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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公元1601年，三艘葡萄牙货船从东南亚驶向澳门，其中有一艘在南中国海区域沉没。几百年后，水下考古队员们开始打捞并统计这艘沉船里的所有文物，令所有人为之惊叹的是：单单在这一艘沉船上，就发现了10000公斤的葡萄牙银币和大量香料。而当时，一公斤的葡萄牙银币大约可折算成明朝的白银375两。也就是说，这艘不幸沉没于500年前中西方海上贸易路线中的葡萄牙商船，曾经携带375万两白银和价值不菲的香料开往中国，并期望在这里谋求更高的利润。
直至16世纪末，明代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太仓银库岁入为400万两白银。尽管不能把这艘葡萄牙商船带来的财富与明朝政府收入作为一个等同的概念来考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府财政决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外商业贸易的影响，那个长期占据世界GDP总量三分之一的华夏古国，即将在滚滚涌来的世界商业大潮中，选择自己今后数百年的发展方向。
参考图
历史的发展轨迹大多由很多个因果关系组成，明代中后期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的贸易政策，同样也有着促使其发生剧变的原因。谈艺这篇文章，将尝试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极具意义的话题，因为在20年前，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曾再一次尝试用巨量的国际资本来冲击亚洲，并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泰国、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以及香港的金融市场蒙受巨大损失之时，在500年前的明帝国，也同样饱受国际资本干预的煎熬。而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足以让每个历史爱好者侧目驻足。下面，谈艺就邀请各位读者和我一起，重回500年前的白银帝国时代，品味大明王朝在世界商贸金融博弈中那段惊心动魄，波谲云诡的历史往事！
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大明帝国
明史专家郭松义教授曾估算过，明代南方水稻产区每亩稻谷产量为3石，折合市价1800文，即1.8两白银。同一时期北方小麦每石价格约为稻谷的70%。公元1601年，两种主要粮食的全国总产量约5亿石，折合银价约3亿两白银。加上10%的农副业（林、渔、牧等）产值和丝麻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产值，明代在万历中后期的农业年均总产值高达6亿两。
对手工业方面的GDP估算，谈艺主要统计了采银业、制盐业、丝织业、棉纺业、制瓷业、冶铁业和采煤业7个大类的相关数据。《明实录》所记载的从公元1573年~1620年的整个万历朝时期，白银总产量为817万两，年均产量约为17万两。制盐业产值则按民间消费需求反向估算，万历年间人口在达到1.4亿峰值后，每年所需消耗食盐为25.2万吨，万历年武昌地区一斤食盐的零售价约0.16两，批发价在0.05两/斤。谈艺对此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单制盐这一块，明政府的年均产值可达2520万两白银左右。丝织业主要集中在江南和四川一带，以万历末江南一年产丝500万匹计算，全国年均丝产总量应不低于1000万匹，折合银价当为1亿两，而棉纺业的年度产值应不低于丝织业，也将达到或超过1亿两。
明代的海上贸易
制瓷业以景德镇为例，万历年间总窑开烧数量为300座，年产瓷器46200担。加上河南，福建，浙江等地的官窑及全国民窑，年产瓷器可达80000担以上。以上总量拉平精烧瓷器和日用瓷器的差价，折算白银总价将超过200万两。冶铁冶金方面，单单广东一省在宣德年间一年就产出生铁38万斤，熟铁20万斤。采煤业在明代也得到了大力开发，煤炭已经成为当时各行各业生产以及普通民众生活的重要燃料来源。按帕金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分析的方法来进行估算，烧瓷业，冶铁冶金，采煤业的年度产值应不低于粮食总产值的10%，约在0.6亿两白银左右。当然，这其中还包括造纸印刷业，建筑业等其他项目，这里就不一一详细介绍。
我们如果对以上开列的数据做一个小计，则会发现，在明万历年间（以公元1601年计），当时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高达9亿两白银。这里还不包括商业GDP的数据，如果加上商业GDP产值的话，那么万历中后期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极有可能高达10亿两白银。直到1870年，全世界除清代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年度GDP总和才不到40亿两白银。而在1601年，当工业革命的浪潮还未在欧洲掀起巨浪时，全世界除中国以外，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将不可能超过20亿两白银。由此可见，当年明帝国所坐拥的财富是惊人的，而管理这笔财富所需要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的。
“贫穷”的明帝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质货币的国家之一。从唐朝的“飞钱”到宋代的“交子”，再到元朝的”交钞“，古代中国的货币发展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世界。然而，当朱元璋的军队将蒙古人赶回漠北后，元朝的金融体系也随之全面崩盘了。纵观整个蒙元统治时期的中国货币制度，我们可以发现一下几个特点：1，纸质货币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使用的主要流通货币。2，元朝的纸币已经逐渐国际化，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也承认并使用元朝发行的货币。3，元朝继承了宋金时代的纸质货币发行管理制度，并进一步完善。4，没有建立有效的准备金制度，货币价值取决于政府信用。
元代纸币
