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周五啦！今天小编为大家解读吴晓波的《影响商业的50本书》的第三部分：动荡年代与潮汐的方向。
这一部分，你将会了解：
- 谁是最令人讨厌但读者最多的经济学家以及他的作品《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 非理性繁荣的含义以及预测了美国股灾的人物
- 一位坚定的政府干预主义者与他的代表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
- 关于公平与效益的讨论以及公平的代表作品之一《21世纪资本论》
- 一位美国家庭主妇关于城市建设的纯真想法
- “大数据”一词的发明者以及准确描述了互联网的《第三次浪潮》
- 互联网人都听说过的《失控》以及KK
- 《奇点临近》关于“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的热火讨论
- 什么是“戴尔冲突防治理论”，“金拱门理论”（《世界是平的》）
- 著名的《未来简史》，关于“99%的人将成无用之人”的说法
文章比较长，建议收藏之后阅读！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最喜欢说“不”的经济学家
通往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7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
——保罗·克鲁格曼
如果有人评选“全球最让人讨厌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1953—）很可能会排名第一，至少肯定不会跌出前三。
他是小布什总统最讨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最刻薄的批评者。他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轻慢，让他失去了最大的商业票房市场。每次经济学家聚会，他总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他又是全球读者最多的经济学家，其雄辩的文笔被认为是自凯恩斯之后第一人，更有人认为，他是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影响力最大的那一位。
读他的书，你也许会不认同他的观点，但会被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绚烂而辽阔的视野所迷倒。
地道纽约人，麻省理工大学毕业，耶鲁大学教学，25岁的论文获得诺贝尔奖，总统经济顾问，克林顿竞选顾问，一生盛气逼人，克鲁格曼暴得大名，是因为他准确地预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四小龙”快速崛起，1994年，克鲁格曼却不合时宜地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激烈批评新加坡、韩国等国家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资拉动，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东亚模式“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要幻灭”。
他拳打迈克尔·波特的竞争理论。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中，试图把商业界成熟的竞争理论延伸至国家治理。克鲁格曼却认为，“定义国家的竞争力比定义公司的竞争力困难得多，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会干扰国内政策的制定。……有人以为，一国的经济财富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在世界市场上取得胜利，这种看法不过是个假说，甚至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他继续脚踢东亚模式。他直接把“亚洲四小龙”称为“纸老虎”，他轻蔑地写道：“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他断定，它们不可能再保持前几年的速度，甚至有可能爆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危机。
就在此书出版的第二年，泰铢泡沫破灭，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各国，克鲁格曼成了那只预见了危机的“超级乌鸦”，《流行的国际主义》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在极短的时间里狂销120万册。
相比于国家主导模式或波特式的竞争理论，他更信仰市场和技术的革新力，认为真正重要的并非全球竞争，而是技术变革。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1999年，克鲁格曼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他警告人们，现实世界正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所有问题都一针见血地涉及需求不足。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
全书以很长的篇幅回顾了1997年7月1日——他称之为“世界新秩序的转折点”——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全景，同时以专题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和日本经济模式。克鲁格曼试图使眼前的世界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做一次大跨度的呼应，从中寻找出经济萧条的共同规律，以及新的应对策略。
进入21世纪之后的全球经济，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全面性的萧条，这当然不是经济学家们的功劳，而是要感谢乔布斯、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但是，局部的萧条从来没有消停过。
《非理性繁荣》：大股灾烧出的超级明星
我们所做的全部金融安排，都是为了尽最大努力，排除取之无道或一夜暴富得来的财富，让真正通过实力赚取财富的赢家留有获取尊重的空间。
——罗伯特·希勒
他是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专业领域是资产定价实证分析。在业余时间，他与卡尔·凯斯（Karl Case）受标准普尔公司的邀请，编制了一个以他俩的名字命名的凯斯-希勒指数，用于反映美国城市的房价波动。
1996年12月，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华盛顿发表了一次例行演讲，他用了一个新词——“非理性繁荣”，来形容股票投资客的行为。市场迅速对此进行解读，认为美联储将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了。第二天，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2.3%，全球其他国家的股票指数也随即应声而落。
