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问题还没有结束，同时，贪腐问题也很多，国家机器从上层治理，还是层出不穷，这个话题不方便展开，因为展开了会让平台为难，不得不限制或者撤下。我们从侧面聊一聊国家立场和治理手段。

有句话叫做“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因为用纯粹物质的眼光看一切是非常不可取的，这个世界真实的情况也根本不是纯粹物质的。但这句话又确实能引用一下，比如在联想问题上，比如在贪腐问题上。一直有人着急问，联想事件怎么还没有结果啊？是不是被包庇了？

不如这样看，国家最高利益是什么？国家基础是什么？国家整体利益有多大？能不能容忍有谁蚕食这个利益？这种蚕食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公信力上的。尤其是这个公信力问题，是治理基础，与国家利益的关联极大。

我们国家从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的时候开始，也能在民众的向往中建立起来，这就说明国家利益当中的物质不是绝对重要的，也说明，人们对过去的旧制度、旧政府不信任，可以毁了它，对一个新的治理方案、新的治理组织信任，可以成就它，即使它的物质是非常非常的少，少得非常非常可怜。实质上的爱情也是这回事。

有人统计了一个数据，2021年全国纪检反腐案高达63.1万件，受到处罚的人数达到62.7万人，这个数字比过去两年都高。可还有腐败层出不穷，这批人从哪里来的？回头看看我自己上学的路，大学绝对是非常糟糕的，初中也是非常可怕的，就像何冰说我们培养了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就是一定要一层一层往前追，从后面解决代价是很大的。

这个不多聊，我们看看历史，前人是怎么反贪反腐的，对那些看上去难去掉或者根本不可能去掉的罪恶，是怎么处理的。从远到近来看。

先看明朝，明朝有个特点，就是朱元璋时期的反贪反腐力度相当大，明朝前期国力雄厚，经济繁荣，世界影响力很强，文化风格上，规模宏大、气象雄伟。那这样一个朝代在反贪反腐上是怎么做的？有的直接处死、有的扒皮、有的凌迟、有的诛连九族，我们重点按历史资料说一下凌迟和扒皮。

官员在收农民粮食的时候，会故意让人把粮食又踢又摔，这样就洒出来了，但他们把这个算成自然损耗，把洒在地上的霸占成自己的。朱元璋对这种官员恨之入骨，只要抓到，就凌迟处死。凌迟的时候动刀子，刀法不一样，痛苦不一样，有记载说，最高的纪录是3600刀。

有一个人死在这样的刀下，就让其他所有官员胆战心惊，起到的效果是什么？历史资料上这样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已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不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就是官员行为检点，爱护民众，唯恐自己犯法，社会风气干净整洁了一百多年。

朱元璋小时候家庭穷困，常常没饭吃，碰上自然灾害就过得更凄惨，他父母和大哥都被饿死了，自己走投无路，只能到寺庙当了和尚。吃过这些苦以后，他没只顾自己享乐，而是为百姓做主，对贪污腐败毫不容忍。当时贪污60两银子就是死罪，按粮食价格算，60两大约是今天的4000块人民币，这就是起步价了。明朝有个机构叫剥皮厂，有资料说一旦有贪官被查出来，就拉去扒皮，再把人皮吹上气，做成口袋，摆在外面示众正法。

但我们不能指望每个官员都成为朱元璋一样的最高决策人，所以，再看解放前土匪时期的一个绝招。我们引用“雾满拦江”这位作者整理的资料，尊重他的原文介绍，同时对他的辛苦劳动致敬，大家也可以搜索这个名称看他的内容。在山地多、交通不便的贵州省，曾出过一个省长叫周西成，这个人其实生性顽劣，从当大头兵开始，终于在1926年爬到省长的位置上，当地人心想这下贵州可完了，本来这个地方就贪官匪一家、凶悍异常，几百年来没人治得了。

可周西成一上任就开始治理贪腐，他召集官吏去城隍庙磕头，叫大家一个个地对着城隍爷发誓不贪污。有个独山县知县叫张五丰，他发誓说，如果贪污就死在九子枪下；还有个遵义县知县叫拓泽忠，他发誓说，如果贪污就利箭穿耳、遍游州县示众，就这样，周西成把官员发的誓都写在纸上。

没多久，独山县知县张五丰贪污100个大洋，周西成拿出他的誓言，找了一把九子枪，把他打死了。然后把他发誓的纸在城隍爷跟前烧了，这就是还愿了。再往后，遵义县知县拓泽忠贪污了300个大洋，周西成也按他发的誓，用竹子做了一根箭，插穿了他耳朵，戴上枷锁，要游遍全省八十一个县，但拓泽忠游了十九个就差点死在路上，周西成把他救活继续游。这两起事件做下来，贵州的治理焕然一新！大家不光怕周西成，还怕自己在城隍爷跟前发的誓，怕因果报应，怕神灵，怕苍天有眼。

周西成的高明还不止这个，他还公布了一条政策：以后境内但凡百姓的东西被洗劫了，辖区里的官吏要先自己掏腰包补上，案子破了才能拿回自己补的钱。就凭这一下子，贵州几百年没人治得了的土匪，竟然全都消失了！好一个高明的周西成啊！本来，别人有天大的损失，官员也可以坐视不理，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利益根本没跟人民的利益绑定，所以，想想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想想民众蒙受的各种不能公正处理的问题，如果有了这个办法，也可能全部消失吧。

这件事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信仰，不能无限的市场经济！周西成这样的人出人意料地反贪反腐，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已经代表了全省利益，不再容忍这个利益被蚕食，而这个利益就是和全省人民的利益一致的。

再看我们前面说到的新加坡这个法治国家。新加坡从非常腐败的殖民地国家变成高效廉洁的富裕国家大概只用了30年。1960年的新加坡，腐败和贫困形成恶性循环，社会分配极大不公，民众受害严重，人人想当官，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都是空谈。李光耀执政以后，把“新加坡的生存高于一切”当成宗旨，提出“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并且认真执行了这些。

新加坡确立了国民的监督主体地位，国民有关贪腐的任何举报，贪污调查局都必须积极受理，充分保证国民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对公务员下重手监管，这一类手段的认真执行，让反贪反腐形成了合力。到1990年，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法制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