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国开始举办一年两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鉴于当时我国出口商品大部分属农副产品，季节性强，适宜在春、秋两季成交，同时考虑到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客商的抗寒抗热能力各异，主办部门决定将春、秋两次交易会的地点设在广州，时间定于广州平均气温21.9摄氏度的4、5月间和23﹒1摄氏度的10、11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给这一年两届的贸易盛会定了个简称：广交会。
有这样一种说法：“文革”期间，中国只有两件事没有中断，一是研制原子弹，二是举办广交会。后者成为中国“在特殊年代坚持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本文所披露的案件，就发生于1967年的春季广交会期间……
一、四起扒窃案
1967年的第二十一届广交会，是历届广交会中最为特殊的一届。其特殊性在于：一是中共中央特地下达了一个要求保证广交会顺利进行的文件；二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广州，做两个对立造反派的工作，以确保广交会顺利进行；三是该届广交会比原定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于5月15日方才开幕。
开幕后的第三天上午，来自新加坡的客商李名申因在下榻的红风饭店会客，未能搭乘广交会秘书处安排的接送车辆，便在会客结束后大约十时许离开红风饭店，自行前往位于起义路的广交会陈列馆。当时广州市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仅拥有六十余辆出租车，所以李先生要想打的是很有一些难度的。他在红风饭店门前的马路边站了大约二十分钟，方才等到了一辆车。
途中经过东风中药店时，李名申让司机停一下，他要去药店购买珍珠粉带回新加坡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他很快就选定了礼品，准备交钱时，意外发生了：李名申发现他的鲨鱼皮公文包里已经没了钱包！仔细一看，皮包外侧底部边缘被划开了一道十来厘米的裂口！
当时，中药店的店堂里仅有李名申一名顾客，几个营业员都在柜台内侧，完全没有跟李名申接触的可能。所以，包括失主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者都认为失窃之事跟中药店方面无关。中药店的负责人老包也没征求失主的意见，立刻往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打电话报警，同时通知那辆在门口等候的出租车不要离开，请司机下车到药店店堂喝茶休息。
尽管当时的公检法处于被“砸烂”阶段，但是，越秀分局得知失主是广交会外籍客商后，还是立刻指派两名刑警迅速赶到东风中药店。刑警在询问过失主、司机和药店营业员等人后，对司机以及出租车进行了搜查，排除了李名申在上车之后遭窃的可能，断定他是在其下榻的红风饭店前等车时遭窃的。红风饭店也属于越秀区范围，所以这个案子还得越秀分局受理。
李名申失窃的钱包里有人民币三百二十元、美钞五百八十元，以及进出广交会陈列馆的进馆证等物。这些钱款按照当时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标准，已经属于“数额巨大”，该案由此也应列入“重大案件”范围，加上失主的特殊身份，所以越秀分局军管组即刻将该案情况上报市局军管会。军管会自是非常重视，立刻通知承担安保任务的广交会保卫办公室加强防范，并决定抽调政治可靠、精通刑侦业务的骨干刑警组建专案组着手侦查。
大大出乎警方意料的是，刚刚组建起来的专案组还没开始工作，又接连发生了三起跟李名申失窃案相似的案件！
第一起：失主蒋休疾，香港商人，经营中药材。蒋先生是广交会的老客商了，早在1956年还没有“广交会”这个称谓时，他就参加了由外贸部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之后，一年两届趟趟赴会。因此，蒋休疾是相当熟悉广州以及广交会诸般情况的。这天上午蒋休疾的安排是去看望一位广州当地的老朋友。老朋友家住三元桥，离蒋休疾下榻的红风饭店只有五站路。他知道在广州打车相当难，所以就选择了坐公交车。在公交车站候车时，他的钱包就不翼而飞了，钱包里有人民币四百五十元、港币一千二百元和照片、名片、广交会进馆证等。
第二起：失主是个法国中年妇女，名叫拉伊萨，服装原料供应商，此次是来中国采购全棉布料的。上午她也没去展馆，而是跟一位前来采访广交会的法国记者朋友相约准备去越秀山游览。她坐在红风饭店大堂里的沙发上等候记者朋友过来，边等边翻阅报纸。一会儿，朋友到了，她收起报纸时，忽然发现放在旁边茶几上的坤包拉链被拉开了，钱包是放在坤包的内夹袋里的，夹袋有拉链，因此没被窃；可是，那个放着项链和戒指的小首饰盒却没了！
第三起：失主是日本商人中村行二，他是来广交会采购农副产品的。这位有着一个典型日本姓名且操一口流利日语的中年男子，其实是中国台湾人氏，早年随父母移居东京，后来就加入了日本国籍，据说曾当过日本刑警。按说当过刑警的人再不济也应具备起码的防盗意识，但中村先生这次不知怎么弄的，在红风饭店附近的一家书店购买红色塑料封面的小本本《毛主席语录》时，发现钱包没了。他很清楚地记得，在走出饭店大门掏手帕时顺手摸过一下口袋，那时候钱包还在。在四个失主里，中村的损失是最小的，他的钱包里只有百来元人民币和广交会进馆证。但在当时的广州，这笔钱钞也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一季度的薪水了。
接二连三的偷窃案件，而且都是针对广交会客商的，这当然引起了警方的重视。市公安局军管会于是下令：撤销刚成立的越秀分局专案组，由市局刑侦处牵头，派遣市局刑警与原越秀分局专案组成员联合组建新的专案组，全力侦办这四起盗窃案件。
联合专案组一共有十一名刑警，由解放军侦察连连长转业的市局刑警刘大风、越秀分局刑警王守磊分任正副组长，考虑到失主中有外宾，还为专案组配备了一名从市局外事科临时借调的英语翻译。刘、王见面后，两人先对案情进行了初步分析。王守磊是专门对付扒手的老刑警，不知有多少扒手栽在他手里。以其丰富的反扒经验判断，从发案时间、地点推算，这四起案件并非一个人作得了的，至少得两三个人。因此，极有可能是一个具有相当扒窃经验的扒手团伙作的案。刘大风、王守磊商量下来，决定专案组全体出动，先分别去走访四个失主。
二、查无线索
四个失主走访下来，李名申、蒋休疾的陈述中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注意的内容，只好先暂时往旁边搁一搁再说。拉伊萨和中村行二所作的陈述倒是值得刑警考虑——
据拉伊萨说，她在饭店大堂沙发上坐着看报纸等候记者朋友过来赴约时，大堂里只有她一个客人，服务台里可能待着两个女工作人员，大堂另一侧好像有一个男性勤杂工在打扫卫生。她在大堂里大约待了二十分钟，期间，曾有人进入过大堂，好像一共有三次。因为并非她的记者朋友，所以她也没有过多留意，只记得三次进来的人中，有两次不止一人，有一次是一个中国男子。这些人进入大堂后，可能跟前台工作人员有过接触，好像还有人到她所在的接待区来过。更详细的，她就说不上来了。
另一位失主中村行二所说的情况比拉伊萨女士似乎复杂些。这一届广交会正是中国“文革”方兴未艾的当儿，海外参展客商根据前一届（1966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的第二十届广交会）的经验，知道东道主最注重的倒不是客商订购了多少商品，而是他们对“文革”的态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在这方面表现到位的客商，在贸易洽谈中将得到价格方面的最大尺度的优惠。为此，海外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提供给客商作为参加本次广交会时的参考。中村行二就读过这样的小册子。昨天抵达广州后，他立刻着手做准备工作。当晚先在下榻的红风饭店小卖部购买了几枚毛主席像章。本来还想买“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但负责毛泽东著作那个柜台的营业员已经下班了，带走了钥匙。今天上午他离开饭店时，那个柜台的营业员还没有出现，于是他就接受了一个服务员的建议，前往附近的新华书店购买。
中村行二步行至距新华书店不远的街心花园时，迎面被人拦住。那是一个理着平顶头的小青年，十八九岁的样子，一米七左右的个头，他拦住中村行二是因为看中了中村行二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他从肩挎的那个盖子上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用挎包里拿出一块红色绸布，上面别着二十来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请中村行二挑选，说要把中村行二胸前的那枚换下来。中村行二的像章是昨晚在饭店小卖部购买的，是官方特地为这届广交会设计制造的产品，市面上是没有的。他昨晚一共购买了十二枚，本来跟对方调换一枚也无所谓，但他不喜欢对方那种不由分说拦住去路的无礼举动，所以一口拒绝了。可是，“平顶头”却缠着他不让走。本来，还不知这件事会如何收场，幸亏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才使“平顶头”不得不放弃了那份念想。
就在“平顶头”纠缠的当口，不知从哪里忽然冒出了两伙青年，男男女女的爆出一片叫骂，同时伴随着打斗。人少的一方不是对手，拔腿就逃，另一伙自然要发扬“追穷寇”精神。他们的方向正好是直直地冲着中村行二这边来的，那个“平顶头”年轻利索避让得快，转眼就不知去向。中村行二可没有那么幸运，被这伙人撞翻在旁边的树丛里，脑袋不知在什么硬物上磕了一下，一阵头晕目眩，也不知是谁搀扶了他一把，他才摇摇晃晃站起身来。定定神，发现带着的那个皮包倒还紧紧地抓在手里，再看那两伙人，已经穿过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打了。中村行二摸摸脑袋，撞着的位置有点儿痛，但并无大碍。于是就往前走了二三十米，进了新华书店，选定了一本“红宝书”，要掏钱购买时，才发现钱包已经不翼而飞了。
专案组对拉伊萨、中村行二两个外籍客商所作的失窃陈述进行了分析，认为拉伊萨肯定是在饭店大堂里被窃的，作案者就是她在大堂等候记者朋友时进来的那三拨人中的某一位；至于对中村行二下手的那个窃贼，有可能是“平顶头”，也有可能是打架的那群家伙中的一个，如果是后者，那么那场斗殴很有可能是为了对中村行二下手行窃而设计的一场戏。
于是，专案组决定兵分三路，分别调查缠着中村行二硬要调换像章的“平顶头”、那伙斗殴的家伙和当时进入红风饭店大堂的三拨人。
刑警任穷章、小钱负责查找“平顶头”。这个任务本来是有一点儿难度的。因为1967年那当儿，正是全国性像章热的阶段，所有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那些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学生大部分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小部分没有参加造反的，窝在家里闷得慌，于是就想着弄点儿事儿打发时间，调换像章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这种调换若论目的是很不明确的，既无倒卖谋财的可能（倒卖像章是要作为现行反革命惩处的），也没有人想到过几十年后会掀起一股收藏热，像章可以成为文物，当时最现实的目的就是可以向人炫耀。由于这门消遣性质的爱好门槛低，任何人都可以尝试，所以不知有多少青年人在倒腾像章。两个刑警要想在短时间里把“平顶头”找出来，这活儿的难度可想而知。任、钱两人分析下来，认为既然“平顶头”是在红风饭店一带出现的，那就上派出所去打听吧。可是，派出所的民警却是摇头，因为他们掌握的都是有前科或者家庭出身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对象，而“平顶头”之前显然是一个守法良民，从来没有在派出所挂过号，所以派出所民警无法提供任何线索。
