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著作《地狱归来》第三章 狱中众生 第一节 从监狱看人生（接上回：受教育程度低者）。以下为文章全文：

私欲怀胎者

《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12—15节有这样的记载：“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中，存在着各种诱惑，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又潜存着各种欲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别更会促使人的心理不平衡。

我和一名马来西亚籍囚犯在狱中的公司里共事了很长时间。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因为贩毒而被判坐牢8年半。他赚了一些钱，但最终跌倒后所付的代价，是再多的财富都不能赎回的。在听了他的故事后，我告诉他说，我可能会将这个真实的故事写下来。他说他并不介意我这么做，但条件是不要用他的真实姓名，我于是问他叫什么假名好，他说，就叫王得财吧！我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德才兼备”的“德才”。但他立即更正我说，是“得财如得水”那个“得财”！这说明，尽管他已经坐了4年牢，却仍未放松对金钱的执着。可见，“私欲既怀了胎”，要放弃它是何等的不容易啊！

王得财出生在马来西亚，没有读什么书，高中未毕业便辍学。由于很小就浪迹街头，他吃遍了苦头。但是，年轻时，他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家庭。他也很忠于这个家庭。王得财育有一男一女。夫妻俩共同注册一家公司，经营夜总会等业务。虽然公司的经营打理都是他本人，他却将2/3的股份挂在妻子的名下；公司经营所得，他也全数交给妻子管控。他妻子还曾在公司担任财务主管。

早在日本人发明卡拉OK之前，王得财便开始经营类似的娱乐项目。在他的夜总会里，客人们利用麦克风，看着打印在白纸上的歌曲演唱。公司一直经营得不错，每年有一百多万新币的利润。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较可观的收入，因此，他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小康之家。

可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当然也彻底地改变了王得财的个人命运。有一次，王得财的妻子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她什么都好，只是她丈夫命犯桃花，女人太多，建议她多加注意，尤其是要更加严格地控制金钱。算命先生还对她说，她丈夫在事业上的成功对她不利，因为那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女人。

王得财的妻子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从此，她不仅时时处处勒紧他的钱袋，而且，还劝他放弃经营公司。她劝王得财：“你卖掉公司，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做就行。哪怕是在政府部门打扫卫生也好啊！”王得财显得不太高兴：“那怎么行？我一个大男人，你叫我去干那种工作，我的脸往哪里放呢？”

从此，他们夫妻俩经常为这类的事吵架。王得财也曾耐心地劝告过他的妻子。可妻子仍对他不放心，不仅常常与他争吵，还很少顾家，一有空便和别人打麻将赌钱，或者通宵达旦地看电视录像。王得财在外边忙完业务回到家里，连一口热饭都没得吃。

久而久之，终于有一天事情闹大了。

那好似发生在时兴卡拉OK的时期。王得财意识到，他的夜总会仅靠那种打印歌曲加麦克风的简单粗放的形式，是不会长久的。因此，他便与妻子商量，希望投资30万新币，购买电视和卡拉OK等设备，以更新换代，提高夜总会的档次。

这是有利于家族公司发展的投资计划，本应是夫妻双方的共识。没想到王得财的妻子仍然迷信算命人的痴言妄语，完全拒绝了他的投资设想，不给他一个子儿。为了不与他妻子发生争执，王得财便向朋友筹措资金。他筹到了20万新币，还差10万。于是，他便可怜兮兮地请求妻子补足那10万，以便立即实现他的投资安排。妻子却对他说：“没有钱！”

王得财深知家里是有几十万积蓄的，而且，公司每个月也都有入账。他便问：“那怎么可能呢？我现在只需要10万！”他妻子仍然强硬地说：“告诉你没有钱，就是没有，何必多问呢！”王得财不甘心他的投资计划就这么泡汤，便打破砂锅——问到底。深究之下竟发现，他妻子将积蓄都输在麻将桌上了，一次就输掉了50万新币。

吃惊与生气之下，他情绪失控地掴了妻子一巴掌。虽然事后他向妻子道了歉，但他妻子却因此而提出与他离婚。

在王得财的苦苦央求与劝慰下，他的妻子对他说：“那好吧！我们不离婚的条件是，你必须立即卖掉公司！”无可奈何之下，王得财只好忍痛割爱，卖掉了一家正在成长、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的妻子在拿到了出售公司所得的150万新币后，仍毅然决然地与他分道扬镳。王得财没有因此上法庭索要出售公司所得，而是通过好合好散的方式，解除了婚约。他的一对儿女归他，由他继续承担抚养义务。