有人说元朝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元璋接手时的中国，正是元朝货币信用下降到极点之时。同时，经过数十年战乱，饱受自然灾害折磨及乱政困扰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倒退严重。加上元政府毫无节制地滥发纸币，打乱了正常的商业贸易活动，个人财富急剧缩水，大量中产阶级破产而加入了流民队伍。因此，当朱元璋的明政府再一次强制发行”宝钞“时，已成惊弓之鸟的社会各阶层采取了抵制态度。
早期明政府用强制手段推行纸质货币的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管控下的金属货币熔铸跟不上发行量，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生产力水平无法负担金属货币流通的成本。为此，民间的商业往来甚至还使用前朝甚至是唐宋时期的铜钱。另一方面，百废待兴的早期明代社会，大量社会资源用于生产的再投入，民间及政府的消费水平都不高。在早期的朝贡贸易体系下，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的交换方式往往是以货易货，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也不大。
因此，朱元璋坚持实施的”宝钞“制度，至少到宣德年间仍然符合了当时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随着明朝经济水平的稳步提升，需要进行再投入的社会资源大幅减少，民间财富的累积率到了宣德年间达到了一个峰值。这大大刺激了各阶层的消费需求，加上朝贡贸易和远洋贸易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品种繁多的商品和多种贸易需求正在不断给明政府的”宝钞“制度施压，推出一种全新货币制度的计划，已经迫在眉睫。
8亿存银的组成结构
然而，中国历代的贵金属产能水平都很低，官铸铜铁货币和民间私铸铜铁币的成色质量差异十分巨大，这给当时的贸易活动增加了额外的成本与风险。从宣德年间开始，政府已经逐渐默许白银这种贵金属开始在社会上流通，由于白银的成色及质量管控相对简便，熔铸的成本也低。一旦政府点头默许，社会上对白银的需求就如同开闸之水，一发不可收拾了。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尽管白银的需求量剧增，但又从哪里获取这么多白银呢？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的金银矿开采规模都不大，金银储备量很低。据加藤繁先生的考证，明朝之前中国的白银存量约在3.7亿两左右。那3亿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公元1601年明朝总人口在1.4亿左右，如按人均平摊这3亿两的话，一个人能分到2两6钱四分银。这2两多白银能买到什么呢？以明万历中期的米价计，100斤稻谷折价2两9钱1分银。也就是说，如果拿白银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那么一个普通民众在理论上是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他所需要的基本生存资料的。当明政府匆匆开启了白银时代后，严重的通货紧缩随之而来。这个坐拥海量财富的帝国，竟然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自己生产的东西。
白银帝国时代，被国际贸易无意间做空的白银货币，8亿存银量引发的悲剧
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当局的信中如此感叹道：既然一个男人能让他的妻子只花200里亚尔（25比索）就穿上中国丝绸，他就不会花200比索给她穿西班牙丝绸。另一个葡萄牙传教士罗德里格斯神父在1610年被德川幕府驱逐前，也曾在他的日记中如下记录道：在古代，甚至直到我们来到日本的时期，丝绸的使用都是罕见的，普通人不使用它，士绅也不穿，领主即使穿也不是经常……但自从丰城秀吉（1582~1598）时以来，贸易得到了如此的增长，以至于全国都穿上了丝袍。……甚至农民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丝肩带，稍微富裕的人还有丝袍。
海外贸易利润
从16世纪开始，明朝国内日益膨胀的白银需求，促使商人们将目光从贫瘠的当地银矿移开，在西方人称之为银岛的日本，美洲地区，大量被开采的银矿被中国商人引入国内。这些商人用香料、瓷器、生丝和其他奢侈品换回大量的银币，再用这些银币采购更多的货物，换取更多的银币。从正统元年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436~1644年）的208年时间内，中国共引入白银3.8亿两，加上这期间自己开采生产的白银约3000万两，小计4.1亿两。这就意味着，单单明朝统治中国的这200多年时间里，涌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已经超出之前两千年里所有国内白银存量的总和。
我们大部分人都清楚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货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商品进行等价交换的一种媒介。当白银这种货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时，势必要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流出。想获取4.1亿两白银，明政府需要花费什么样的代价来交换呢？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张图看出一些端倪。从1500年开始，明代国民财富累积率开始巨幅下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零值乃至于负数。由此可见，当国外白银开始大量涌入时，整个明朝社会的财富开始缩水了。到了张居正时期，一条鞭法将国家财政赋税与白银正式挂钩，意味着一场席卷白银帝国的金融风暴即将拉开了它诡异阴森的帷幕。
大量引进白银后
国外资本涌入前，明代的银币定价始终维持在高位水平，整个经济大环境处于紧缩状态。而当国外银币的涌入时，外国商人则可以用高位的货币定价去购买中国商品，如我上面引用的外国史料那样，西班牙丝绸的价格相当于中国丝绸价格的10倍。日本在出口大量银矿后，竟然连普通农民都可以穿着丝绸，这在当时的国内是想也不敢去想的事情。那么，一个严峻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当国内频繁输出大宗物资来换取银币时，一方面会让国外需求市场呈现饱和状态，进一步压低明朝的商品出口价格，压低顺差率。另一方面，大量物资的出口没有换回实际价值的商品，导致国内市场商品奇缺，物价上涨。在贸易顺差空间越来越小，外贸收入逐年降低的关键时期，张居正又将国内财政收入与白银捆绑，致使政府没有能力协调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经济危机一触即发。
