案例时有发生,无论掉的是人还是物,按照刑法规定,都会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上,高空抛物,一般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自杀这种行为,嫌疑人一般是定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陈晔提到,目前已有多起跳楼砸死路人的判例。2007年9月,广州药学院一学生跳楼砸中一女生致其死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13年9月,汕头一男子吸食毒品后跳楼,砸中楼下一路人致其死亡,也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12月29日下午,玉佳的父亲霍兵买了三束花,和玉佳妈妈、玉佳表姐一起,来到出事地点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煌华新纪元通道,一束献给自己女儿,一束献给张兰心,另外一束给了李杭。对李杭,霍兵“内心深处原谅不了”,但他想,人不可能带着仇恨走下去,“还是要(试着)原谅一下”。他试着站在李杭的位置理解对方的行为:“当你真要轻生的时候,肯定还是会犹豫的,至少可能站在阳台几分钟吧?死说起来不难,但选择死的那刻肯定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或许的确如霍兵所言,李杭临死前经历过挣扎和犹豫。一个细节是,警方在其所住房间内发现不少抽过的烟头。但最终,求死的决心战胜了其他,根据警方的说法,酒店的窗户外是有护栏的,李杭将它们破开后跳了出去。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除陈晔、费立鹏外均为化名)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爱的物证:为什么偏偏是这一件,如此重要?》,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