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黄循财

“70后”黄循财确认接班李显龙：个性吉他手不走新加坡政客老路

文/田邨

书虫、吉他手和爱狗之人——这是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在社交媒体主页上对自己的描述。

如今他多了一重全新的身份：2022年4月14日，经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及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确认，50岁的黄循财被正式推举为人民行动党“第四代团队领导”。换言之，不出意外的话，他即将接替李显龙，成为下一任新加坡总理。

在新加坡，总理职位是政府的最高领导者，由“名义国家元首”的总统直接任命产生，无需经过选举。一直以来，新加坡总理同时也是议会第一大党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自1959年建国至今，新加坡只经历过三位总理的统治。“国父”李光耀于1959年到1990年任总理，“过渡领导人”吴作栋1990年到2004年任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则于2004年接任总理至今。

到2022年正好年满70岁的李显龙，在前几年已经多次表示新加坡“不应有70岁的总理”。因而，第四代领导人会在今年最终确定，早已是新加坡人所共知的事情。

不过，直到一年前，黄循财能否成为李显龙的接班人，仍充满悬念。如果倒退两年，他甚至不被外界认为有接班的“候选资格”。李光耀的前秘书、前财政部长王瑞杰，陆军参谋长出身的工贸部长陈振声，领导新加坡抗疫的卫生部长王乙康，都被认为是比黄循财更有竞争力的人物。那么，这位多才的“吉他手”，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黄循财2017年在社交帐户主页发布的自己和宠物狗一起休息的照片

李显龙提拔起来的“年轻人”

在这次“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地位明确之前，黄循财已经在至少八个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1997年留美归国后，他以经济师身份加入贸工部，开启公务员生涯，之后辗转贸工部、财政部、卫生部、国防部、教育部、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以及国家发展部等多部门任职，也是新加坡内阁中仅有的两位“70后”部长之一。

黄循财的成长路径几乎完全复刻了他在“接班”路上最重要的竞争对手王瑞杰：两人均拥有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王瑞杰曾任李光耀的私人秘书和助手，而黄循财曾任李显龙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两人的仕途都经过教育部长和财政部长两个关键职位，且黄循财就任财长正是填补王瑞杰调任副总理留下的空缺。

2018年到2021年期间，王瑞杰被外界普遍视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的指定人选。然而，2021年4月8日，王瑞杰向李显龙请辞第四代团队领军人物，宣布不会接替李显龙出任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公开说法是“身体原因”。2016年5月，王瑞杰确实曾在内阁会议上因中风昏倒，经住院治疗后，直到8月才返回工作岗位。然而这个变故并未影响他在2018年正式接棒“接班人”，并挺身领导2020年的抗疫及大选。

2020年的新加坡大选是人民行动党在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下迎来的一次“大考”，虽然总体赢得选举没有悬念，但能否赢得“漂亮”，成为新加坡各界关注的焦点。在新加坡特殊的政治体制下，诸多选民都意图通过选举对执政当局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正当此时，在东海岸集选区连胜二十年的李显龙嫡系、原总理署部长林瑞生因年龄和身体原因退出政坛，谁去代替他迎战该选区最大的反对派代表、号称“网路人气最高”的工人党青年委主席佘雪玲？身为第四代“接班人”的王瑞杰责无旁贷，放弃了自己深耕的淡滨尼集选区。

2020年大选最终以执政党获胜告终，但该党总得票率仅为61.23%，比上次大选下挫8.6%。身为选战实际负责人的王瑞杰被党内呼吁出来“承担责任”。不能否认的是，人民行动党的大选失利与多个关键选区支持率暴跌有关，而王瑞杰领衔参选的东海岸集选区恰是最突出的一个：执政党仅以不到7%的微弱优势胜出，创下该选区史上最差选举记录；而反对党佘雪玲则录得在该选区的史上最高得票率。因而，政论人士多认为，王瑞杰黯然请辞第四代“接班人”，主要原因就是2020年大选失利。