政府财政捆绑白银后
在明帝国发动了五次对外大规模战争后，这一问题越发严重起来。首先，明政府在管理白银流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我们设想的大不一样。政府并没有白银货币的定价权，他只依靠收取白银流通时的税费来维持管理费用。也就是说，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决定商品的采卖价，这与国家铸造的纸币、铜铁币有着巨大差异。当国家以白银货币这种形式征收普通农民的赋税时，那些普通农民甚至是中产阶层将要先把自己的实物在商人处兑换成银两，然后再向政府缴纳相关定额。这其中，商人将要赚取30%~50%的差价利润。尽管当时已经有了十分严重的通胀问题，但经过中间商的这层盘剥，普通农民或中产阶级拿实物兑换到的白银数量却没有增加，而且，他们紧接着需要开支的白银量却大大增加了。破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其次，当政府需要某些财政开支时，也是用白银进行结算的。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万历四十一年在山东展开的一次赈灾活动，政府预算开支300万两白银。但收购的赈灾物资实际价格已经上涨到了550万两。为了弥补这次亏空，内阁调用了兵部和工部用于其他方面的资金来填补。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政府财政窘况，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为止。
明代货币需求估算
当然，政府内阁也曾多次上调赋税定额，但这种上调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普通农民和中产阶级并没有在通胀环境中得到价格保障，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十分恶劣。一旦大幅度上调赋税定额，全国暴乱将一触即发。对此，明代内阁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即使是到了崇祯末年，税率也只上调了20%左右，即普通百姓每实收一两白银，起征0.068两。然而，就是这个0.068两，却成为压垮白银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自成即将带领破产的农民砸开明帝国的金库，在那里寻找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
我们突然发现：自从白银大量涌入明帝国后，政府和民间似乎都变穷了。那么？谁富裕了呢？在这些白银涌入国内市场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市场一时之间无法消化，那些获得大量财富的官商集团，一方面将贵金属囤积起来，供自己消费享乐。还有一大半则拿出来投资土地，尽管那些濒于破产的农民果断出让了自己的土地，但整个明朝的土地到了万历时期仍然供不应求，全国平均的土地价格已经疯涨了3倍。一亩土地每年理论上的净利润约在8分银左右，而江浙一带的土地价格已经炒到了4两一亩。或者可以这样计算，一亩良田需要攒50年的利润，才能拿回全部的投资。为了尽快收回成本，大地主们不断提高田租，到了后期，一亩田的田租需要缴纳一石三升的租金，佃农，即当时的无产者已经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保障。
白银通胀带来的严重后果
白银的大量涌入和滞缓的货币改革制度，迫使中产阶级破产，大量财富集中到了官商集团手中，他们疯狂的兼并土地并大幅度增加田租，又迫使已经破产的中产阶级放弃了租种土地来维生的希望。流民四起，暴乱丛生的明帝国，在张居正死后，终于清醒的认识到：所谓的白银帝国，只是昙花一现的虚假繁华罢了。尽管明帝国拥有8亿两之巨的存银，但这些钱并没有集中在政府手中进行统一管理，也没有合理存储在民间，而是被大量囤积在少量富人手中，以及流通在虚高的田产交易中了。
结语
大量白银涌入国内市场所造成的应激反应，加上张居正的财务税收改革，把明帝国的经济拉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普通百姓的收入在白银通胀下变得越来越低以至于破产，而帝国财政也因为白银通胀而支出越来越高，赤字问题在张居正之前或者之后，都始终是明政府最头疼的问题。与此同时，长期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迎来了新一轮的财政紧缩期。他们已经无法拿出更多的银币来维持与中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这也让明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次饮鸩止渴的机会。
欧洲人将美洲，日本的白银输入明朝，阴差阳错地把明代白银货币从高位定价上做空，但他们本身的出发点或许并不是如此，至少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而真正接着这波做空谋得巨大利润的，则是明政府的官商集团。他们用自身的特权买空卖空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经济，让这个曾经占有世界财富三分之一的帝国崩塌于无形，让华夏之后的历史发展曲折多难，而始作俑者，谈艺这篇文章不足以全然为大家解释清楚，但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打开只有10万两存银的国库时，在他脑海中出现的疑惑以及他之后采取搜查官员财产的做法，或许能让我们多多少少得到一点相关的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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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料
《明实录》、《明史》、《明会典》、《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万历嘉定通志》、《嘉靖常熟通志》、《春明梦余录》、《万历会计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