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国一教是常态。在美国,第一大宗教的市占率超过70%。图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这里是美国圣公会华盛顿教区的主教教堂,始建于1907年,1990年最终完工,多用作举行全国性祈祷活动。
谈到经济学,很多人的第一个印象应该就是强调要开放竞争。这个理论有个基本见解,那就是竞争愈多,产品会变得更多元、质量更改善、价格更低廉,社会因而普遍受益。如果把宗教看成一个市场,拿宗教产品来对照一般的商品,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现象呢?
竞争兴旺说与竞争衰退说
细看世界上各宗教提供的“无形产品”,其实各有特色。佛教提供轮回转世的生命观,希望信徒在这一世做好事,下一世才有机会跳出生死轮回;基督教则强调信耶稣而得救,死后才能上天堂。这些产品看不见、摸不到,无法标价,无法交易,无法累积,无法投资,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收成,而且还要死后才能兑现。这种现在买进、未来才会交货的商品,在经济学上就称为期货商品。
至于该怎么得到死后上天堂或跳脱生死轮回这类的期货商品呢?各宗教多以社会道德约束为条件。基督教有著名的《十诫》,约束信徒遵守十条戒律,包括: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上帝;禁止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遵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佛教徒则要遵守五戒十善:不杀生、不偷窃、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语、不绮语、不贪婪(贪)、不恼怒(嗔)、不邪见(痴)。
因此,如果宗教产品就如同一般商品:愈是竞争,价格愈低廉,质量愈进步,社会更受益。当一个社会开放许多宗教或教派同时竞争,而这些宗教又促成许多人遵守道德规范,那人心理当会更加向善、社会更加和谐。
这样的说法,就是竞争兴旺说的要旨:宗教多元(religious pluralism)与宗教参与(religious participation)正相关。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宗教愈多元,宗教会更活跃,宗教参与度愈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宗教的供给能创造需求,宗教的供给量愈多,需求量自然增加。
赞成竞争兴旺说的人认为,宗教与工商业虽然表相不同(无形产品vs.有形产品,非价格vs.价格竞争),但深层的学理应该相似。这才符合“市场模型”与“理性选择”的预测,因为这种说法跟自由经济学派的理论相似,因此特别受宗教经济学家的支持。
但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在竞争兴旺说兴起之前,主流的宗教社会学家认为,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宗教愈多元,宗教参与反而愈不活跃,这就是竞争衰退说,这个看法以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博格(Peter L. Berger,1929—2017)提出的论点最为著名。他在1967年出版的《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一书中提到,只有在单一信仰的地方,才会存在一个能够激发普遍信心和认同的“神圣帷幕”(sacred canopy)。多元环境会产生可信度(plausiblity)危机,使一般人对宗教信仰有所动摇。
彼得‧博格认为,宗教之所以会受人追随,主要是因为这个宗教能让信众认同,但是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这些信仰会彼此抵触,如果开放竞争,让一般大众比较选择,反而会削弱宗教的权威性。因此宗教市场愈开放,大众对于各宗教就愈不信任,宗教参与也跟着减少。
东亚国家和地区宗教最多元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不如先看看各国宗教市场的实际情况。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有一套宗教多元指数(Religious Diversity Index),就是利用产业经济学中测量产业集中度的方法,来衡量宗教的多元性。[宗教多元指数的计算公式为:(10000-8个宗教的市占率平方和)/875。这个数字在0至100之间,如果宗教多元分散,每个宗教的市占率都各占12.5%,那宗教多元指数就是100;如果只有一个宗教市占率100%,那多元指数就是0。——原注]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各国民众的信仰,把宗教分为基督宗教(这里的基督宗教包含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等教派)、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民间宗教、犹太教、其他宗教,并纳入不信仰任何宗教的选项。简单的概念是说,如果各宗教的分布愈平均,宗教多元指数就愈高;如果只有一个宗教,多元指数就愈低。
这个调查横跨六大洲232个国家和地区,结果十分有趣。以2014年4月最新公布的调查发现,亚太地区国家的多元程度最高、其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多元程度处于中等的则是欧洲和北美国家,多元程度最低的则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以及中东—北非等国家。