王得财妻子的做法，伤透了他的心。他的婚姻是因他妻子追求他而始，又因他妻子抛弃他而止。他失意、他空虚；他开始对女子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先是和一家三姐妹相继交往，同时，他没有去找一份正当职业，终日里无所事事。一天，一位朋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张芙蓉的女子处理一笔业务。他以其在生意场上的网络，很顺利地解决了在旁人看来比较棘手的事。他的干练赢得了张芙蓉的好感。张便时不时地约他喝茶、吃饭、看电影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了解到张芙蓉实际上比他大两岁。那时，他是34岁，而张芙蓉是36岁。他知道张芙蓉是个单身女士；张芙蓉也了解到他仍然离婚未娶。

有一天晚上，张芙蓉请王得财去她住所喝茶。她知道王得财爱好喝茶，特地拿出了珍贵名茶。当晚天降倾盆大雨，整个街道都积满了雨水。两个人相谈甚欢一直谈到凌晨2：00。于是，张芙蓉便主动对王得财说：“都这么晚了，雨夜行走不便，你干脆就睡在我这里吧！”

从此以后，王得财与张芙蓉之间的关系日渐加深，以至于他还常常骑着他的摩托车送她上班。在一个天气炎热、日光当顶晒的日子里，坐在王得财摩托车后边的张芙蓉对他说：“得财，你能不能卖掉这辆摩托，换上一辆轿车？你看，骑着一个摩托，日晒雨淋的总不是个长久之计吧！”王得财继续骑着摩托，头也不回地回答她：“你说得轻巧，难道我想买个轿车便可以买呀？我一无工作，二无积蓄，连基本生活都困难，哪来的钱买车呢？再说，我一个男人，不买车便罢，如果买车，就得买2B（即BMW——宝马或Benz——奔驰）！”

张芙蓉没有再回话，但对王得财的反应，她早已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了！又过了些日子，张芙蓉给王得财打电话：“有个车场出售奔驰车，你过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好吗？”

王得财是这样回答她的：“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个没有钱的穷光蛋吗？干什么还要这样取笑我呢？”

虽然受到了这话的打击，但是，张芙蓉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你去看看嘛！如果满意，咱们就想办法买一辆啰！”

王得财倔强地答道：“我不看，我就不看！”

说完这话，王得财便挂上了电话。王得财之所以这么说、这么做，是因为他心里想：“你如果真有钱，又是真心诚意地要给我买车，哪里还用得着我去看车呢？我若是看了，你又不要，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像被女人给耍了。”

其实，那时的王得财并不懂得张芙蓉的心意。她是想：“既然要给你买辆车嘛，就得把好事做到家，买一款你实实在在喜欢的车。否则，我私自做主买了送给你，你却不满意我选的车款、车型，那不是枉费我的一片好心吗？再说，如果我不事先征求你的意见给你买车，你的自尊心又可能受到伤害，那时你可能会说：‘难道我是吃软饭的吗？’。”

这之后，张芙蓉又找过王得财几次，但他都表现出十分冷淡的样子。有一次，王得财正在钓虾时，接到了张芙蓉的电话。在他告诉了钓虾地点后，张芙蓉说：“你等我啊，我立刻过来！”王得财冷淡淡地回答一句：“随你哦！”

张芙蓉赶过来陪同王得财钓虾，但他们俩坐在一起近两个小时却没有讲上几句话。

在这种十分尴尬的气氛下，王得财招呼钓虾场的职员过来结账买单。没想到，老板不仅没有收王得财的钓虾费，还问他要不要带点虾回去。这让王得财好生好奇。他便问张芙蓉：“这是怎么回事？”芙蓉便轻轻松松地回答他说：“这块地是我租给他的！”

“啊？”王得财差一点发出惊叹声来。他抬头看一看那块地，至少值两亿新加坡币。事后，他才了解到，张芙蓉其实是个富婆，她哥哥是个有名的企业家，又很疼爱她，给了她很多金钱、地产、房产，还将他公司的股票送给了她不少。张芙蓉的财富约有五亿新加坡币。

张芙蓉向王得财披露了家底后，便劝他说：“咱们结婚吧！你娶了我，和我生了小孩后，你想干什么事业我都支持你。要想做生意，我给你投资；要想做份固定工作，可以到我哥哥的公司里当他的助理或后勤总管。”

尽管张芙蓉像这样劝了王得财好几次，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她的建议。这是因为他有两个心理障碍：首先，他虽然与她有性关系，但他并不是真心爱她。因此，他觉得不应该为了金钱而欺骗她的感情。其次，他当时难于接受张芙蓉的做法。他认为，如果张芙蓉先不提任何条件而帮助他建立起事业基础，也许他们最终会结为夫妻。那是因为她先帮助他立业，会使他在外人面前有颜面，否则，别人会认为他娶张芙蓉是看重她的财富，是“吃软饭”。而且，张芙蓉先帮他立业，会让他感受到她是真心地爱他，而不是为了“买”个男人解决她自己的婚姻大事。