2000年，希勒给自己的一部新著起名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他预言，美国的股市正处在“非理性繁荣”的高点，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拐点。
就在这本书刚刚被摆上各地书店的书架时，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从5133点崩盘式下跌，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跌到1108点，跌幅高达78%，数万亿美元灰飞烟灭。
希勒对拐点出现的预测，并不是新闻评论式的。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他画出了自1860年以来，美国股市的市盈率曲线图，发现在140年的历史中，出现过1901年、1929年和1966年三个峰值点，而历史事实是，它们都成了大股灾的前奏时刻。
在这个曲线图上，2000年是第四个峰值，而且是前所未见的“20世纪高峰”，所以，灾难的出现带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投机是贪婪天性的一部分，它像基因一样难以被更改。而对股票波动的预测，在金融理论界，一直有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一派是有效市场假说。其代表人物是尤金·法玛（Eugene Fama），来自美国西部的自由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法玛在1970年提出了这个理论，他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除非存在市场操纵行为，否则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来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另一派当然就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反对者。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法玛的那个“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同时，“有足够的理性，并且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做出合理反应的消费者”也不存在，罗伯特·希勒正是他们的代表之一。
在罗伯特·希勒看来，股市的非理性，是由市场和人性的双重缺陷共同塑造的。投资者的情绪、媒体、专家叠加成为市场情绪，与股价变动形成反馈环，最终形成泡沫。
因此，我们应该牢记，股市的定价并未形成一门完美的科学。投资需谨慎！
他在书中提出了制度和心理的“自我救赎”：
-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就会出台种种刺激政策，从而唤起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热情，当这一行为被认定为趋势，那么市场就会转热
- 而在热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恐惧就会累积，甚至美联储主席说出的一个新名词，就能造成市场的动荡。
但是，在泡沫破灭之前，没有人能够定义泡沫。悲剧往往在喜剧的高潮时刻出现，反之亦然。
他写道：导致人们行为的大部分想法并不是数量型的，而是以“讲故事”和“找原因”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你听见赌博者的谈话，就会发现他们通常是在讲故事，而不是评价事件发生的概率。
在写《非理性繁荣》一书的时候，希勒还做过一个小测试，他通过邮件的方式随机向147个人发出了一份问卷。在问及“股市是不是最好的投资场所”时，63%的人表示“非常同意”,34%的人表示“有些同意”，“中立”“有些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人数加在一起只有3%。
希勒对股市的下跌判断由此而来，这符合巴菲特的那句名言，投资人应该“在贪婪时恐惧，在恐惧时贪婪”。
《非理性繁荣》成为一本研究股市波动及制度分析的经典之作。希勒在书中，先是从结构、文化和心理性因素三个方面，对现代股票市场自创建以来的上涨与下跌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继而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进行了辩驳，最后，对“新千年初期的股市”做了展望，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在2005年的修订版中，希勒回到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新增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分析的章节，他指出，当时的美国房产市场的繁荣隐含着大量的泡沫，房价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下跌，而这种“非理性繁荣”的源头，是现有金融体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
在该书修订版出版一年多后，由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次贷危机真的如期而至了，罗伯特·希勒的预言再次应验。
2012年，希勒出版了《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一书，它可以被看成是12年前《非理性繁荣》的续篇。
在这十多年里，美国股市先是收复了全部的失地，并创造了新高，然后又在2007年再度泡沫破灭，接着又实现了稳定和反弹。在两个周期的大波动中，市场和政府监管当局展现了全部的智慧、无知与不平等。
希勒分析了活跃在资本市场的所有参与者的角色、责任与合约缺陷，在他看来，目前的金融秩序其实无法化解非理性所带来的风险。他建议设立一个包含各种风险信息并能够对其进行及时处理的数据库系统，构成金融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在这个“超级大脑”的帮助下，反映出所有的风险，并从此创造出新型金融工具。
在希勒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金融创新，才可能实现金融民主化，从而分散风险，让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享受商业进步的红利。
他感叹说：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的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为“守夜人”划定边界
政府应该在更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如果要把当世美国经济学家聚在一起，整一出“锵锵三人行”，最合适的人选，应该就是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和罗伯特·希勒。