任穷章、小钱正失望地准备告辞时，运气来了。一个穿四个兜儿军服的解放军军官带着十多岁的儿子气咻咻地闯了进来，自我介绍是驻粤部队某部营长。这位营长说，他的儿子刚才出门玩耍时，被人抢去了头上戴着的军帽。按说一顶军帽也值不了几个钱，抢去就抢去吧，问题是那个抢军帽的家伙之前已经抢过他儿子三次，因为都是军用挎包、皮带、像章之类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来麻烦派出所。今天又抢了一次，营长忍无可忍，请求派出所管一管这事儿。报案人的身份使派出所方面对此事很是重视，所长亲自接待，问孩子那个抢东西的家伙是怎么一副模样。孩子在断断续续作陈述时，说到那家伙是个平顶头。
这时，任、钱两人已经跟接待民警握了手正准备离开，耳朵里忽然传入“平顶头”三字，顿时一个激灵。回身去问那孩子，得知“平顶头”是住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中学生，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这当然不难了解，派出所几个民警凑了凑情况，就提供出了“平顶头”的资料：此人名叫朱惠仁，十九岁，初三学生，现辍学在家，其父母都是药厂工人。至于平时表现，民警就不清楚了，只知道这人以前没有干过什么违法的事儿。
任穷章和小钱便去找朱惠仁，一见面就确信上午缠着中村行二要调换像章的肯定是这主儿，因为除了那个平顶头特征，墙上还挂着中村行二提到的那个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用挎包。陪同前往的户籍警上前取下挎包，打开，里面果然有一块别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像章的红色绸布。
既然如此，那就不适宜在朱家跟朱惠仁谈话了，刑警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一问，上午朱惠仁果然去过红风饭店附近。朱惠仁知道参加广交会的外宾客商能购买到市面上没有供应的内部特制像章，就想去弄一枚来向人炫耀。本来，他是准备继续纠缠下去的，不达目的不罢休。但这时发生了斗殴，他胆子小，担心被人误伤，于是撇下中村行二拔腿逃离现场。
任穷章是市局反扒队刑警，跟扒手打惯了交道。凭他的经验，认定扒手一是看手，精瘦无肉、手指细长、手腕灵活的，就需要另眼看待了；二是看眼睛，这就需要现场观察了。这种角色的眼睛通常都闪着鬼祟之神，看人看物从不正眼直视。现在，任穷章就凭这两个要素中的第一个对朱惠仁进行鉴定。他让朱伸出双手，对方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一脸惊讶，想问又不敢问，乖乖地把双手伸到了任穷章的面前。任穷章只扫了扫，就否定了对方是扒手的可能。
当然，朱惠仁不是扒手的料并不等于他肯定跟扒窃案无关，也许是跟扒手合谋，由他出面缠住中村行二，然后由扒手下手。所以，暂时不能放他，还得了解一下他最近跟什么人交往。于是就递了张纸给朱惠仁，让他把最近一段时间在干些什么事儿、跟哪些人接触等等，都一五一十写下来。
朱惠仁伏案疾书，只三分钟就交卷了。他的嗜好就是折腾像章，不上学待在家里时，除了做点儿家务活儿外，整天就是跟一班有着相同爱好的熟人朋友搞像章交流，当然，也做过诸如抢军帽等不上台面的事儿。
刑警立刻展开调查，很快就证实了朱惠仁所写的内容全部属实。这样，就初步排除了其与中村行二钱包被窃的干系。
与此同时，专案组刑警小陈、周觉在调查那伙斗殴者的情况。两人接受任务后商量下来，认为要在天黑前完成调查的话，那就得走捷径，最要紧的是迅速找到一两个参与斗殴的家伙。他们立刻打电话向管段派出所了解斗殴当时派出所是否出动警员了，抓人了没有。如果抓了，那这活儿就轻松多了。派出所的回答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过这么一起斗殴事件。
捷径走不成了。不过，这二位还有办法。小陈查到了那家新华书店的电话，打过去向店员了解上午店门口打架的情况，是否激烈？是否有人受伤？新华书店的营业员说打架是知道的，场面比较激烈，是否有人受伤就不清楚了，因为他们没敢跑出店堂去看热闹，生怕捎上一下平白无故挂彩不值得。
小陈和周觉认为，既然打得比较激烈，那多半是有人受伤的，不如去附近的医院了解一下。于是，两人骑了辆摩托车直奔离斗殴现场最近的纺织医院。一问，果然有戏，上午有三人因打架受伤来该院就诊。
当时的医院采取的是由院方保存病历卡的方式，患者去求诊，挂个初诊号看病后，病历卡就放在医院的挂号处。那里有专门制作的柜架，一格格按照姓氏笔画摆放得好好的。患者去复诊时，只要报出自己的名字，就能拿到病历卡。这个方式免去了病人忘记带病历卡的不便，对于陈、周两个刑警来说，更是帮了大忙，他们很容易地获得了上午因斗殴受伤的那三位的姓名、住址。
这三人一个姓姜，一个姓麦，一个姓王，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受的伤分别是脑袋被板砖砸破、背部刀伤和手臂骨折，前两个都作了缝合处理，后一位上了石膏。那时还不流行动不动就挂水的治疗方式，医生也不大热情挽留患者住院，所以给三人处理过伤口后就让他们离开了。刑警于是逐个登门走访。
第一个对象是姜某，他脑袋上缝了八针，包着纱布。听说来人是公安局的，他的脸色就两样了，说他这伤是昨天修房子时一不留神从屋顶上跌下来造成的，还想往下说时，忽见刑警拿出了写着他姓名的那本病历卡，这才尴尬地咬住了舌头。
那就说实话吧！
实话是：上午，姜某和几个朋友在马路上闲逛，迎面遇见另一伙人。对方有一个姑娘认出姜某一伙中的一个青年三天前曾在溜冰场调戏过她，指着那人尖叫着控诉。对方那帮子仗着人多势众二话不说就动手了。这样，姜某这边就没什么选择了，只有硬着头皮上。姜某其实跟被指控调戏女生的那小子不过是刚刚交往的新朋友，甚至连对方的姓名也不知道，如果他要逃跑是很容易的，就是不逃跑而只是站在原地不动，估计也不至于挨打。但他碍于情面和江湖义气，觉得到这份儿上如果不出手，那以后就无法在江湖上混了，于是就加入了混战。姜某以前学过几天武术，身手又灵活，所以一出手就占了上风。不过，他们这边人少，其他人尽管也敢打，但最终还是只有集体逃跑的份儿，他的脑袋就是在逃跑时被对方的砖头砸破的，他们这边还有一位同伴的胳膊给对方打断了。对方也有受伤的，最重的那个背部不知给谁用临时从街心花园的公共座椅上折下来的铁条砍了一道创口，听说缝了十三针。
刑警对姜某说，我们不是调查打架斗殴事件的，而是另有任务，你把你们这一伙人的姓名、绰号、住址什么的都给写出来，我们要一个个都查问到。姜某一听，脸上顿时显出轻松的神情，马上按照刑警的要求把他们这边五人的情况写了出来，那个不知姓名的调戏女生的家伙连绰号也不清楚，就空着，后面加了个括号注明：就是手臂骨折者。刑警看了病历卡，知道那是王某。
接着，小陈、周觉两人就去找了麦某、王某，然后，又走访了两伙人中的为首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一致。陈、周两人就觉得这些家伙看来跟扒窃案是没有关系的了。当然，还需要向名单上这些人居住地的管段派出所逐一核对情况。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被查对象都没有偷窃前科，也从未发现过跟违法犯罪分子有什么接触。
这样，这条线索基本上也就到此为止了。
三、分析：团伙作案
再看第三路前往红风饭店查摸的刑警老车、迟新兴的调查情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州，宾馆、饭店很少，规格高能够对外开放的更是凤毛麟角。1957年举办首届广交会时，全市能接待外宾的饭店只有爱群大厦一家。两年后的1959年春季第五届广交会时，由于客商增加，部分人只好睡在走道里临时架设的行军床上。很多客商因此大为不满，说你们如果没有条件接待就不要举办，让我住这种地方，比我家的佣人还不如。情况反映到中央，周恩来总理特批专款，支援广州兴建饭店。1961年，在交易会场的对面，新建了羊城新华饭店，专门接待外宾。几年下来，随着中国广交会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饭店问题又显得突出了。前面说过，中央对本届广交会极为重视，专门下达了文件。这样，组委会考虑的问题就多了些，其中一个是要顾及海外一些国家的客商在政治、民族、宗教问题上的纠纷，所以最好不要安排他们入住同一家饭店。这样，尽管爱群大厦和羊城新华饭店两处涉外宾馆是可以住得下本届广交会的外宾客商的，但还是需要开辟另一家临时宾馆，以便外宾分开居住。于是，原为军队招待所、不久前才转给地方管理的红风饭店就被组委会定为临时接待外宾客商的宾馆。
由于“文革”的原因，红风饭店跟广州其他大大小小的宾馆、饭店一样，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因为要接待广交会外宾，所以饭店的两派在有关方面的强硬干涉下，只得暂停派系斗争，联手进行接待工作。因此，大家的工作热情之低也是可以想见的。刑警在接待室坐了好一会儿，才有两个保卫科人员前来接待，听说是调查住店外宾上午失窃的情况，就把大堂前台值班员徐桂芳叫来，让刑警向她了解。
刑警问下来，难免感到意外和失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饭店大堂已经取消了为旅客提供开门、搬运行李等服务的服务人员，除了前台接待值班员外，就只有清洁工了。而前台值班员不管工作忙不忙，是不会有兴趣注意待在大堂里的旅客的情况的，所以，徐桂芳根本没有留心是否有人接近过那位遭窃的法国女宾客。
徐桂芳离开后，刑警问那两个保卫人员：“上午前台值班员有几位？”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一下子来了两个保卫人员，并非该饭店对拉伊萨失窃一事特别重视，而是饭店的两个造反派组织为表示公平，决定让分属两个组织的保卫科各来一个工作人员。这二位仁兄其实并不想回答刑警的问题，只是想从对方的回答中找出破绽，以备广交会结束后继续派系斗争时好上纲上线进行攻击。因此，他们不大愿意跟刑警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刑警的问题总是要回答的，两人同时伸手指了指一旁的电话机，示意刑警自己打电话询问。
老车打了电话，得知前台应当有两个人值班，但案子发生的那个时段，另一个值班员有事离开了没在场。
“不在场？那么，清洁工在场吗？能不能请清洁工过来一下？”
片刻，清洁工来了。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周身透着老实本分、忠于职守的老派服务人员的职业气质。老车递上一支香烟，问了问，知道对方姓程，便按当时的习惯唤其“老程同志”。他凭经验意识到对方多半是能够提供若干有价值的情况的。果然，这位老程同志听了刑警的来意后，开口说道：“当时，我在大堂另一侧擦玻璃窗，看到那位外宾从电梯里出来后，取了份报纸坐在沙发上。后来，也看见她遭窃后的那副着急模样。”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是否有其他人来过大堂呢？”
据老程说，在这段时间里，一共有三拨人到过大堂。前两拨都是住店旅客，各为一对男女。第一对男女从电梯出来后，直接去了服务台结账，然后就离店而去；另一对男女乘坐电梯下楼后，那个男的直接走出大门去外面等出租车了，女的去服务台跟值班服务员说了几句话，然后也出去了。第三拨是一个从外面进来的男子，他进门后没去服务台，也没走向电梯，而是站在转门里侧稍稍停留片刻，左右扫视一番，把大堂情形尽收眼底之后，看了看手表，走向报架，取了一份报纸，走到沙发区坐下，静静地阅读。这人是几时离开的，老程没有留心，因为他的注意力是放在搞好清洁卫生上的，不会无端地去特别留意哪一个人。他当时以为，那人大概是等候住店客人的。
刑警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于是询问：“那人是什么模样？”
“模样？哦，对不起，当时我所待的位置正好跟他是死角，所以无法看清他的脸面，只记得那人个子比较高，估计不会低于一米七八，头发留得比较长，穿着米色夹克衫和深蓝色裤子。”
刑警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老程同志，您在饭店行业干了多年，看惯了在饭店进进出出的客人，因此肯定从每个客人的举止神态就能判断出其是否经常出入宾馆饭店场所。那么在您看来，那个男子是不是属于经常出入宾馆饭店的那类人？”