然而，细究之下，王瑞杰的离开几乎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必然。如前面提到的，王瑞杰是李光耀的私人秘书出身，在李显龙上台前已经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而无论是黄循财，还是王瑞杰请辞后和黄循财竞争“接班人”的另一位部长陈振声，都属于李显龙时代新提拔起来的“年轻人”。在写给李显龙的辞职信中，王瑞杰亦流露出“接班人”之争的代际考量：

“我今年已经60岁了，由于危机会持续一段日子，危机过去时我已经60多岁，60多岁还是很旺盛的时期，能做很多事情，但如果回头看三位前总理接棒的时候，我如果出任下一位总理，我准备接棒的跑道会太短。我们不仅需要一位能带领国家在后冠病时期重建国家的领导人，也需要能带领步入下个建国阶段的人。”

王瑞杰请辞后，新加坡内阁的部长排序的前四名变为：贸工部长陈振声、教育部长黄循财、交通部长王乙康、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这四人也都是《联合早报》公布的“第四代团队”核心成员。其中，曾刷新新加坡“最年轻部长”纪录的陈振声，在2018年王瑞杰被确定为“接班人”时，就通过被党内选举为第二助理秘书长（第一助理秘书长为王瑞杰），成为王瑞杰内定的副手。“王下陈上”似乎是2021年4月后的定局。

然而，一年之后，却是“黄上”而非“陈上”。为何黄循财最终能在和陈振声、王乙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呢？有分析认为，政治上的考量可能有两点。一方面，陈振声、王乙康生于1969年，而黄循财生于1972年，具备更强的年龄优势，也能让新领导人获得更长的执政周期。另一方面，此前王瑞杰或许出于“接班”的考量，在领导抗击疫情时，将黄循财、王乙康纳入新加坡抗疫的核心领导层，而将陈振声排除在外。当黄循财、王乙康因防疫和复苏经济获得更多的党内和民间支持时，陈振声的声望自然有所下跌。

而在黄循财、王乙康之间，黄循财本就在党内排位更高，且担任过的部长职位更为重要；王乙康因接替王瑞杰成为防疫工作总负责人，又从交通部长转任卫生部长，虽然赢得了声名，但在资历上反而和转任财政部长的黄循财拉大了差距。

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黄循财和陈振声、王乙康有截然不同的出身。黄循财的父亲是一名普通职员，母亲是小学教师，哥哥是工程师，他本人是政府公务员而非政客出身，2005年到2008年担任时任财政部长的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之后在李显龙的推动下才参与政治活动。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后经李显龙亲自“绘制”。

相比之下，陈振声虽然也出身平民阶层，但是是在卸任新加坡陆军参谋长后才投身政坛，此前他深耕军界，和李显龙并无明显交集。王乙康则出身政治世家，不仅父亲是国会议员，他的堂兄也是人民行动党现任议员。值得注意的是，王乙康的家庭在政坛并非李光耀或李显龙的亲密盟友，而他本人又是一位地产大亨的女婿，和狮城政商界的关系盘根错节。此外，陈、王也都没有担任李显龙私人秘书的经历。

不论过程如何，但黄循财最终成为“接班人”，对李显龙而言显然是“最好的结果”。

黄循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年轻时演奏吉他的照片

街头弹吉他，头发老婆理

正因为黄循财与李显龙的特殊关系，对于黄“接班”后的新加坡政局，外界并无太多新的预期：至少在短期内，“沿着李显龙的政策前进”会是第四代团队的不变方针。让人们关注的是，黄循财独特的个性与爱好，会否体现在他的后续执政中？

从幼年开始，黄循财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他热爱求知，兴趣广泛，但对于名校、考试颇为不屑。曾有人问年轻时的他，为何成绩很好却不去就读精英学校，黄循财说，自己现在读的中学就在家门口，有熟悉的小伙伴，上学 “很开心”。黄循财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弹吉他，幼年时每年都去父亲的一位朋友家学习，之后也持续自学，但从不去考级或正式上课。

并不意外的是，到中学时代，黄循财喜欢上被当时的新加坡社会视为“叛逆”的美国摇滚乐，也自学画画，常读科幻小说。他最喜欢的乐手是美国吉他歌手埃里克·克莱普顿和巴迪·盖伊，也因此选择到美国读大学。