他们都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是颜值担当，话锋犀利，而且得理不饶人。克鲁格曼代表市场，斯蒂格利茨代表政府，希勒代表“非理性”。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194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6岁就当上了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他的经济学见识都起源于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悖论——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Grossman-Stiglitz Paradox）：
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场效率和竞争均衡是不相容的，价格不可能充分显示。
20世纪80年代之后，哈耶克的“假想敌”——计划经济无论在理论、国家治理和道德层面上，都已经破产了。在西方或东方，原教旨意义上的计划派、市场派其实都不存在了。
最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其实只剩下了一个：市场失灵与政府调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集结了七位经济学家关于上述问题的论战文章。在书中，斯蒂格利茨先是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国政府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其他市场化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一比例更高达1/2。他继而把政府的作用划分为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作用，前者要回答“怎样生产产品”，后者要回答“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
他的核心观点是：“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如果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市场失灵”，那么，它也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斯蒂格利茨显然看到了这一事实，他对政策工具在调控中的自我约束进行了讨论，建议引入创新、激励和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供给的效率。他试图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来规范政府参与经济的行为。
1993年，斯蒂格利茨离开高校，去往华盛顿从政，他担任了4年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3年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时候，他已经重返熟悉的校园。在后来的两年里，他先后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喧嚣的九十年代》（TheRoaring Nineties）。
在这两部书中，他以简明经济史的手法回顾了刚刚发生的历史，包括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高速增长、 “9·11”事件、狂热的放松管制、安然丑闻、东亚金融危机及越来越严重的分配不公平。
“毁灭的种子是什么？第一个是繁荣自身。”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写道：“也许自从郁金香泡沫之后，市场的非理性从来没有表现得像最近这样的明显。”他批评了市场，同时认为政府没有很好地扮演平衡的角色，以至于出现了“廉价的增长”。
他再次重复了十多年前的警告：不受约束的市场远非经济繁荣的引擎，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恰当平衡，公司和经济都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这不仅仅是好的道德教化，还是“好的经济学”。
2012年，勤奋的斯蒂格利茨又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书，这个时候，他成了反省全球化的“斗士”。在他看来，“人均GDP可能上升，但大部分公民的生活可能年复一年原地踏步甚至过得更糟……我们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承诺我们要做的事情，与它们实际做的事，两者天差地别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统计，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的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总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他把林肯总统的名言“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讽刺性地改为“1%所有，1%所治，1%所享”。
作为一个坚定的政府干预主义者，他对政府机制了解得越透彻，失望便也越深重。
《21世纪资本论》：让公平重新回到辩论的中心
不平等是一种政治建构，而并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是时候走出这个财产神圣化的时代，超越资本主义了。
——托马斯·皮凯蒂
皮凯蒂生于1971年，22岁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谋到了助理教授的教职。但是，他对美国式的生活没有兴趣。1995年回到了巴黎，31岁时，他被评为法国年度最佳青年经济学家。35岁时，皮凯蒂创办巴黎经济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作为萨特存在主义信徒的儿子，皮凯蒂继承了叛逆和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传统。
与美国经济学家专注研究“发展”不同，皮凯蒂把他的学术重心放在了“公平”上，这是欧洲左翼传统的出发点。
而与其他欧洲学者不同，皮凯蒂的理论工具来自数据模型，而不仅仅是逻辑推导和意识形态的愤怒。
在博士时期，他就开始用数学方法对税收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2003年，他与同事合作发表论文，研究了美国1913—1998年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家庭所占有的国民收入比重的变化，20世纪初，他们占有的财富比重急剧上升，二战期间出现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大幅增加。