美国以基督宗教为主,但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比例有16.4%,宗教多元指数在中间数值。像新加坡、中国台湾、南韩、香港、中国大陆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因为没有特别独占的宗教,多元指数特别高。(参见表1)
表1: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多元程度。数据源:http://www.pewforum.org/2014/04/04/religious-diversity-index-scores-by-country/
一国一教与一国万教
有人会说,教会规模愈小,成员同构型愈高,向心力愈强,遇到外来压力较易凝聚,所以长期的存活机率较高。换句话说,小即是美。但也有一种说法,教会规模愈大,面对外在压力就更容易抵挡,所以大才是美。如果只是从思维逻辑来推断,实在无法用宗教的市占率来评判,哪样的宗教分布对一个社会最好。
举个中性的例子:甲国有10种宗教,每个宗教都有10%的市占率。乙国有两种宗教,A教的信众占90%,B教占10%,你也许会直觉认为B教处于绝对劣势。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B教和甲国的任何宗教市占率都是10%,这样你会比较赞成甲国的宗教结构(一律10%,没有大小教派),还是乙国的宗教结构(90% vs. 10%)?如果你相信竞争是好事,那一定会偏向甲国,因这里没有不同教派间的“欺凌”问题。
不过,如果这个观点是对的,那么各国还不如有100种宗教,市占率各为1%;甚至应该有1万种宗教,市占率为0.01%。当然,这是将竞争兴旺说发挥到极端的看法。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将竞争衰退说推到极端,那就是一教独大,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宗教,这个宗教的市占率100%,没有其他宗教存在。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国一教是常态,一国万教反而没见过。表1可以看出,宗教多元性最高的新加坡,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市占率高达66.4%,呈现的是“一国三教”。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市占率都超过90%,多元指数在中间值的英国、美国、俄罗斯,第一大宗教的市占率都超过70%。难道不是竞争愈多,宗教会愈旺盛、质量愈好、社会更受益吗?为什么大部分国家的宗教市场,都呈现独占或寡占的现象呢?
偶占与寡占才是宗教市场常态
单从各国的宗教分布,无法完全说明宗教多元与宗教参与的关系。从逻辑来看,这两种理论的说法都有合理之处,而且多年来也有许多相关研究显示,两个理论都各有人拥护。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美国杜克大学神学院教授马克‧查维斯(Mark Chaves)与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菲利浦‧高斯基(Philip Gorski),挑选1987至2000年发表的26篇研究,统计分类后发现,共有10篇支持竞争兴旺说,11篇支持竞争衰退说,5篇认为宗教的竞争激烈的程度不会影响信众参与度。
为了更深入探讨,查维斯与高斯基向26篇作者取得原始统计资料,整合研究提及的193笔个案,合并成庞大的数据库重新计算后发现,有86个案例(约44.6%)明显支持竞争衰退说,60个案例(31%)支持“竞争兴旺说”,47个案例(24.4%)并没有明显支持哪个说法。
如果用更严格的标准筛选,剔除77个案例后,结果更明确。在116个案例中,有23个案例(20%)支持竞争兴旺说,60个案例(52%)支持竞争衰退说,33个案例(28%)并没有明显支持哪个说法。
这个较大规模的重新估算,间接支持三个论点:
其一,研究宗教市场的本质,未必能运用工商业分析的思考模式与理论工具。
其二,宗教之间的性质不一、策略各异:有些在多元竞争下会表现得更好,有些在愈不竞争的环境愈有活力。
其三,整体而言,传统观点认为,宗教多元化反而会降低参与度。这个显著的负相关,在较大规模的统计分析后,恐怕还是成立。
当然,宗教认同存在于信众的内心世界,只用统计方法来观察价格、数量、质量的变化,并不足够达到统计的“显著性”。如果从更概念与方法论的切入点来看宗教市场的特性,可以发现大多数宗教刚起源时,其实和工商业竞争一样,都是逐步由小变大,中间过程千变万化,各显神通。当某个宗教成为主流,市场占有率超过51%,其他教派就只能瓜分49%的市场。
纯就逻辑来说,自由竞争的结果,通常会出现“两雄与群小共存”的结构。以手机市场为例,这么庞大的世界性商机,应该会有百种品牌同时存在,但实际情况是三星与苹果两大品牌市占率各超过10%,紧追在后的则有华为、小米等地区性品牌。新闻报纸也类似,网络出现之前,通常就是超级双雄对立,以及区域性的小品牌林立。在美国,新闻杂志就是《时代》周刊(Time)与《新闻周刊》(Newsweek)两强称雄。不过这样的领先并不稳固,手机市场中曾经霸占鳌头的诺基亚(Nokia),现在已经少有人用。
宗教市场的道理也类似,以偶占(双雄)和寡占(三足鼎立)为主,搭配规模落差甚大的区域性教派,这是“自由型”宗教市场的常态。也就是说,自由竞争不会让品牌数更多,反而会减少品牌总数(因为小品牌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市场会出现“竞争造成数目衰退”的原因。
竞争带来多元?多元带来竞争?