虽然本科时根据父母的建议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主修经济学，但给黄循财留下最深回忆的，是和来自美国农村的室友一起去大街上弹吉他。当时他们每个月都去街头表演两个小时，“运气好的话还会有30元收入。”

个性独特的黄循财回到新加坡后，最初并未完全融入相对教条死板的政府生活。他辗转贸工部、财政部、卫生部担任普通公务员，虽然政绩优异，但提升速度并不快。直到李显龙到财政部任部长时“慧眼识珠”，迅速将其任命为自己的私人秘书，随后又迅速提升黄循财为能源市场监管局局长。

等到将黄循财纳入自己的内阁后，李显龙也用其所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将黄循财安排在经济、财政部门，而是让其全权负责新加坡的青年、文化、体育、环境保护、教育等工作。正是在这些部长职位上，黄循财为当时逐渐僵化的新加坡社会治理吹进了“新风”，无论是建设国家青年基金、更新绿化城市建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零突破”、选拔和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筹办大型青年、体育及文化活动，黄循财都展现出力求创新的一面，也逐渐熟悉并掌握了将这些想法落地的政治运作。

但长期浸淫政治并未改变黄循财的性格。他一直乐于谈论自己的“吉他生涯”，在2014年的迎新公众活动中还以高级政务部长的身份即兴演奏，获得满堂彩。疫情期间，他在出席公众场合时坦言自己有些不修边幅的发型是“老婆在家理的”，引得记者哄笑。2020年3 月，黄循财在议会发言时，向参与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致敬时情绪激动，当场泪流满面，更激起公众的好感。

最近几年，人民行动党高层逐渐意识到，新加坡政治参与度长期偏低，民众对传统政治人物的刻板形象多少有些厌倦，反对派又一直利用社交媒体、“青年代表”等拉拢年轻选民。此时黄循财适时地出现，向民众展现出一位个性十足、有共情力的政府部长形象，事实上有利于执政党阵营的长期治理。而这样的“新风”，在“黄循财时代”的新加坡，只会越来越多。

黄循财

苦修中文的“中国通”

外界普遍认为，“黄循财时代”不会变的，是中新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曾负责华裔事务的陈振声等其他“第四代团队”领导人相比，黄循财的中文能力原本并不突出。2020年时他还坦言，因为父母一直是用英语和马来语沟通，小时候家里没有“华语环境”，他学习中文非常吃力。但到2022年3月出席公众活动时，黄循财已经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演说，并就人力政策和企业援助等专业议题用中文同各界代表沟通，让人们眼前一亮。

虽然近期才苦修中文，但黄循财过往与中国高层打交道的经验、对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政策的了解，事实上高于新加坡的同代政治人物。除了在负责青年、文化、体育事务时和中国官员结下的友谊外，黄循财最重要的“中国缘分”多少有些机缘巧合：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时，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菲律宾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峰会，泰国政府亦派出6位内阁部长。新加坡政府派出的则是由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领衔的代表团。

虽然欧美媒体有一些“新加坡代表级别低”的质疑，但黄循财却因此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留下深刻印象。他当时表示，这项倡议“很可能是世界上促进区域合作及融合的最大平台”，愿与中国携手落实，希望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实现福利增长和经济安全的双重要求。此后虽然转任多个部长职务，但黄循财仍多次出席有关“一带一路”的合作活动，并推动自己管理的部门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深入合作”，为双方合作的出版物撰写序言，体现出对中新经济合作的坚定支持。

在一篇文章中，黄循财曾梳理道，中新之间的“牢固友谊”可追溯至1978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考察了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和工业化建设。此后，两国相继开展了3个政府间合作项目。1994年中新苏州工业园项目诞生，2007年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启动，2015年双方又宣布合作开展中新（重庆）战略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其中，两个项目都诞生于李显龙任总理、黄循财任内阁部长期间。

“新加坡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联系，因文化和价值观存有深层共性而彼此相互学习，同具追求卓越和成功的梦想……中国也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黄循财在文章中指出，“新中关系有着坚固的基础和共同的理想，因此我深信，未来会有更大的合作空间，让两国继续共享知识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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