2008年在新加坡樟宜监狱，当王得财对我说起这段人生插曲时，我便问他：“你当时考没考虑过她的感受和难处呢？如果她在嫁给你之前给你投资立业，她的女性同胞、朋友们都会讥笑她‘买’你吧？没有一纸婚约契约，她的投资又有什么保障呢？即使她在婚前把你安排在她哥哥身边做事，她也必须对她哥哥有个说法才是啊，因为她必须给你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才会让你感到有尊严。”

听我这么一分析，王得财觉得也有道理。但那毕竟是往事了。

与张芙蓉分手之后，王得财自己开了一家麻将馆，吸引各路客人前往打麻将，他从中抽利。他因此又结交了三教九流，包括黑道人马、毒贩流氓、模特艺人等。

在这个交际圈中，王得财认识了刘秀敏。她交友广阔、左右逢源，对王得财颇为友好。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接触后，她邀请王得财去新加坡游览。那时，王得财还没有去过新加坡。出于对刘秀敏的信任，再加上对新加坡的向往，他便随她而行，临行前，刘秀敏交给王得财一个行李箱，请他帮助携带。机票、住宿、观光等费用都由刘秀敏安排。

新加坡的第一次旅行十分顺利。返回后，刘秀敏给王得财4万。王得财对此感到十分诧异，他问刘秀敏：“大姐，我们去新加坡，你也花了很多钱，为什么还要给我这么多钱呢？”

刘秀敏笑了笑说：“你不是一路帮我拎行李吗？”

王得财不解地又问：“那有什么呢？男子汉帮一个女士扛扛行李还不是应该的吗？”

刘秀敏这才吐露其中的秘密：“得财，那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李，里面的所谓礼品是一种违禁药品。”王得财听后立刻觉得有些后怕。

刘秀敏似乎读懂了王得财的感受。她便安慰说：“你看都把你吓成什么样子了。不是没有事吗？这种交易不是很容易来钱，也很安全吗？”

王得财想想，觉得刘秀敏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因为这是一种镇静剂，一般通过医生开处方是可以正当取得的；即使在新加坡它也是通过海关正常进入的。想到这里，王得财便收下了刘秀敏给他的钱。

在这之后，刘秀敏又约王得财：“我这几天内会再次去趟新加坡，还是去从事上次那种交易，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如果你去，我还是像上次一样，该给你的回来后照样给你。”

王得财一开始犹豫了一下。刘秀敏便又说：“如果你不去也没有关系，我们是不逼迫任何人做这种事情的。不过，这样的钱好赚哦！”

听了这句话，王得财又动了心。他心里想：“是啊！天底下哪里找得到这么好赚钱的机会呢？”结果，王得财再次陪同刘秀敏去了新加坡，还是为她拎那个行李箱。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知道行李箱里装的是犯法的药品；而且，他还期待着回家后可以得到一笔收入。第二次的旅行，自然也是如期地顺利。

俗话说，走的夜路多必定遇上鬼。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之前，王得财的另一个女朋友，要求去新加坡过情人节。她的态度很坚决并借口说她在新加坡有朋友，要顺便过去看一看。王得财拗不过她，便决定迁就她。

王得财心里想，我如果顺便给刘秀敏捎上一箱药品去新加坡，岂不是既遂了女友的心愿又赚了钱吗？

想到这个一举两得的计划，他便给刘秀敏去电话。刘听后很高兴，并告诉他说，新加坡当时正缺那种货，市场需求十分旺盛。

就这样，王得财带着女友和药品，飞临新加坡。这一次的交易也出奇的顺利。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小姐，按时到他入住的酒店取走了行李箱。

进行这项毒品交易居然如此安全！王得财当时还在想，没准以后还可以进一步将它发展到马来西亚、印度纳西亚等国家去哩！果真如此，他岂不捞它个腰缠万贯！

正在他做着这个黄粱美梦之时，八名新加坡警察夺门而入，给当时正在酒店嬉闹的王得财与女友，铐上了手铐。

事后，王得财了解到，那位马来西亚华人取走行李箱后，被警察盯梢。如果她找到机会将毒品扔进了垃圾箱里，王此后的那场灾难也许是可以躲过的。然而，那位马来西亚小姐舍不得就要到手的金钱，出于一种侥幸心理，她选择不放弃。大约与警方周旋了一个多小时后，她终于在一个大型商场附近，被禁毒警察逮了个正着。人赃俱获，岂能抵赖？她接着就供出了王得财及其女友。

警方先是带王得财及其女友到警察总部录口供，并拘禁在那里9天。在指控他们贩毒后，立即将其投入女皇镇候审监狱。

王得财的女友被人保释，并在保释期间逃离新加坡。王得财无法交出20万新加坡元的保释金，便带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在法庭正式定罪判刑之前，在女皇镇候审监狱中坐了五个月的牢。