老程想了想，有点儿抱歉地说：“这个我倒没有留意。”
刑警于是换一个角度：“那么，在您看来，那人是否显得有点儿突出，有没有给您留下举止不大自然的感觉？”
老程认真地想了想，摇头：“没有，我觉得他在大堂里的举止没什么特别的。”
这就是说，这个男子并不是偶尔涉足此类高档饭店的那种人。
刑警又去问了前台值班员徐桂芳，她证实了老程所说的前两拨人，但对于第三个男子的出现却没有丝毫印象，因为她当时正利用这段空闲时间织毛衣——这在规章制度消失殆尽的“文革”时期属于正常行为，不必吃惊。
老车、迟新兴两人对老程提供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跟失主拉伊萨女士的说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她把三次出现在大堂里的人都当成是从外面进来的了，这可能跟其正在专心看报、不过在听见有动静时偶尔观察一下有关。问题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来，只有那个高个儿男子到过沙发区，有下手行窃的可能。那么，这个男子是怎样接近拉伊萨身边而又没被失主发现的呢？
刑警决定再向拉伊萨了解一下。当时拉伊萨已经去了广交会陈列馆，于是就让随刑警一起来红风饭店的翻译小季往陈列馆打电话找拉伊萨。拉伊萨在刑警的提醒下，终于想起确实有一个这样装束的男子曾经从她坐的沙发旁边走过，当时那人手里拿着夹着《人民日报》的报夹子，走过沙发旁的时候稍一停留，有过一个俯身动作，好像是系鞋带的样子。
挂断电话后，老车、迟新兴让小季代替拉伊萨手捧英文版《中国日报》的报夹子坐在那张沙发上，向前台值班员借了个人造革挎包放在拉伊萨的那个坤包的位置。然后，由迟新兴拿了夹着《人民日报》的报夹子走到沙发旁边，也做了个俯身动作，发现由于两个夹着厚厚报纸的报夹子挡住了坐在沙发上的拉伊萨的视线，那个男子是有机会扯开拉链行窃的。当然，这里需要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那个男子必须具有职业扒手的本领，否则是难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行窃的。
由于有那个报夹子的遮掩，高个儿男子可以在得手后挡住可能来自服务台和老程那个角度的视线，迅速把赃物掖进怀里，然后逃遁。
这样，老车、迟新兴就认为有理由断定作案的就是这个高个儿男子！
这是专案组派出的三路人马所取得的唯一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线索，当然要牢牢抓住不放。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会议对案情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失主遭窃的时间、地点来看，这是一个至少由三名扒手组成的扒窃团伙在十几分钟内对四个失主下手——那个高个儿男子在红风饭店对法国女客商拉伊萨下手，出门后又乘那两拨小青年打架斗殴之机扒窃了中村行二的钱包；另一个扒手在红风饭店附近对蒋休疾下手；第三个扒手则尾随李名申，在其上出租车之前作了案。
这几起案子的案值合计已经超过万元人民币，即使不考虑由此造成的政治影响，光从经济价值来计算，也已是广州市乃至整个广东省多年来未曾发生过的特别重大的扒窃案件了。所以，按照规定，该系列案件是应该向公安部报告的。这当然不属于专案组的职责，而是广州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和本届广交会组委会要做的事儿，专案组此刻的职责是如何迅速破获这四起案件、抓获窃贼。
众刑警讨论下来，认为这个扒窃团伙十有八九是从外地流窜来羊城的。因为专案组的这些刑警大多数都是广州公安战线上的反扒能手，广州全市乃至广东全省有点儿道道的扒手都在他们心里挂着号呢，具有如此扒窃本领的家伙广东这边不是没有，而是已经进了监狱，或者已经改邪归正。再说，广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政治上的特殊性，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当儿，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知道跟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因此，连扒手也意识到要作案最好避开广交会这个时段；实在熬不住痒痒想伸手的，那就千万得避开外宾，否则准没好果子吃。所以，估计本地扒手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不管是本地还是外来扒手作案，作案者既然具有如此明确的作案路数，说明他们事先经过策划，就是冲着本届广交会的外宾客商而来的。从此类犯罪分子的一贯思路和做法——也就是现今经常提及的犯罪心理学——来说，尽管他们已经从这四起扒窃案件中得到了可观的不法收获，但是，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相反，今天的得手会引发更大的贪婪，赃款赃物的刺激会导致他们产生一而再再而三作案的念头。因此，专案组认为这伙窃贼肯定还会再次下手，目标当然还是参加广交会的外宾客商。
基于这个分析，专案组决定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以市公安局名义向各分局下达通知，要求组织力量在当晚对全市各饭店、宾馆、旅馆、车站、码头等适宜过夜的公共场所进行彻查，凡是外来可疑人员一律严加盘诘，查明底细。二、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派出所发出紧急协查通知，要求对各自辖区管段内有扒窃前科的人员，不管现在是否已经改邪归正，一律视情进行正面或者侧面了解，查摸本市最近是否有扒窃高手冒出来，以及是否有人忽然呈现出胡乱挥霍的暴富迹象（首饰类赃物暂不考虑，因为以当时的社会形势，再值钱的首饰也是无法兑换成现钞的，反倒容易暴露）。三、以市局名义向广交会保卫办建议，从明天上午展馆开幕时起，悄然加强展馆（即陈列馆）内外的反扒力量，既是为了提防再次发生此类案件，也是为了当场抓获扒手，破获今天发生的这四起案件。四、从次日开始，专案组全体出动，化装前往本届广交会外宾客商下榻的红风饭店、爱群大厦、羊城新华饭店以及相应的交通路线进行布控，争取抓获现行。
四、年方十五的职业扒手
这四项措施实施了两天，窃贼方面没有任何动静，专案组这边也没有什么收获。有刑警沉不住气了，私下向两位组长探问：会上的分析是否有误？如果真是外地流窜来本市的扒窃团伙，怎么这样沉得住气，竟然没有再次作案，会不会得手后已经逃离广州上别处去作案了？
刘大风、王守磊其实比组员还着急，他们每天得向市局军管会领导汇报侦查进展情况，已经连续两天“暂无消息”了。刘大风也跟王守磊悄悄讨论过对于侦查方向的定位是否准确的问题，王守磊是反扒老刑警了，他说会上的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按照既定方针进行就是了。
果然，第三天就呈现出苗头来了。这天午后，专案组刑警老车在广州火车站抓获了一个扒手。这个扒手有点儿特殊，那是一个身高不过一米五的少年，后来讯问时得知才十五岁。老车是市局反扒队刑警，从1950年进入公安系统就从事反扒工作，在这方面，他称得上高手。这个少年扒手就是在从老车面前经过时，被他似是不经意间的一瞥之后给盯上的。事后据老车回忆，其实他也就是随便瞟了那少年一眼，看到对方在吃冰砖。应该说，吃冰砖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很正常的举动，5月的广州，气温已经有点儿高了，人们已经开始吃冷饮了。问题是，这个少年剥开冰砖包装纸的动作跟一般人有所不同，他那双手特别灵巧，动作快捷，干净利索；而且似乎还有环保意识，剥下的包装纸不像寻常消费者那样随手一抛了之，而是用一只手迅速而灵巧地将纸折叠起来，最后折成一个长条，两头一捏弯拢，食指一弹，准确地弹入了五六米开外的废物箱内。这一手，把老车看得目瞪口呆，他承认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那双手，绝对非同一般啊！
于是，老车就对这个少年产生了兴趣，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悄然尾随着吧，看对方是来干什么的。一般来说，一个空着双手来火车站的人，如果是走正道的角色，那要么是来接站，要么是来买票，还有一种概率较小的可能是约会。但老车发现那少年三样都不沾边，因为他专往售票窗口人多的地方靠。老车于是断定，这小子是个扒手，而且还是一个已经出道放单飞的职业扒手！
像老车这样的反扒高手，工作对象一旦落入他的视线，要想不失风，那就只有不作案，乖乖离开现场。可是，这个少年似乎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自恃身手了得，盯着一个外地来广州出差后要购回程票的中年妇女，挨近其身后假装一个趔趄，瞬间已经飞快地扯开了对方斜挂在肩上的挎包的拉链，从中叼出了钱包。得手后，少年转身刚要逃遁，忽然觉得脖颈上一紧，像是被一把老虎钳夹住了似的。这小子的反应也实在是快，也不回头看看怎么回事，更不吭声，将身子往下一缩，竟从老车手掌里挣脱出来；却并不逃跑，而是满地打滚，嚎啕大哭。
老车马上意识到自己这回碰上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小小年纪，倏然遇到变故，竟然毫不慌张，作出了如此反应，这小子有水平啊！眼睛一扫，果然，对方在打滚的时候，已经把刚刚掖进怀里的钱包抛了出来，接着脚一甩，把鞋子踢出数米开外。老车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广州市公安局的工作证，对四周围观的人群开腔道：“革命群众同志们，我是广州市公安局反扒民警，奉军管会的命令前来捉拿扒手，请大家协助！”随后指着那个抛在人们脚下的钱包，对失主说，“这是你的钱包，请你收起来，不过不要离开，得协助专政机关做份笔录。”又对另一边的围观者说，“请哪位把那只鞋子踢过来，我要看一下。”
有人把鞋子踢了过来。老车料想鞋子里必有名堂，当众翻检，果然里面藏着几张十元人民币（这是当时面值最大的纸币），以及两片掰成两半的剃须刀片。围观者见之，立刻发出一片斥骂之声，早有人从地上揪起了那小扒手，动手便打。老车赶紧拦住，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把他交给我带回公安局处理吧。”
就这样，这个名叫沙财林的小扒手被老车拿下了。
专案组副组长王守磊和老车一起对沙财林进行了讯问。尽管事先已经根据这个小扒手在被捕现场的不凡表现产生了重视之意，但当他开口交代了自己的一应情况后，两个反扒老刑警还是大吃一惊，颇有叹为观止之感——
沙财林是海南岛海口市人，这年十五岁，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其母姓甚叫甚他不知道，因为早在他还没记事时，母亲就抛下丈夫和三岁的儿子跟着一个四野部队的南下返乡军人走了，一去就没了音信。沙财林的老爸是码头上的装卸工，对已告失踪的妻子自然恨之入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每天下班后喝酒，喝醉了就不管儿子的吃喝穿着，任由沙财林自己设法解决。如此过了几年，老爸发现沙财林似乎越长越像其生母，于是就没来由地将部分憎恨转移到了小小年纪的儿子身上。别说喝醉时，就是没喝酒清醒时也时不时拳脚相向。这样，沙财林在八岁那年就逃离了家庭，开始了流浪生活。
沙财林在逃离家庭最初的两年里，足迹遍及两广。十岁那年夏天，他被一个也是四处流浪的老头儿收留，跟着老头儿在江湖上转悠。这老头儿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氏、以前干什么的等等，沙财林一概不知。老头儿从来没有说起过，沙财林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打听一下。老头儿是个扒手，技艺还不错，以沙财林后来的经验推断，解放前他年轻时肯定是专门拜过师傅学习过扒窃技艺的。老头儿没说要让沙财林拜师，沙财林也没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在跟着老头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还是学到了扒窃的一些基本技巧。四年前的一个晚上，老头儿对沙财林说，以你现在的本领，已经可以自个儿在江湖上混日子了，从明天开始，你我就分手吧。沙财林对老头儿已经有了感情，一听就哭了。老头儿似动了恻隐之心，说既然你不舍，那我俩就再相处一段时间吧。沙财林这才破涕为笑，安然入睡。