当然每个研究都有限制,宗教存在上千年,只拿1980至1990年代二十年的数据来判断实在很武断。如果追溯更早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教现象。
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与加拿大就有个趋势:原本属于主流的天主教,战后失去跨国的优势。因为战后社会崩解,尤其是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社会改革之后,宗教自由度愈来愈高,无神论者大增,宗教参与率也大不如战前。
若再往前追溯,随着开放度增加,宗教参与率在20世纪初期比不上19世纪,19世纪比不上18世纪。也就是说,社会愈宽松(愈自由竞争),宗教热忱反而愈衰退。这是因为科学取代宗教,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兴起,让无神论成为主流?后者与宗教的竞争性无关。
再者,竞争兴旺说并不是没有实际例子左证。最明显的就是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为代表的基督新教,16世纪开始打破天主教长期独占,确实在北欧、西欧、英国带来新宗教浪潮。随之而起的教派很多,例如浸信派、贵格派、英国国教派。除了提供更多元选择,在自由度、满意度上都明显提升。
然而在概念上还是要区分:是竞争带来多元,还是多元带来竞争。宗教竞争是“市场瓜分”的性质,信仰自由是“心灵解放”的层次。市场瓜分并不代表信仰自由,也不保证心灵解放。这正好说明宗教和工商业市场有本质上的差异,不宜把经济模型,模拟在宗教议题上。
工商业竞争的是质量与价格,有国际衡量标准可以对照,没有消费者必须效忠哪家公司或哪种产品,产品的价值与质量才是王道。宗教市场卖的是无形产品,没有标价,质量无法对照,信者恒信,高度意识型态,与政治牵扯不断,有社会阶层的纠葛,有历史的新仇旧恨。这些复杂因素难分难解,统计分析恐怕只能瞎子摸象。更搅局的是,随时会出现各种异教,外国宗教也随时侵入。
这种纷乱的市场结构与千奇百怪的竞争手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经济分析模型恐怕只能以管窥天,竞争兴旺说绝非超越时空的真理。如果要给本章的议题下个结论,那就必须公平地说:
其一,宗教市场竞争兴旺说,确实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出现过。美国独立后,也看到许多教派兴起。198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解严”,自由竞争说占上风,各种宗教方兴未艾。(数据显示,台湾1989年立案的宗教团体有23个,到了1998年已经增加到242个;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1980年台湾官方认可的宗教只有10种,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轩辕教、理教、天理教、 大同教、天帝教,如今不只一贯道从非法变成合法,山达基、儒教、摩门教、统一教等多个宗教在台湾也有信徒信仰,而台湾也成为全球少见有多样化宗教的地区,宗教间的交流频繁,也远离宗教战争的威胁。——原注)
其二,但如果你放开视野,以世界为整体样本,拉长时间纵深,在历史长河中考察,那么答案可能会相反:长期自由竞争后,宗教会和手机品牌一样,偶占(双雄)和寡占(三足鼎立)才是主流,不大不小的次要品牌,只能瓜分有限的地区市场。
(选自《教堂经济学》,赖建诚、苏鹏元著,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本文为该书第四章,原题“一个社会的宗教越多元,宗教参与就越活跃吗?”。略去注释,文中原注为原书所有,正文略加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参考书目
Berger, Peter (1969):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Chaves, Mark and Philip Gorski (2001): “Regulation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26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