接着，皮凯蒂将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拓展到英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建立了包括30多个国家的数据在内的“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他们发现，在2012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拿走了22.5%的财富，这是1928年以来的最大值！他的实证研究激起巨大反响，成为近年来各国反金融资本主义寡头运动最重要的理论武器。
《21世纪资本论》是皮凯蒂这一系列研究的总结。他警告人们，分化的力量随时可能占据上风，现在似乎正在重蹈20世纪初期的覆辙。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持续下去，财富分配的长期变化令人不寒而栗。
在书中，皮凯蒂提出了资本“向心论”：
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将加剧——因为利润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收入，会比工资收入增长更快，而后者是绝大多数人的饭碗。
通过对近300年欧美经济史的数据统计，他得出了让人近乎“绝望”的结论：
资本报酬率维持在每年4%～5%的水平，意味着每14年左右财富翻番，而国民收入每年增长1%～2%，意味着起码每35年收入才能翻番。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是一种必然现象。
皮凯蒂还使用了很多极端的数据，比如：
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个CEO的薪水是公司里基层员工的20倍，如今，世界500强公司管理层和基层薪资比大于200倍。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等于最穷的35亿人的资产总和。“我们的世界将重现19世纪欧洲的场景，平均主义的先锋思想将被遗忘，而新世界可能沦为拥有全球化经济的老欧洲。”
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征收“财富税”：对全球富人征税，并对最富人群提高税率。
税率要多高？根据皮凯蒂团队的计算，发达国家理想的最高税率可能要高于80%。他以美国为例，认为对年收入高于50万或100万美元的个人征重税，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增长，还会让更多的人享受增长的果实，因为它对无用甚至有害的经济活动起到了合理的抑制作用。
发展与公平，如同一对恩怨交叠的兄弟。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它们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势同水火，此消彼长。
凡是倾向“患不均”一侧的思想者，都很容易站在道德的高点上，人们往往因为在内心呼应了他的控诉，而放弃了对他给出的解决方案的警惕性。如果富人的税收真的大幅度提高，就公平了吗？
对皮凯蒂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他漠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消除贫困和延长寿命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其二，他所提出的“财富税”方案，不但缺乏推行的实际可能性，而且意味着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暴力掠
夺。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家庭主妇对城市的抗议
城市美化运动的全部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了牺牲品。
——简·雅各布斯
简·雅各布斯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城市规划的专家，她仅仅是一个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作家，偶尔也给《纽约客》或Vogue杂志写写专栏。她代表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普通人。
但是这本书几乎颠覆了以往的城市规划理论，也几乎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
她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和重建活动的抨击。”
在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美国发生了一场壮观的城市再造运动，旧的街道被彻底改造，贫民区相继被拆除，摩天大楼的纪录被一再打破。（像不像这些年的中国）在这场大造城运动中，主流的理念是机器美学和新功能主义建筑哲学。甚至有人提出，“新是唯一的哲学”。
可爱的老太太
然而，在家庭主妇雅各布斯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潮流，她在书中描述说，“生机勃勃的城市要有如下条件：零售与住宅相融；街道短小而不间断，避免长条封锁状；建筑物最好有新有旧，且融合不同的功能；此外，人口密度要高”。
在书中，雅各布斯对众多世界知名的城市规划师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包括旗手型的人物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柯布西耶是现代主义城市建筑的主将，他提出了“光辉城市”的理念，认为城市应当按照需求严格分区——高密度的居住与工作空间、专为汽车交通建设的路网、集中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此提高城市与居住者的效率。日后盛行的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模式即源于柯布西耶的这一构想。
雅各布斯认为柯布西耶是那个“把反城市的规划融入一个罪恶城堡里的人”。她写道：“这样庞大而引人注目的作品表现了某个人的成就，但是，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正如花园城市一样，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有说。”
继而，她用散文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心目中的城市场景：
早上，杂货店的店主打开窗户，中学生们在上学路上把包装纸丢在地上。中午，裁缝打开窗给花草浇水，爱尔兰人在白马威士忌酒馆里晃荡，也会“舞出一个舞步”，比如把钥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城市里到处是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人们能享受到拐弯的空间感乐趣。
她笔下的城市是现代的，但同时更是混乱的，并充满了人的气息，这当然与柯布西耶式的注重功能秩序、整洁和社区分割的新城市主义背道而驰。
在书中她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街道眼”（Street Eye）：