可是，第二天沙财林醒来时，老头儿已经走了，带走了自己的简单行李，把沙财林的行李整理好放在一旁，还在他口袋里塞了一百元钞票、五十市斤全国粮票。沙财林起初还想寻找老头儿，但找了一个多月没有影踪，也就死了心。从此，他就成了一名职业扒手。当时，沙财林刚过十一岁生日。
沙财林在这四年里，先后流窜过十来个省份，以扒窃为生。其足迹北到北京，东及上海，西至成都。期间在作案时曾多次失风，挨打被关，但他的年龄和弱小的体格使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人不可能对他如何凶狠，看管也很松，他常常乘人一不留神就溜了。由于是个瘦弱的少年人，并且作的都是只有些许案值的小案子，所以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公安机关把他认真地当回事进行追捕。
这次，沙财林是在八天前从武汉来到广州的。他虽然年幼，但由于终日闯荡江湖，对社会上的情况远比同龄少年了解得透彻，知道广州即将举办广交会，也知道像这种盛会肯定是要被涂上一层政治色彩的，所以，估计公安机关对于偷窃、抢劫、诈骗之类的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肯定特别严厉。如果赶在这当儿动手的话，难度肯定很高，风险当然也比平时大得多。那么，沙财林为什么还要赶在这当儿来广州呢？原来他另有打算。在他看来，像广交会这样的大型活动期间，由于有大批外国客商来广州，江湖上的一些胆大包天的扒手因为觊觎着外宾那鼓鼓囊囊的钱包，必定有人会冒着风险特地赶来广州下手。这种扒手胆子虽大，但扒窃本领不一定特别高强。沙财林的主意就打在他们身上，他想盯着这样的主儿，他们扒窃外宾，他就扒窃他们。反扒民警的注意力肯定是放在保护外宾上的，不会过多地留意寻常的中国人。所以，沙财林认为自己有把握把那些扒窃了外宾的扒手的赃物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一旦他对同行扒窃失风，根据江湖上的规矩，人家不会把他扭送公安局，最多打几下了事。碰上讲义气富有同情心的扒手，不但不会打他，可能还会分给他一点儿好处。
这样，沙财林就开始留意寻找这类同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江湖上混了多年而且终日跟着资深扒手作案的主儿，其发现扒手的眼力、经验可以跟公安局反扒民警中的佼佼者有一比。而且，沙财林是瞄着“准备对外宾客商下手作案”这一类扒手的，所以，他很自然地将工作地点定在广交会的两处陈列馆和外宾客商下榻的三处饭店。由于沙财林的少年人外形，当他在那些地方外围转悠着观察时，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倒是他发现了几个民警中的反扒便衣新手。
沙财林观察下来，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发现那几处地方只有反扒便衣，而竟无他的同行出现。这时离广交会开幕只有一天了，那天下午沙财林再次前往起义路展馆周围去踩点儿时，发现那里张贴了许多大幅标语，广播喇叭里还在播放中共中央的那个关于确保本届广交会胜利举行的文件，于是恍然：原来这届广交会非同一般，连中央都专门下达了文件，这份声势肯定吓退了不少原本想来此下手的同行。不过，沙财林不相信同行中个个都是胆小鬼，所以，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还是每天上午去某个目标地点转一下。
5月17日上午，沙财林去了红风饭店附近。他是从下榻的那家可以过夜的公共浴室乘坐公交车过去的，路上有点儿堵，到达时大部分住店外宾已经离店前往展馆了。沙财林早上起得晚，动身有点儿匆忙，还没来得及吃早饭，于是就打算到红风饭店对面那一带的商业街上找一家饮食店吃点儿东西。刚刚穿过马路，他就看见了姜某等人的那场斗殴。沙财林吓得赶紧躲到一旁，待那些打架者从身边呼啸而过后才往前走。这时，他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白净脸男子，脸上挂着那种只有老扒手才读得懂的隐隐的笑容。这种神情，如果确切地给予评价，那不能算是笑容，而只是一种让脸部肌肉稍稍舒缓一下的神色变化，常人是无法留意到的，只有像沙财林这样长期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职业扒手才读得懂。因此，当下沙财林就断定：这人是自己的同行，而且刚刚得手，所获“战果”可能还不菲。
沙财林长吁了一口气：连续数天的辛劳终于有了点儿结果！往下，就是跟着这主儿而去，伺机下手把他扒得的钱包弄到自己手里就是了。
不久之后，沙财林就发现自己选择的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不大好对付的角色。最初他担心的是对方招一辆出租车离开，那样的话他就没辙了。因为广州市当时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六十来辆车，马路上通常没有两辆空车一前一后紧接着驶过的情况，所以，目标如果上了出租车，那他就只好望车兴叹了。好在目标去了公交车站，于是他也尾随上车。接下来，沙财林就发现难度来了，那人不知是下意识呢还是已经发现有个小扒手跟着他想下手，反正始终处于防范状态。扒手的防范跟常人不同，常人的故意防范是看得出的，连神情也会显得紧张，而扒手的防范是看不出的。越是技艺高超的扒手，其防范就显得愈加轻松，比如沙财林的那个老头儿师傅，他的防范竟是睡觉，但只要有谁企图冲他下手，他就会立刻醒过来。现在沙财林看中的那个目标绝非一般的扒手，他一上车，就故意放弃舒适便利的前排空座，宁可走到车厢尾部去坐最后一排。沙财林知道，坐在最后一排的人是最难扒窃的，因为你不可能跑到最后一排去盯着他。
那怎么办呢？沙财林也不是新上路的菜鸟，他有办法——你坐车尾，我就坐车厢中部对着车门的那个座位吧，待会儿你到站了总要下车吧，我跟着你下车，然后再下手。
沙财林发现自己的运气似乎还不错，因为对方坐了四站下车时的那个车站，等候上车的乘客特别多。他就紧贴着对方，利用上下车人多拥挤的机会，把手伸进了对方的裤袋。可是就在这当儿，运气突然转了，两个上车的乘客从下面用力一挤，目标的身子给挤得晃动了一下，把沙财林那只小小的贼手从裤袋里晃了出来。
沙财林大失所望，暗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跟下去，看他到底去哪里。这样又跟了十来分钟，目标进了一家饭馆，在里面角落的一副座头上坐了下来。沙财林想了想，没有跟进去，而是进了对面的一家冷饮店，要了一碗酸梅汤，用麦管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着。喝去一半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在饭馆门前停住，下来了两个男子，一个是三十来岁的高个子，另一个四十多岁，矮小瘦弱，身子骨看上去不咋样似的。两人进了饭馆，和先前那个扒手坐在一副座头上。当时因为“文革”的原因，广州已经取消了服务员上菜的规矩，改由顾客自己去厨房窗口取菜。先前那位已经把酒菜点好了，这会儿就和高个儿男子一起去厨房窗口端菜。
沙财林寻思，看他们这副架势，是要吃喝一阵了。现在已经是中午，我活动了一上午连早饭还没吃，肚子早饿了，一碗酸梅汤是顶不住的，不如也到饭馆去吃点儿东西吧。反正我就跟着他们了，看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实在没有机会下手，索性明天白天趁他们出门作案的时候去住处抄掉他们的全部赃物！想着，他就穿过马路进了饭馆。
这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沙财林进饭馆后刚要去服务台那里排队点菜，忽见那三人中年岁最长的矮小男子在朝自己招手！
五、扒手逃遁
沙财林不禁一愣，下意识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叫我？”
对方点头。沙财林稍一迟疑，就走了过去。到了那副座头前，矮个儿男子一脸微笑地上下打量他，说一口北方话：“小子，你是哪里来的？”
沙财林用略带海南口音的粤语回答：“我是广州人，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说：“你是广东人吗？哦，我认错人了，远远看去还以为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哩——嘿嘿，他可是湖南人。行了，你走吧。”
沙财林有点儿莫名其妙，鼻子里闻着对方桌上那四五碟菜肴的香味，肚子咕咕作响，于是赶紧回到服务台那里继续排队。刚排进队伍，忽然一个激灵：不对！连忙伸手去摸自己的裤袋，里面放着的七八张十元钞票已经不翼而飞了！
沙财林马上醒悟过来，刚才人家把我引过去，其实就是要冲我下手！他在江湖上混了这些年头，自然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刚才自己在公交车上的扒窃行动已经被对方识破了，现在是要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沙财林记得以前师傅曾经说过这一类事儿，碰到这种同行，得主动上去给人家赔个不是，否则，如果人家借警察之手对付你那可就麻烦了，除非你立马金盆洗手。沙财林是以扒窃为生的，哪有金盆洗手之说？于是就只有赔礼了。同时，他对对方如此迅疾隐蔽的手法十分佩服，暗叹已经超过了师傅，甚至还动了拜师之念。
于是，沙财林就上前去向那三人赔礼。对方倒也大度，哈哈一笑了之，然后就请他坐下一起喝酒。席间，他们问了问沙财林的情况，说他缺少严格的调教，否则可以成为这一行的一把好手。沙财林机灵，乘机提出拜师请求。对方都笑了，那个高个儿男子指着矮个头儿说：“这是我们的大哥，这事儿得大哥说了算。”
那位被称为大哥的就开口了，说孩子你的资质似还可以，胆子也大，但眼力不够。拜师这事儿，不是一句话就能说得定的。这样吧，我们还会在这边逗留数日，你住哪里，我们回头跟你联系。沙财林就说自己晚上是在公共浴室过夜的，先洗个澡，然后就在休息室睡觉。对方说那你这几天不要离开，省得我们去找你时多费周折。沙财林寻思，以对方的那份技艺和气派，绝对是久闯江湖的腕级人物，料想说话算话，不会敷衍自己，于是就点头答应。四人吃喝一阵，散席离开了饭馆。
沙财林一口气交代到这里，说口渴了，要求喝水，于是就给他倒了杯凉茶。这个少年扒手看来确实是经常跟警察打交道，颇有经验，喝完茶后，又要抽烟。沙财林抽烟的时候，王守磊、老车简单交换了意见，他们觉得总算摸到盗窃团伙的线索了。沙财林所说的红风饭店对面的斗殴事件和对那个高个儿男子的描述，跟专案组已经掌握的情况是一致的，这说明他交代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
沙财林很快就抽完了一支烟，于是接着讯问。但这小扒手却说已经交代完了，没有什么再需要补充的了。
交代完了？可刑警还有问题需要了解哩。“后来那三个人找过你吗？一起喝酒时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沙财林于是又交代了以下内容——
那天在饭馆喝完啤酒临散席时，那个大哥开腔吩咐：“这家馆子的卤菜制作得还不错，柱子，去点烧鹅、熏鱼各两份，带回去给贞姐尝尝。”于是，那个年纪最轻的扒手就去买了菜肴，用干荷叶包了，外面再用旧报纸裹上，拿着出门了。
跟那三人相识后的次日，上午八点多，那个曾被沙财林跟踪过的主儿在沙财林下榻的公共浴室旁边的饮食店找到了他，跟他谈了两分钟话，说的是：大哥经过考虑，决定准备接纳沙财林，不过，还需要对他进行考查。考查的内容是：三天之内，必须扒窃到不少于十个钱包，每个钱包里的钱必须不少于五十元。扒得的钱包都留着，下次见面时要验收的。
