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恐怕是樟宜机场自1981年启用以来，新加坡天空最冷清的一年。
交通部长王乙康今天（6日）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时，用以下几个数据说明了这种现象：
- 樟宜机场目前的乘客量只有冠病疫情暴发前的1.5%；
- 客机的航班数量是疫情暴发前的6%；
- 疫情暴发前，我国一共有飞往全球160个城市的直航航线，但如今只余下49个城市；
- 我国机场在冠病疫情前是全球第七繁忙的国际机场，如今已下滑至第58名。
1981年7月樟宜机场第一航厦正式启用时，该月迎来了31万8493名乘客，但今年8月，樟宜机场只服务了3万2865名乘客。
当新加坡天空不再热闹，意味着本地的航空枢纽地位岌岌可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是无远弗届。
这已不是王乙康首度用“肺”这个器官名词形容我国的机场。
“就像人体的肺吸入氧气，给予身体的每一部分活力，机场连结了新加坡和外面的世界，为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动力。”
“当我们的边境封闭的时间越久，我们失去航空枢纽地位以及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的风险就越高。”
王乙康表示，政府不会坐以待毙，并将在疫苗问世前为重振樟宜机场的枢纽地位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
“一厢情愿”的单方面开放？
王乙康说，除了持续和更多国家协商建立互惠绿色通道，逐步增加转机旅客，我国已准备单方面向疫情稳定、且在公共卫生系统及确诊率等方面条件与新加坡相近的国家，解除边境限制。
“纯粹从传染率的角度来看，当来自这些国家的旅客抵达樟宜机场时，他们携带病毒的风险并不会比一个从裕廊或三巴旺来的本地居民还高。”
然而，即使对方的公民能前来我国，新加坡人仍将受制于对方的边境限制而无法前往。
目前我国已对文莱及新西兰单方面开放，不过上述两国不鼓励以及限制其人民出游，我国民众也受制于对方的边境限制而无法前往旅游。换句话说，这有点像是我国的“一厢情愿”。
不过，王乙康强调这样的举措仍有其必要性，原因是：
- 当我国政府向疫情稳定的国家单方面开放边境后，一旦对方政府也决定对我国开放，那过程中就可省去冗长的双边会谈，直接恢复两国通航。
- 这是一个“实质的邀请”（standing invitation），当新加坡向某个国家单方面开放边境时，即使对方还没准备好对我国解除边境限制，但当他们准备这么做时，就会“第一个想到新加坡”。
政府也将和疫情稳定的相关国家展开“航空旅行泡泡”（Air Travel Bubbles）的磋商。
王乙康表示，“航空旅行泡泡”和互惠绿色通道并不一样。前者将允许一般游客入境，且不需要遵守事先安排的行程，而后者则只开放给商务及公务旅客。
他透露，香港目前正在与我国商讨“航空旅行泡泡”的安排。
除了向疫情稳定的国家伸出橄榄枝，政府抗疫跨部门小组也将探讨开放来自感染率较高国家的旅客入境的可能性，例如以更严格及更频繁的冠病检测、将相关旅客和本地社区隔开以及严密追踪等方式取代现有的14天居家通知。
条件和六个月前相比大不同
无论是上述哪种开放选项，冠病检测都是不可或缺的预防措施，旅客在出发前及入境时皆必须接受冠病检测。
和六个月前相比，我国现在显然较有“底气”逐步开放边境。
王乙康提到，今年3月我国每日只能进行2000个冠病检测，但如今我国的检测能量已提升至每日可为2万7000人进行检测，当局也正寻求在今年11月前进一步把检测能量提升至每日4万人。
与此同时，冠病检测的技术也持续精进，能以更快的效率在更短时间得到检测结果。
他把冠病检测形容为“解锁航空旅行的钥匙”，在出发旅行前接受冠病检测，未来将会像登机前检查行李一样成为国际规范。
为此，樟宜机场已经设立了一个每日能为1万名乘客检测的设施。同时，当局在接下来几个月也将在樟宜机场设立专用的实验室来检测样本。
除了冠病检测能量，我国受控的疫情、透过“合力追踪”应用程式加强的追踪能力，以及有越来越多国家抱持相同的开放思维等时空条件，也是我国可以进一步寻求松绑边境以振兴本地航空业的利多。
王乙康强调，新加坡是个没有国内市场的小国。
“我们必须拥有的，是慷慨大方的思维，这是一个航空枢纽的必要条件。”
他说，就像本地社会从病毒阻断措施后，逐步恢复正常生活一样，新加坡也必须谨慎、安全地逐步开放国际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