在商讨可能面对的刑期时，律师说王得财可能被判坐牢5~6年。但在审前会议期间或其他场合，在与法庭和检察官交流王得财的犯罪事实和判刑问题时，王得财始终没有被允许参加。

有一天，律师到女皇镇候审监狱找王得财。

律师审前严肃地对他说：“事情严重了，检方把你列为国际贩毒集团成员。”

王得财一听又惊又恼：“我怎么可能是国际贩毒集团成员呢？”

他向律师解释说，他只认识刘秀敏。刘安排他运输药品到新加坡，刘安排接货人。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刘秀敏的货从哪里来。他也不认识接货人，他更不知道货会销往何处。他还向律师解释说，他是该项药品交易中无关紧要的角色，没有他，其交易活动还会由其他人继续进行；他从未参与过任何共同的活动，因此，将其列入集团成员加重处罚是不公正的。

听了他的解释后，律师也认为他说得有理，便对他说：“我看你是可以打官司的！”

来自检察官方面的说法是，如果王得财打官司打输了，他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刑期；如果他配合检方认罪的话，他可能会得到较轻的处罚。这是劝诱还是威胁？他不敢去做任何评论，可他不能对检控官的说法掉以轻心，因为许许多多的先例已经显示，检控官希望办到的事都办到了。

与此同时，王得财已经在女皇镇候审监狱坐了数个月的牢。那是一个极其消磨意志和激起人恐惧心理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条件远远差于其他监狱！

在这种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王得财只好屈服于现实，因为他不能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作赌注。他认罪之后，法官按国际贩毒集团成员贩毒罪，判他有期徒刑8年6个月，打鞭5下。

2008年，我和王得财在新加坡监狱聊起他这桩案子时，他不无哀怨与悲愤地对我说：“我虽然认为自己有罪，但无论如何，我绝不是国家贩毒集团的成员。扪着我的良心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属于什么团伙，外人怎么可以强行地断定我是什么集团的成员呢？就好像我自己明明知道我不是新加坡工人党党员，检察官和法官怎么一定要以我是该党成员的名义给我定罪并加重刑期呢？”

针对王得财的这股怨气，我询问了一个坐过多次牢、前后共坐牢25年的老贩毒犯。这位熟悉新加坡贩毒法律和运作情况的老囚犯对我解释说，贩毒分普通贩毒、进口毒品、运输毒品和国际贩毒集团贩毒等许多种，其中，国际贩毒集团贩毒是最严重的一种，因而，所受到的处罚最为严厉。这位老囚犯还解释说，所谓国际贩毒集团，必须是有组织、有策划的一个团伙的共同贩毒行为。他还补充说，作为国际贩毒集团的成员，他一定知道他属于哪个贩毒集团，也会熟记这个集团的内部规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贩毒人是从中国把毒品带到新加坡，一名印尼人在新加坡取走这项毒品，这个携带毒品的人，也只能认定为一个“跑腿人”（即普通贩毒者）。但有些检察官为了加官升级往往会有意提升毒贩的等级。

听完了王得财的真实故事，我加深了对新加坡司法制度的认识。但与此同时，我又从人生的角度进行了思考。通过这个故事，加上我在与其他囚犯接触的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信息，我至少得到了三个体会：

第一，人生虽然无常，但在很多情况下，又是有选择的。在王得财的人生道路中，存在着多次选择的机会。如果他最开始听取他结发妻子的建议，仅仅做一份固定的工作，可能会享受到长久的天伦之乐；如果他选择与三姐妹中的大姐结婚，他也会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如果他选择娶张芙蓉为妻，他也许能够大富大贵。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王得财偏偏选择了刘秀敏，为她当起了贩毒“跑腿人”！

第二，人生的跌倒看似一个结果，实则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懂得这个规律，人是可以改弦易辙、悬崖勒马，从而避免跌倒的。《圣经·雅各书》用怀胎将私欲和罪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好像婴儿的出世需要十月怀胎一样，人生在跌倒之前，往往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会有各种途径意识到这种跌倒。王得财亲口对我说，他在2004年被抓之前，眼皮连续跳了一个月。如果他及时收手的话，他肯定不会在监狱里与我聊天。

第三，私欲的放纵、膨胀与执着，是人生跌倒的重大因素。王得财的人生经历，绝非世上仅有，也并不特别。我在狱中见到或听到的因私欲而跌倒的例子，数都数不完。比如说，新加坡虎牌啤酒集团的一个分公司经理，因拿公款与女友赌博而判坐牢46年；一天主教牧师因贪污教徒的奉献而被判入狱7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