这次谈话就成了沙财林这两天扒窃作案的动力。他看中了那个三人犯罪帮伙，很想加入进去。所以，必须拿下这份投名状。对于沙财林来说，三天里扒窃十个钱包不是一桩特别犯难的事儿，不过要求每个钱包里必须有不少于五十元钱这一点有点儿麻烦。1967年的五十元人民币算是一笔财富了，其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数千元。所以，沙财林得看准了目标才下手。于是，他就在百货公司、长途汽车站、火车站轮番转悠。到昨天晚上为止，沙财林共窃得六个钱包，合计赃款大约在四百元左右。今天，他一大早就去了火车站。刚进入站前广场，就觉得眼皮直跳，担心不是好兆头。果然，整个上午竟然没有任何收获。好不容易盯上了那个中年妇女要下手时，却被警察给逮住了。
对沙财林的讯问结束后，专案组随即举行了案情分析会。从沙财林的交代内容判断，目前已经可以认定柱子等三个扒手就是对李名申等四位广交会客商下手的家伙。这一点，跟之前专案组关于窃贼可能是一个至少三人的犯罪团伙的判断是相符的。从语言判断，这三个扒手应该是从外地潜来广州作案的犯罪分子。
从那个被称为“大哥”的扒手让柱子买两份卤菜“带回去给贞姐尝尝”这个情节来看，这三个外地扒手在广州的落脚点可能是那个被称为“贞姐”的女人的住处。如果他们在本地有固定落脚点，那么全市各分局、派出所连续三天对宾馆、饭店、旅馆进行拉网式排查却没查出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广交会开始至今，广州全市除了针对李名申等四位外宾客商的系列扒窃案之外，没有发现其他案值很大的扒窃案，这说明这个扒窃团伙是专门冲着广交会外宾客商而来的。他们在对广交会客商进行闪电式的连续作案之后，没有逃离羊城，而是在“贞姐”处住了下来，还跟沙财林有收徒之约，因此专案组判断他们还有继续作案的打算。
专案组根据上述分析，决定同时采取两条措施：一、以沙财林为诱饵，放其出去，让他返回那家过夜的公共浴室，佯装生病，由刑警日夜监视着守株待兔，以捕拿来跟其联系的目标；二、立刻通过全市各派出所等渠道着手调查“贞姐”其人。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专案组当即开始行动。任穷章等六名刑警负责沙财林那一路。他们化装成市民，两人进入那家公共浴室监视沙财林，另外四人分成两拨分别在这家浴室的外围蹲守。沙财林虽然不过十五岁，但他那丰富的经历已经相当于一个老江湖，知道以自己未成年人的优势，以及在火车站被老车拿下时那个扒窃的钱包的案值，专政机关是判不了他徒刑的，而那时中国已经由于“文革”的原因暂时取消了少年教养，所以，广州这边的警察对他最严厉的处分不过是遣送回海南岛原籍。而原籍地他的老爸肯定不会欢迎他回家，因此过不了多久他又会重出江湖。所以，他的心态还是比较平静的，甚至还觉得有点儿好玩。这种平静使监视他的刑警很高兴，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诱使柱子等三个扒手上钩。
当晚无事。尽管浴客不少，但没有柱子等三个扒手那种模样的人前来。刑警寻思那个“大哥”给沙财林规定的三天期限还没到，所以还不急着前来联系，那就耐心等待吧。期限是第二天上午十时许，如果对方确实讲究江湖规矩，那估计他们是会准时前来对沙财林的“工作”进行验收的。
这样，六名刑警就在岗位上守了一夜，中间轮流打个盹，不敢有一丝松懈。终于到了次日上午，十点，柱子三人没来，十一点，还没来。一直等到下午三点，目标依然没有出现。连沙财林都感到奇怪了，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不守信用，没劲！”
专案组另一路五名刑警的使命是查摸“贞姐”的下落。他们分头给全市各派出所打了电话，要求派出所连夜下到居委会去查摸一个被称为“贞姐”的对象，这个对象很有可能是一个单身女人，因为她的家里是可供几个男子借宿的。
全市各派出所连夜调查下来，次日上午不管是否查摸到线索，都把结果报到了专案组。莲花路派出所报来的一条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该所管段内有一个乳名“贞姐”的妇女与目标相似。
于是，刘大风指派王守磊率刑警小钱前往莲花路派出所实地了解情况。据派出所介绍，“贞姐”名叫朱维贞，今年三十一岁，系东风食品商店营业员。其夫姓鲁，原是铁路工人，比朱维贞大六岁，已于三年前因工伤而殁，遗有一对子女。据群众反映，朱维贞在丈夫在世时生活作风就有问题，丈夫去世后，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突出。这个情况经居委会反映到派出所后，派出所按照当时的治安管理规定是要过问的，但是，考虑到朱维贞的丈夫是因公去世，一个年轻寡妇拖着一对学龄前儿童过日子颇不容易，对此也就不大积极。朱维贞家有两处住房，一处是她带着子女住的莲花支路36号，另一处是其夫的遗产，位于离莲花支路不远的永仙巷，属于另一个派出所的管段。永仙巷那里的房子据说是出租给别人的，至于具体情况，因为不在同一个管段，就不清楚了。
刑警于是立刻去永仙巷管段派出所了解，证实确有朱维贞的一处房产。那是两间简陋的平房，“文革”以前是出租给一对在广州经营糕点生意的江门夫妇的，“文革”开始后，江门那边来人称这对夫妇是地主，就把两人揪回乡下监督劳动了。之后，这处房产出租给谁了，派出所就不清楚了。派出所不清楚，区房管所也不清楚，因为该处房产是朱维贞的私房，房管所是不管老百姓的私房的。派出所本来应该可以掌握是否有房客的情况，因为公安部以前有规定，房客的个人情况要在派出所登记备案，就是偶尔从外地来探亲访友的人，只要在本市居民家里过夜的，也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可是，现在由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公安部的这条规定已经没有人执行了。
不过，派出所方面说可以通过居委会了解这处房产是否出租。最后了解的结果是：该处房产自那对经营糕点生意的夫妇被揪回江门后，将近半年一直空着，直到大约5月11日左右才有人入住，房主把房子出租给了三个外地男子。
刑警闻之大喜，决定立刻传讯朱维贞，同时请派出所出动民警协助，前往永仙巷拘拿那三个男子。
王守磊和派出所的四名民警前往永仙巷，却扑了个空。那处平房上着锁，里面没人。王守磊想了想，请派出所民警就地蹲守，他返回派出所给坐镇越秀分局指挥专案组全面工作的组长刘大风打电话汇报情况。刘大风说我马上派人过来接替派出所同志蹲守，你在派出所待着，等小钱把朱维贞传讯到后就地讯问。
刑警小钱和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一起去了朱维贞工作的食品商店，将在该店附设的冷饮铺子里收拾碗碟的朱维贞叫了出来。那时也没有什么手续，出示一下工作证后就把她带回了派出所。
王守磊和小钱对朱维贞进行了讯问。朱维贞自听小钱宣布传讯后，始终是一脸的不解和无辜，一路上不时询问“你们叫我到派出所去干吗”。这时听刑警问起永仙巷那边的房子租给谁了，这才恍然大悟，一脸轻松地说：“我租给三个外地人了。”
刑警问：“他们是什么人？现在在哪里？”
朱维贞的回答令刑警大吃一惊：“哦，他们已经退租离开了。”
六、查到了盗窃团伙的下落
离开了？王、钱两人对视了一眼，眼神中饱含着失望和沮丧。王守磊想了想，随即让朱维贞说说从租房到退房的全过程。
据朱维贞交代，她是在其所供职的食品商店上班时跟对方三人相识的。那是5月12日下午，那天的气温有点儿高，到食品店冷饮铺来吃绿豆汤、冰淇淋之类冷饮的顾客比较多。那三人初时并未引起她的注意，只记得他们占了靠店堂里侧的那副座头，每人要了一碗绿豆汤。朱维贞用一个托盘把绿豆汤端到他们桌上，他们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情，说广州的绿豆汤怎么装在这么小的碗里，这么一小碗吃着不是等于没吃吗？于是，其中一个就掏出钞票往桌上一拍，说服务员麻烦你一下，再给我们每人送三碗来，另外，你们店里其他的冷饮，什么冰淇淋、冰砖、酸梅汤之类的，凡是有的，都给我们每人上一份！
当时，广州的饮食服务行业已经取消了代客购买，一律实行先买后吃，自己买自己吃。所以，这三个顾客不管要吃什么冷饮，不管他们掏得出多少钞票，按照新规矩都得自己去账台窗口购买。朱维贞当时是可以拒绝他们这个要求的，但是，朱维贞看他们是外地人，可能还是第一次来广州，也就没有计较，接过钞票去账台按照他们的要求买了所有的冷饮，又一样样端上来，摆了满满一桌子。然后，她就去为其他顾客服务了。
这三人要了这么多冷饮，在店堂里待的时间自然要比寻常顾客长得多。将近一小时过去了，朱维贞发现他们还在那边坐着，没有吃完的冷饮都已经融化了。她过去收空碗碟时，三人中年龄最长的那个瘦小男子表示感谢，然后问道：“大嫂，打听一下，这边是否有空房子出租？”
朱维贞听着心里一动，寻思自己在永仙巷的那两间平房自从那对卖糕点的夫妇回到江门乡下以后，一直没有再租出去。这三人要租房，那倒是一个机会。不过，他们是外地人，不知是来广州干什么的。于是，她就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是……”
另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说：“我们是陕西省宝鸡市的采购员，前来广东这边采购中药材的，打算在广州待一段时间，住旅馆开销太大，也不方便，所以想租房子住。”
朱维贞于是就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永仙巷那里的房子正好空着，独门独户。对方很高兴，说那太好了。哎！今天到你们店里吃冷饮还真是来对了。请问你怎么称呼？朱维贞便说了自己的名字，说人家都唤我“贞姐”。对方说那好，我们也跟着喊你“贞姐”好了。贞姐你几点下班？我们跟你去看房子，行的话明天就住进去。你看好不好？
朱维贞说这当然好，不过有两点要事先说清楚：一是你们说是宝鸡市来出差的，我要看一下你们的出差证明；二是房租每月四元钱，不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提前退房不退房租。这两点你们如果同意，那就去看房。对方说这两点都是小事，当然没问题。然后，其中一人就拿出陕西省宝鸡市商业局的介绍信给朱维贞过目，上面写着“本局采购员周文明等三人前往广东出差”之类的内容。那个年代，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公函造假之类的故事，对于大红公章都是非常信任的，朱维贞当下一看就相信了。
这时已是将近下班时分，她就跟店里说了一声，提前离开了。朱维贞领着那三人去永仙巷看了房子，对方表示满意。那个年岁大的矮个儿男子说我们先租一个月吧，说着拿出一张五元人民币递给朱维贞，说一元钱就不用找了，给孩子买点儿零食吧。
三人租房后，没有再跟朱维贞见过面。直到昨天下午，三人中那个年纪最小的到食品商店来找朱维贞，说我们接到单位的紧急通知，让立刻赶回宝鸡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要退房了，请你去看一下房子。朱维贞暗吃一惊，寻思他们付了一个月的房租，还多给了一元钱，才住了几天就要退房，会不会提出让她退还部分房租？尽管事先说好了的，但如果人家不认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怕到派出所也说不明白。但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只好去永仙巷。
当时出租房子，房东不像现今那样向房客提供家具什么的，那两间平房里空无一物，门窗、电灯完好无损。朱维贞收下了对方交还的钥匙，想想总是不大稳妥，于是主动提出要把多收的那一元钱还给对方，可是对方说不必了。朱维贞很感动，说以后你们如果再来广州出差，要租房子的话，可以来找我，也可以事先给我写信，然后就把她工作的食品商店的地址写给了对方。
刑警听了朱维贞的这番话，说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那处房产看看吧。朱维贞便把王守磊、小钱两人领往永仙巷。进了那两间平房一看，外间是厨房兼客堂，除了原房客那对江门夫妇留下的用砖头砌的灶头和一个自来水龙头外，没有其他东西了；里间地上铺着地板，门口和里侧墙边各放着一个空罐头盒，里面放着燃蚊香的金属架子，盒子里和旁边的地板上，有蚊香燃烧后的灰烬。
刑警向邻居了解，得知那三个房客是在朱维贞把他们领来看房子后的第二天中午入住的，来的时候，拿了草席、毛巾被、脸盆等物品，看上去全是新的。昨天下午三点左右，三人还是带着这些物品离开了，还客气地同在门口碰到的几个邻居打招呼：“单位有事让赶紧回去，走了走了，再见！再见！”
