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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为啥不敢惹新加坡

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花园城市,经济发达,金融中心,街道干净,人民生活幸福,官员清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高大上的国家。

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几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了?西方媒体那么擅长质疑政府,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总理一当30多年,过了几年换儿子继续当,执政党50多年未变的东方国家?

其实,西方媒体对于新加坡的批评,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而剑桥大学毕业,在英国拿到律师执照的他,从来不靠嘴巴斗争,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让媒体付出惨痛代价。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来,那些和他打过架的媒体,只能用“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形容。

驯服西方媒体

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显示出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一个英文是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的国家,曾经一贫如洗被马来西亚赶出了家门后不知怎么办的国家,西方媒体以为,新加坡又是他们遇见过的那种后殖民地。于是,批评报道纷至沓来,针对李光耀这个长期执政者的批评也不少。

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了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当然啦,人家没登。然后《时代》的销量被从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

《时代》杂志从此获得了“听话技能”。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掌握”了这项技能,比如《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等,有好几家还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是《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总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销量从5000减到了400,然后一向爱表示对他国遗憾的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了遗憾。

有政府撑腰,《华尔街日报》本该舒服点,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于是对方没再插嘴。

随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卖报收入”,拯救那些想读本报而不可得的读者,免费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没有?李光耀也来了个道德感爆棚的回复:可以,但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灰溜溜地表示不接受,辩驳说这样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李光耀立刻回应:新加坡政府来出你们额外开支的一半。

该报拒绝后,再未回应。

最为精彩的则是李光耀大战《泰晤士报》。那是1990年,该报一位记者发文指责李光耀本人,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亲自应战,于是写信给这位叫莱文的记者,邀请他在伦敦来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对方第一波认怂的理由是,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李光耀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他早就联系了BBC的主席,答应腾出半小时给这场辩论。

对方第二波认怂的理由是,你在报纸上被骂的就应该通过《泰晤士报》作出回应,不能换媒介啊。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当面对质真遗憾啊。《泰晤士报》没登,于是李光耀买了《独立报》半个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登了出来,并在BBC接受采访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那个记者就真的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了!

李光耀的智慧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之后,从来没有反对派对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有过任何威胁,在议会的80多个席位里,反对派好的年头也只能拿到2、3个席位。总理嘛,李光耀当了31年,交给了手下亲信继续当,过了几年儿子李显龙接任……

把政治对手都收拾得服服帖帖,遑论散兵游勇的媒体。李光耀旗帜鲜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闻自由”那些东西。

“西方制度容许富裕的报业巨子决定选民每天该阅读些什么,我却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没打算掩饰。

李光耀的一句话讲得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之大,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站在东方一个小国的李光耀,历经半世国家飘零、发展艰辛,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心,对于这些理论在新加坡的适应程度不以为然。与那些只会对骂的国家不同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正在加大外宣力度的中国,不妨从中寻找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文章来源于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