刑警想起小扒手沙财林所说的那三个扒手给“贞姐”带卤菜之事，问了问，朱维贞一脸茫然，说她从来没有收过那三人给的任何东西。小钱说你是不是忘记了，那是5月17日的事儿。朱维贞说那天我正好轮休，没去店里，在家里打扫卫生。那三人是不知道我家住址的，不可能到我家来送东西。刑警寻思这个情节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也就没再问下去。
王守磊随即让小钱去附近找个有电话的单位给组长刘大风打电话报告上述情况，请求立刻调派刑技人员勘查现场。
现场勘查的结果是：这三人确实在该处住过，是把草席铺在地上当床铺睡觉的，为抵御蚊子的叮咬，就点了蚊香；他们还使用过外间的那个水龙头，不过没在那里开伙。技术人员随即提取了指纹。
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对三个窃贼忽然退房之举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窃贼在头天对李名申等四位外宾客商下手后，原打算继续作案的，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由于这四起案件的发生，警方加大了防范力度，向广交会展馆、外商下榻的宾馆增派了大批警员，广交会组委会还动员了许多地方人员（从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抽调的红卫兵）。这些措施是明摆着的，造成的震慑后果是不言而喻的。窃贼纵然胆子再大，技艺再高，面对着如此阵势，肯定会做贼心虚，所以就决定逃离广州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伙扒手就是冲着广交会来的，从他们已经作的那四起案子和小扒手沙财林交代的情况来看，其扒窃水平已经可以列入江湖上“一流扒手”的等级，这样的扒手，还应具备丰富的江湖经验和非同一般的狡猾（其中包括对付警方的反侦查能力等等），所以，他们的胃口也是相当大的，不会因为警方加强防范就轻易收手，此为一；其二，这三个扒手租住永仙巷的那处平房时，带来了崭新的草席、毛巾被、脸盆等日用品，这显然是在羊城就地购买的。对于这种“一流扒手”来说，获取用于购买此类日用品的钞票、布票、针织品专用券是一桩非常容易的事，说得夸张一点儿，简直是举手之劳，所以他们退房时不必带走，通常会做个顺水人情赠送给房东。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离开广州，那些东西带着也是累赘，在车站或者火车上还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这种小小的冒险动作，具有一流水平的扒手是不愿意做的。可是，他们却做了。为什么？不是他们小气，而是为了使警方产生错觉，以为他们真的离开了。所谓退房，不过是虚晃一枪的伎俩，为的是麻痹警方。他们随时都会突然冒出来，再次对既定目标——广交会外商下手，干一票再离开羊城。
众刑警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两个组长正好是两种观点的代表。最后王守磊对刘大风说，这样争论下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如把各自的意见暂时搁置，看看往下该怎么做吧。刑警老车提议：去火车站调查一下，看是否有人留意到有这么三个带着崭新的草席、毛巾被的男子检票进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公共场合携带三套崭新的夏令卧具和日用品的人，绝对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三个扒手果真是带着上述物品检票进站的话，检票员是会留下印象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两个组长的支持，于是就指派老车和小陈两人前往火车站调查。
车、陈两人这一去，竟然查摸到一个重要情况——那三套崭新的物品，就放在车站派出所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老朱同志昨天下午四点多在车站广场巡查时，发现一个榜上有名的票贩子“刘哈儿”肩搭手拎着这些物品往站前马路方向而去。老朱心想，这小子难道改行做起了窃贼？于是就上去盘查。“刘哈儿”说，三个操北方口音的男子向其购买前往武昌的车票，打算用这些物品折抵现钞，因为觉得便宜划算，又不用付针织品专用券什么的，所以他就答应了。
老朱当然不信，于是就把“刘哈儿”请至派出所说话。到了所里，“刘哈儿”还是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并且声称那趟车现在还没开，他还记得三张车票是3号车厢的，可以立刻去向那三人调查。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法子，老朱于是就带上“刘哈儿”进了车站。那趟开往西安的车刚刚上客，两人站在3号车厢门口，果然等到了那三位旅客。“刘哈儿”见三人走近，大喜：“朱同志你不信？问他们吧！”
问下来，“刘哈儿”所言属实。但事情还没有完，老朱对这三个旅客产生了兴趣，问他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工作、有没有证件、来广州干什么。那三人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其中那个年纪最小的旅客二话不说掏出一纸介绍信让老朱过目，语气很凶地责问：“我们来干什么跟你这个铁路警察有关系吗？”
老朱一看，就不敢吭声了。因为那是一纸铅印的“陕西省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介绍信，下面盖着鲜红的印章。1967年夏季，正是全国各地造反派声势最大、影响最盛、脾气最暴的当儿，也是文斗往武斗升级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省级造反派组织，都已经到了只认“中央文革”的程度，对解放军都爱理不理的，还动着抢夺部队武器的脑筋，民警那当然就更不在他们眼里了。所以，像老朱这样一个小民警，碰上这种角色只有闭嘴的份儿。
老朱往下自然不敢问对方是否有个人证件（造反派组织通常是不需要个人证件的，一个袖章一纸介绍信就可以走遍全国了）以及为什么用崭新的草席、毛巾被折抵票款的理由了。但对方中那位年岁最长的矮个儿男子倒是向掏介绍信的那主儿做了个手势，后者于是掏出了一沓发票，看了看，挑出两张递给老朱，那是购买毛巾被、草席、脸盆的发票。老朱看了自然无话，点了点头把发票还给对方。那三人就上车了。
老朱把一脸无辜的“刘哈儿”带回派出所，向所长汇报后，所长说凡是倒卖车票被查获的，车票、票款一律没收，这些物品是人家旅客折抵票款的，自然也得没收。至于这个“刘哈儿”嘛，教育一下，让他写份检查，放了吧。
当下，老车、小陈听了，惋惜不迭，说那三人正是我们专案组要捉拿的要犯啊！老朱听了暗吃一惊，他不知这三人犯了什么大罪，因为老车没有介绍，按照公安纪律，他也不好询问，眼珠子一转，说那趟车不知中间是否遇上过临时停车，如果遇上的话，现在可能还没到武昌，要不你们赶紧跟处里联系，让处里用铁路专线电话跟那趟列车上的乘警联系，同时通知武昌车站派出所，该趟列车到站后立刻上车扣留那三人。你们看如何？
车、陈寻思也只有这样了，于是就用车站派出所的电话跟广州铁路公安处联系，一说情况，公安处自然一口答应。专案组两名刑警就在电话机旁抽着香烟等候消息，心里盼着该趟列车晚点，好把那三人拿下。大约十分钟后，铁路公安处打来电话，说跟路局调度室联系后，得知该趟列车不但没有晚点，反而还提前二十分钟抵达终点站。车、陈两人只好悻悻而归。
老车、小陈的这趟车站之行带回的情况，使专案组原先的两种观点合而为一了。三个扒手用草席、毛巾被等物跟票贩子“刘哈儿”所做的交易，也解答了警方对于扒手们带着这些物品离开广州的可能性所产生的疑问。这样，众刑警就感到非常郁闷：扒手们作案后又在羊城待了数日，见不大可能再有下手机会了，就采用了一种简直可以说是非常从容的方式逃离了广州。
专案组长刘大风更是无话可说。这四起案件虽说是刑案，但因为涉外，还牵涉到广交会，其重要性已经相当于政治性案件了。领导把这个重要使命交给他，是对他政治上的信任和业务能力的肯定。可是，没想到眼见得线索到手只等逮人了，扒手们却脚底下抹油跑了。这一跑，专案组该到哪里去抓人呢？眼下正是“文化大革命”打响“全面内战”的时候，各地都很混乱，要想追捕三个连姓名都不清楚的扒手，夸张一点儿说，那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刘大风在部队担任过侦察连连长，转业后当了刑警。当时对于部队转业军官都是要安排相应级别的职务的，但刘大风还没有安排上“文革”就开始了，一切停止。不过，事实上局里已经把刘大风作为刑侦队领导使用了，他也确实具备这份能力。现在，刘大风面临着犯罪分子的挑战，只有奋力一搏。
刘大风拉上副组长王守磊，两人一起去向军管会汇报侦查情况。军管会领导一听就着急了，说本届广交会中央是专门下了文件的，国外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期间发生了外商失窃案已经很是丢面子了，如若破不了案件，那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你们务必要把那三个扒手抓回广州，赃物必须悉数追回——时间是有限制的，必须得在广交会结束之前！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要车给车，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军管会为表示对侦查工作的重视，特地指派了一名姓袁的副营级军代表下到专案组。这样也好，有事儿需要向军管会汇报请示的，刘大风就不必跑了，直接跟袁代表一说就是。王守磊起初有点儿担心军代表充任“钦差大臣”，来个“外行指导内行”，影响侦查工作。但接着一开案情分析会王守磊就放心了，袁代表很谦虚，说自己在部队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不懂刑侦业务，所以刑侦方面的具体工作得靠同志们的努力，我在这边是给大家做做后勤协调工作，以便大家能够尽快完成任务。这位军代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之后的侦查工作进行得没有半点儿疙疙瘩瘩。
这次案情分析会主要讨论如何开展对三个扒手的追捕。追捕需要线索，线索的收集，有以下两条渠道：其一，向之前跟三个扒手有过接触的沙财林、朱维贞以及三个扒手曾用过餐的那家饭馆的服务员、永仙巷跟三个扒手做过短时邻居的居民收集。众刑警相信，扒手既然跟这么多人有过接触，就有可能在无意间留下线索。其二，扒手使用过宝鸡市商业局、“陕西省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介绍信，可向这两处进行调查。
时间紧迫，大家也就长话短说了。刘大风说全组人员分分工吧，谁去哪里，谁调查什么，都一一定下来，然后就行动。
市局刑警老夏分到的任务是带上越秀分局刑警小钱前往陕西省，到宝鸡市商业局和位于西安市的“陕西省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这两处查明扒手曾经使用过的介绍信的情况，指望从其获得介绍信的过程中发现线索。当时出差不像现在这样容易，接到任务后说走就可以上路。在那个年代去外地出差，得准备好介绍信、钱款、全国粮票，这三样缺一不可。老夏于是就让小钱去军管会领取介绍信并批了条子好向财务处借领钱款，再去后勤行政处批条子，拿上本省粮票和食油票去粮食部门调换全国粮票。这个过程没有三个小时是拿不下来的。
这三个小时，老夏也没闲着，他得给宝鸡和西安方面拨打长途电话，先通过电话对此事有个了解，过去后也好知道找这两处的哪个部门进行调查。当时的长途电话极为难打，一个电话有时要接一天。老夏只有等候，在等候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到来，对于广交会系列扒窃案的扩大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对于扒手的落网也给予了一份间接的助力.
七、再度作案
这个人姓马，也是市局刑警，当年和老夏同时从四野部队转业到公安系统。在部队时，老马是老夏的班长，两人是战火中出生入死的战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老马的脑子比老夏活络，同样当刑警，老夏虽然干得不错，但不过捞到科室先进之类的荣誉，老马就不同了，五十年代参加过全省群英会，还曾去北京进修。不过，到了“文革”时代，老马就不行了。尽管他不是当权派，但老家的家族里解放前出过一个匪首，按辈分应该是老马的族叔。“文革”开始后，老家公安局忽然寄来一份材料，说有人揭发老马以前是过继给这个匪首当儿子的，应该算是“杀管关直系亲属”，按照规定他是不能待在公安队伍里的。于是，就让老马停职接受审查。审查了几个月，又说是子虚乌有之事，于是恢复工作。可是，老马给这么一折腾，原先已经治愈了的肝炎复发了，索性请了长病假在家休息。
这天老马到局里来是为补办公费医疗证。他原先的那张看过病后放在口袋里，老婆洗衣服时忘了掏出来，一泡一搓，烂了。这张证是不能少的，所以他找出了一张照片来局里补办。既然来了，当然要到老夏的办公室里坐坐，聊上几句。
老夏在老班长面前就忘了纪律，开口说到了正在承办的案子，说老班长你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你看我这回到陕西去出差应该怎样才能做到花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大的效果。
老马听得很专心，听完后点了支烟一边抽着一边沉思。老夏连问了三遍，他才像是被惊醒似的回答：“什么？嗯，这个……我看你是不必出这趟差了。”
“啊！为什么？”
“我觉得那三个扒手根本没有离开广州。”
“可是，人家车站民警是亲眼看到他们上车的。”
老马淡淡地说：“上了车也可以下来嘛，就是车开了，到下一站也能够下车，搭上回头车去而复归。”
老马接着分析，说这件事里头有几个反常点：一是小扒手沙财林跟三个扒手在那家饭馆遭遇之后，沙财林提出要拜师，对方同意，却又提出类似投名状那样的条件，这不合江湖规矩；二是既然已经答应要收沙财林为徒，后来却又把他扔在一边不答理了，这也不是江湖人士的做法；三是在饭馆三个扒手当着沙财林的面去买了卤菜，故意让他听见是带给“贞姐”的，可是，事后调查证实这是一句空话；四是退房时并没有什么可以跟房东交割的，不必当面交还钥匙，把钥匙留在屋里出门上锁也可以，反正房东自己是留着钥匙的，另外还可以把钥匙交给邻居代转，可他们偏偏要去食品商店把房东找来当面退房；五是扒手把草席什么的带到火车站去，折抵票款给了票贩子，按说这种江湖上一流的扒手，哪里会在乎这几个小钱？可是他们却在乎了，这不是反常吗？
如果将这五个反常点串连起来，可以得出结论：这是扒手们故意设置的一个圈套，是想巧妙地把他们已经离开广州的信息传递给警方。这种传递既要有效地使警方相信，又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所以，事先需要进行周密的策划。在这个棋盘上，沙财林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只有让他在作案时当场被拿下，才能使警方相信他所供出的三个扒手的情况是真实可信的。那个“贞姐”，扒手们相信警方肯定找得到——这似乎也可以说明三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经常跟警察打交道的累犯，他熟悉刑警的侦查思路和侦查手段，知道沙财林被捕后肯定会招供，而他招供后刑警肯定找得到“贞姐”。只要刑警找到了“贞姐”，那么他们的信息也就传递到了。
时间上他们也拿捏得很准。他们是在沙财林被捕后三小时内通知“贞姐”退房的，这个时段肯定是安全的，因为刑警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查摸到“贞姐”的下落。扒手们为什么能够把时间拿捏得这么准？只有一个解释——他们知道沙财林是何时被捕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悄悄监视着沙财林。信息传递到了，刑警是否相信呢？他们还没有把握。于是，就有了在火车站跟票贩子打交道这个情节。凭他们的江湖经验，那个叫什么“刘哈儿”的票贩子，只要在火车站出现，即使什么都不做，他们也能看出这是一个票贩子。而这个票贩子如果拎着他们手里的那三套夏令卧具在车站广场上招摇而过，那肯定是会被铁警便衣拦下询问的。这样，票贩子就会供出他们，而铁警也肯定会到那趟还没发出的列车上查询。如此，他们已经离开广州的信息就能通过铁警之口告知专案组刑警，这个可信度就高得多了。
老夏听老马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觉得不无道理。往下，老马就不必说了，扒手这样做的意图是很清楚的：让刑警以为他们果真已经逃往外地，从而把侦查工作的重点转向如何查摸线索和赴外地追捕上，这样，原先对广交会大大加强的防范措施就会松懈下来，他们就可以乘机再次向广交会外商伸手行窃了。
老夏说老班长你这个思路很好啊，去对我们两个组长说说吧。老马摇头，这可不行，按照纪律规定，像这种案子，你是不应该向我透露案情的，所以，要说还是你自己去说，记住千万不要把我牵进去。说完，老马笑笑，告辞而去。
老夏于是就去找两个组长。副组长王守磊去看守所向沙财林调查了，刘大风在办公室和袁代表聊天。老夏于是把老马的思路贴上自己的标签向那二位汇报了，刘、袁两人听着，觉得不无道理。侦察兵出身的刘大风反应特快，当下对袁代表说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跟广交会保卫办联系，建议他们继续加强防盗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袁代表说对，你马上打电话，然后通知王守磊回来，我们商量一下。
刘大风立刻给广交会保卫办打电话。这个措施的效果应该一分为二地评价：有点儿晚了——因为已经发生盗窃案了；可是又不算太晚——因为有效地阻止了案件的连续发生。事后据三个扒手交代，他们原本是准备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接二连三进行龙卷风式作案的，但是由于广播里的一个紧急提示，他们只有赶紧逃离现场了。
广交会的展馆，从1959年的第六届交易会（即1959年秋季广交会）开始，启用位于海珠广场的起义路新馆。起义路陈列馆是周恩来亲自批准建造的，1958年11月开工，一年后竣工落成投入使用。该陈列馆使用面积三万五千平方米，楼高十层。馆内除陈列主要出口商品外，并设有交易洽谈室七十多间，开幕期间在七楼还设有银行、邮电、保险、航运等服务台和样品零售处、酒吧间等，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算是相当豪华和现代化的贸易专用场馆了。由于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仅仅过了四年，起义路陈列馆的摊位供给又显得紧张起来了，于是，从1963年秋季交易会开始，侨光路陈列馆与起义路陈列馆一并使用，一直延续到第三十四届。
三个扒手的作案地点选择在起义路陈列馆，作案时间选择在中午时分。事后据扒手们交代，这是他们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基于两个因素：第一，起义路陈列馆距外商下榻的羊城新华饭店很近，就在对面，下榻于该饭店的外商不必动用任何交通工具，想去就去，想回就回，这个地理位置的特点给扒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二，该届交易会考虑到外商的特殊情况，采取全天开放的方式，陈列馆从上午九时开门接待客商到下午五时闭馆，中午不休息。这样，中午时分成了外商进出陈列馆最频繁的时段。
前面曾经说过，“文革”开始后，外商为顺利完成采购使命，尽可能顺应当时中国大陆的那一套政治性的行事方式，海外甚至还专门出版了一本指导性小册子。据资料记载，在1967年的春季广交会上，这方面做得最为到位的是日本客商。日本人做事认真，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没来广州时，就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少日本客商在广交会上一露面，不仅仅是佩戴像章、手拿“红宝书”那样的在外商中已经“大众化”的举止了，而是跟中国人民一样玩真的——跳起了“忠字舞”。这使中国方面的贸易团成员甚为感动，感动之后就是激动，一激动，双方谈买卖就好办了，自然是日本客商占了便宜。
日本客商的经验很快就传开了，其他客商于是纷纷跟进。不过，“忠字舞”不是迪斯科，想怎么跳就怎么跳，而是必须事先学习演练。会跳“忠字舞”的日本客商这时已经完成了采购任务回国去了，其他外商要学习，就只好另外寻觅师傅。他们很快就把拜师的主意打到了在陈列馆外面，协助执行安保任务的红卫兵身上，语言不通没关系，像章一佩，“红宝书”一拿，做个姿势一比画人家小将就明白了。于是，每天中午陈列馆前就不时有人三五成群地围聚着教学“忠字舞”。三个扒手把下手的时机定在这个地点这个时段，不得不使人叹服：高！
自从5月17日发生系列扒窃案之后，本届广交会的两处陈列馆对于防盗工作都非常重视。广交会保卫办除了安排好原来负责安保的警察做好防范工作外，还临时从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抽调了数百名政治可靠、工作热情高涨的骨干红卫兵前来协助。当然，这些红卫兵是没有资格进入陈列馆内部的，只是担任外围巡逻和固定岗位预检使命。所谓固定岗位预检，就是在陈列馆外面一定距离处设立卡子，凡是准备入馆的外商内商，都须出示进馆证。
那时还没有如今的高科技手段，进馆证不像现在那样有激光防伪。那时的进馆证是一块三四寸长、寸半宽的黄色绸布，下方正中剪出一个小三角豁口，绸布右侧竖印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黑色小字，正中印着“交易团”三个大字，也是黑色的，“团”字的上面用紫色印泥盖了一个椭圆形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组委会”印戳，下面印着“第×号”的黑色小字，中间空着的那个位置，用蓝色印油盖上阿拉伯数字号码。这个进馆证，使用时是用别针佩在胸前左侧的。在固定岗位上执行预检任务的红卫兵，要检查每个进馆者是否佩戴了进馆证，还要特别留意号码，因为5月17日遭窃的李名申等外商的进馆证已经落到了扒手手里，很有可能被他们冒用。
这样的预检卡子一共有两个，由红卫兵和警察联合检查。进馆者在通过这两个预检卡子后，还要经过设在大门口的由警察和组委会保卫办人员组成的正式门岗的检查，这才得以进入陈列馆。
上面说的外商向红卫兵学跳“忠字舞”的场地，位于第一道预检卡子和第二道预检卡子之间的陈列馆前的广场上。可以想象，人们在这个环境中的防范意识是比较弱的，因为凡是能在这里待着的人，要么是红卫兵等工作人员，要么是已经通过了第一道预检卡子的客商。况且，这里的情形有点儿像晨练者的活动场所，即使稍有防范意识的人也会不知不觉间松懈下来。
事后知道，专案组刑警老夏跟老班长老马在谈论案情时，那三个扒手已经化装成外商模样，佩戴着5月17日窃得的本届广交会的进馆证顺利通过了第一道预检卡子进入了广场。进馆证上是盖着编号的，一张一号，而在卡子上值守的红卫兵事先都被告知哪几个号码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可是，三个扒手还是混进来了。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呢？说来也简单，他们只不过跑了趟文具商店。事先，他们已经注意到不论外商还是内商佩戴的进馆证都是有编号的。不过，他们同时也留意到这个编号是用阿拉伯数字橡皮号码图章蘸了蓝色印油盖上去的。而阿拉伯数字橡皮图章和蓝色印油在各个文具商店都能购买到，只要顺便再买一瓶“退色灵”，问题就解决了。三个扒手就是买了这三样东西后，擦掉了进馆证上的号码，又盖上了其他号码，于是就骗过了红卫兵，进入了陈列馆前的广场。
进入广场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另外两道卡子混进陈列馆呢？据三个扒手事后交代，他们感到没有把握，也不想冒这份险，因为选中的这个时段陈列馆前外商多的是，笃定可以下手。于是，就行动吧！
按照事先的计划，他们准备充分发挥一流扒手的本领，如鱼儿入水似的在成群的外商中转上数分钟，每人作三四起案件后全身而退。可是，不巧的是，当他们刚刚开始下手时，陈列馆门口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用中英文播报了保卫办让全体人员密切注意防范扒手行窃的紧急通知。外商通常都是比较认真的，一听广播，立刻注意起来。三个扒手见势不妙，立刻互相暗使眼色，急急离开了广场。
扒手刚走，就有三个外商发现自己已经遭窃，其中两个包包被割，一个钱包被窃，失窃的有人民币、外钞、首饰等，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消息传到专案组，包括袁代表在内的大伙儿自然都大吃一惊，说老夏估料得倒还挺准的，可惜晚了一点儿，否则就可以蹲守在现场逮现行了。老夏寻思这是老马的念头，我不过是顶包而已。
八、新创意败于老刑警
扒手偷到了陈列馆大门口，这当然要惊动到方方面面了。往下专案组就不断接到电话，有广交会组委会的，有外贸部的，有市军管会的，也有省公安厅的，反正都是一个调：抓紧破案！
如此，专案组就取消了原先赴外地追逃的方案，准备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案件侦缉上。不过，在正式作出这项决定前，他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今天混入广交会起义路陈列馆的扒手是否就是之前在红风饭店那边作案的扒手呢？这需要证据支持。
刘大风、王守磊于是立刻带上全组刑警赶往起义路陈列馆了解情况。这件事如果放在四十多年后的现在，那就简单得几乎是举手之劳了——只要调出现场的摄像监控资料，让见过那三个扒手的沙财林、朱维贞和永仙巷的几位居民看一看就解决了。可是，当时没有摄像监控设备，专案组十一名刑警只能分散了去向受害人和在现场执勤的红卫兵以及其他外商一个个询问。在广场一角，刘大风正把部属集中起来准备安排查摸分工时，忽见几个男子肩扛手拎着外裹帆布套套的设备从陈列馆大门里走出来。他心里一动，立刻撇下部属三步并作两步朝门口奔去。
那几位，是从北京来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摄影师，就下榻在陈列馆对面的羊城新华饭店，每天拍摄一些广交会的场面。刘大风看到他们，倏地想起不知他们拍摄的片子里是否有扒手的影像，于是立刻过去询问。
询问下来的结果是，摄影师说他们先前曾在陈列馆门口和楼上拍摄了一些广场上外商向红卫兵学跳“忠字舞”的镜头，至于其中是否有警方的目标，那就不敢保证了。
刘大风说不管怎么样，你们配合我们一下吧，先把这部分胶片洗出来，让我们找认识那几个目标的人来辨认一下怎么样？摄影师倒是好说话，说都是革命工作，我们理应配合。于是午饭也不吃了，立马驱车前往珠江电影制片厂。专案组这边，则派车去把小扒手沙财林、营业员朱维贞和那几个邻居都接往珠影厂。
看片结果：沙财林、朱维贞等人都辨认出了混进第一道卡子的那三个扒手。这也是专案组刑警第一次看见三个扒手的模样。刑警发现，纪录片里甚至还有其中一名扒手作案的镜头。
下午四点多，众刑警刚刚返回越秀分局专案组驻地，广交会保卫办就打来了电话，通报了另一个使众刑警暗吃一惊的情况：扒手送来了一张条子，是跟广交会保卫办和专案组告别的！
中午发生扒手混进隔离区行窃的案件之后，广交会保卫办再次加强了防范措施，向两处陈列馆各增调了五十名红卫兵。这当儿广州的气温已经有点儿高了，先前在露天执勤的红卫兵在太阳下晒了许久，已经热得头晕脑涨，几乎就要中暑了。被新增的同伴换下后，有的到阴凉处休息，有的就去附近的食品商店买冷饮。中山大学的三个红卫兵结伴去买冷饮，每人买了块冰砖拿在手里吃着回到了陈列馆这边。其中一个名叫曾彬的女红卫兵伸手到口袋里掏手帕时，触摸到一样东西，惊讶之余掏出来一看，是一张折成梅花状的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广交会保卫办暨公安局专案组：你们的防范工作做得很好，我们表示钦佩。下手两次，获利尚可，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决定告别羊城。下届广交会再见！知名不具。”
条子迅速送到了保卫办，保卫办于是立刻跟专案组联系。可以想象，专案组众刑警读到这张条子后会是怎样的心情。这张条子送交刑技人员提取了指纹，经比照分析，跟在永仙巷朱维贞出租房中提取的指纹一致。于是，刑警确认这张条子确实出自那三个扒手之手。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条子的文字看来，这是一封告别函，无非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你们防范得很紧，我们也偷够了，所以就离开广州了。至于“下届广交会再见”，那就不必当真了，专案组也不可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到半年之后的秋季广交会。
专案组分析，确有一些家伙喜欢跟警方玩这种写信告别之类的江湖把戏，以作为他们日后向人吹嘘的资本，借以抬高自己在黑道上的地位。但是，三个扒手写这封告别函的用意应该并非为此。因为如果是为了扬名立万，那就应该有落款留名——当然留的是江湖上的绰号之类，不大可能留真名。可是，该函件的落款却是“知名不具”，这不是那类想出名的家伙的正常思路。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看来只有一个：是为了使警方相信他们这次是真的离开广州了。
离开就离开，为什么偏偏要刻意通知警方，并且让警方相信他们真的离开了呢？答案是：他们并不是真的离开，而是故伎重演，虚晃一枪，以图再次作案。因此，专案组考虑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捉拿窃贼；同时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对辖区内适宜过夜的宾馆、饭店、旅馆、浴室、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出租私房进行重点监控。如此双管齐下，应该是可以逮住他们的。
如果扒手再次作案，他们会选择在哪里呢？刑警考虑到三个扒手手头还保留着进馆证，所以他们会选择两处陈列馆，或者外商下榻的那三家饭店。于是，专案组决定在上述五处地点蹲守，请珠影厂从已经冲洗出来的那部分胶片中截取三个扒手的照片，冲印一百张发给参加蹲守的人员。
军管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立即开始实施。专案组分成五拨，每拨负责一个地点，并从各分局、派出所临时调来警员，采取三班制昼夜轮流蹲守。
三天过去了，五处蹲守地点没有任何消息，各分局也未有关于三个扒手的蛛丝马迹上报。军代表老袁首先沉不住气了，悄悄问专案组长刘大风这事儿究竟靠不靠谱啊。刘大风说应该有把握的，我们再等等。
又过了两天，各方还是没有消息，专案组有几位刑警也嘀咕了，说看来判断有误，那三个小子真的开溜了。这话让副组长王守磊听见了，说判断不可能有误，那三个小子肯定在哪个角落里躲着呢，等到我们松懈下来，他们就进行最后一次作案。这次作案后，他们也不会打招呼，直接就溜走了。
第六天，刘大风和王守磊两个组长碰了个头，对情况再次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之前的判断和决策没有错。于是就去向袁代表汇报。刘大风见袁代表似有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的迹象，就安慰说我这些日子已经着手在做下一步的工作了，跟沙财林、朱维贞等人谈过话，还跟陕西方面取得了联系，收集了一些信息，正在进行分析。万一那三个扒手没有再次作案，我们就立刻实施原先的方案，赴外地开展追捕。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刘大风确实已经悄然在进行这一步的工作，初步分析出这三个扒手可能是从青海某个劳改农场越狱出来的逃犯。事后证明，刘大风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又过了一天，三个扒手终于露面了。刑警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创意，这次，他们竟然是化装成警察出场的！
那天下午两时许，在红风饭店大堂里化装成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的刑警老车发现从外面进来了两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也没跟服务台说什么就进了电梯上楼去了。他起初以为是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前来进行例行查摸，并未在意，继续擦拭玻璃窗。一会儿，老车看见电梯门开了，出来两个男子，身穿长袖衬衫，西装裤子，打着领带，手里各拎着一个旅行皮箱。那副模样，似是两个住店的外商。可是，老车觉得这两人的身影似乎有点儿眼熟——这不是刚才那两个警察吗？于是，他立刻离开原位置走向大门，移动中眼光一瞥，那两张已经在照片上看熟了的脸面跃入眼帘！
老车二话不说，扔下手里的抹布，飞快地拔出了手枪，对准那两人：“不许动！举起手来！”
外面化装成卖西瓜小贩蹲守着的两个分局便衣见状立刻冲进大堂，三人刚刚给两个扒手扣上手铐，忽然听见外面一片喧哗，定睛一看，饭店前面空地上停着的一辆出租车旁边，两个人正在扭打，周围有几个人在看热闹。老车便出去查看情况，结果一下子认出两个打架者中的一个就是三个扒手中年岁最长的那个“大哥”，于是立即出手制伏了对方。
三个扒手被押解到越秀分局后，当即对他们进行了讯问。先交代身份，果然如刘大风所分析的，是青海劳改农场的逃犯。三人中年岁最长的那位名叫宋兴海，四十五岁，沈阳人氏，曾当过伪满警察。解放后无业，干起了偷窃活儿，凭着以前当伪警跟扒手打交道时的所见所闻，自己试着练就了一手扒窃技艺，靠扒窃过起了富足日子。1956年于销赃时被捕，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流窜在外，继续作案。于1964年再次被捕，判刑十二年，押解青海香日德劳改农场服刑。1966年10月，宋兴海与同监犯焦永、程富星越狱。三人都是技艺很精的扒手，正赶上社会处于秩序混乱的“文革”伊始阶段，于是四处流窜，如鱼得水。
半年里，三人的足迹涉及青海、宁夏、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西、湖北等地。5月初，他们在武汉得知本届广交会即将举行，于是决定去广州对赴会外商行窃。往下的情况，前已有述，只说最后那一周。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三人在起义路陈列馆作案侥幸逃脱后，还想来一回闪电式的系列作案，于是就立马写了张纸条想蒙蔽警方。然后，三人就离开广州前往桂林游玩，顺便在车站派出所偷窃了两套警服。三人于今天上午刚刚返回广州，因为有了警服，就决定放弃进馆证，搞一个创新，冒充警察进入红风饭店直接对外商住宿的房间下手行窃。
三人是坐一辆出租车过来的，因为只有两套警服，所以宋兴海就留在车上，反正焦、程两人手脚利索，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出来，仍是三人一车离开。两个假扮警察的扒手确实顺利混入了饭店，撬窃了三个房间，颇有收获。可是，他们逃离时碰上了老车，这就话该倒霉。外面出租车里等候着的宋兴海本来还不至于马上落网，甚至有可能逃脱。可是，他看见两个同伙被捕，就惊慌失措地推开车门意欲逃窜（可能因为担心惊动出租车司机而没有让他开车逃离现场）。这就引起了司机的怀疑，下车扯住他问个究竟，于是两人就扭打起来了。
专案组根据扒手的交代，从广州火车站行李寄存处起获了赃物、赃款。至此，案件侦查工作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个扒手不久受到了严厉制裁：宋兴海作为首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焦永被判死缓；程富星被判无期徒刑。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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