反对建设那些寂寥而空旷的“花园城市”，它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与大多数城市规划师认为“城区越老就越破败和越不安全”的观点截然不同，雅各布斯用强有力的案例和亲身体验证明，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对社区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她指出，交通拥堵不是汽车多引起的，而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汽车而导致的。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而成千上万的人的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
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央商务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是功能不良的。她用尖刻的口吻写道：“城市设计的规划者们和建筑师们……费尽心思去学习现代正统规划理论的圣人和圣贤们曾经说过的话……他们对这些思想如此投入，以致当碰到现实中的矛盾威胁到要推翻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时，他们一定会把现实撇在一边。”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最后一页，雅各布斯写道：
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这种对自然和人性的尊重，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刷新了人们对城市和栖居的理解。
《第三次浪潮》：他把新世界的地图徐徐展开
第三次浪潮拆散了我们的家庭，动摇了我们的经济，瘫痪了我们的政治制度，粉碎了我们的价值观，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明天的权力争夺必须以此为背景。
——阿尔文·托夫勒
阿尔文·托夫勒（1928—2016）去世于2016年，时年88岁，他目睹了自己30多年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人类面临一个量子式的跃进，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的重组。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但是却参与了建立新文明的基层工作，这就是第三次浪潮的意义。”
阿尔文·托夫勒当过5年的工人，对车间和流水线有最切身的体验。二战结束后，他成为一名记者。1960年，托夫勒去IBM实地调研，写了一篇题为《计算机对社会和组织的长期影响》的考察报告，预见到大规模生产向服务和知识工作的微妙转变，这份报告触发了IBM向数字化技术的转型。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各国的制造业相继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与之相伴的是中产阶层的大规模崛起，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而能源危机的火苗时时闪现，全球经济被前所未见的“滞胀”所困扰，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为纾困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托夫勒打开了一扇窗。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托夫勒先是对人类的商业文明史进行了大胆的断代，他把经历了几千年演进的农业革命定义为第一次浪潮，把已经进行了300年的工业革命定义为第二次浪潮，进而，他顺理成章地提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横扫过去一切的第三次浪潮时期。他大胆宣布，“工业主义灭亡，新文明崛起”。
《第三次浪潮》在10年内，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发行量超过惊人的1000万册，是史上卖出最多的未来学著作。这与托夫勒大胆而肆意的文风大有关系。
有一些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名词，都是在《第三次浪潮》中第一次被托夫勒发明出来的，比如，大数据、跨国公司、无纸化办公、产消合一等。
在1980年，电脑已经诞生了30多年，也有一些实验室在构想信息化网络的可能性，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仅仅站在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效率提升的高度。托夫勒却把它看成是“新文明形态的诞生”，在他看来，信息化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信息流动所产生的难以计量的非结构性数据，将成为新的资产，“数据即财富”。
众所周知的是，互联网经济的真正出现是在1995年前后，并在其后的20年里再造了全球经济格局。但是在1980年托夫勒的作品里，已经随处可见他对变化的预见。
在他看来，信息将几十亿人口系统地连接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没有人能够独立控制其命运的世界。我们必须重新设计重要的管道，以配合递增的信息流量，这一系统必须依赖电子、生物和新的社会科技。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市场”的文明。
这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对互联网的第一次清晰描述。
在信息化时代，大市场将分裂成繁复多变的小市场，出现更多各种形式、类别、尺寸、颜色的产品，这意味着传统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模式将崩溃。而在流通领域，则需要一种新的、能够符合多样化需求的服务模式。在这些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工业4.0和电子商务平台的飘渺身影。
在20世纪70年代，怀孕自测用品在欧美国家被发明和流行起来，从这个微小的细节，托夫勒敏锐地洞见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可以看到产消合一者的地位日趋重要。”
托夫勒还看到了跨国公司的崛起。随着发达国家的制造成本日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公司试图建立一个特殊的全球性生产体系。“就全球权力体系而言，跨国企业的崛起削弱了国家的角色，此时正是离心压力即将导致内部分裂之际。”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托夫勒说道。
《失控》：互联网世界的“预言帝”
跟30年后的我们相比，现在的我们就是一无所知。必须要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尚处于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开始的开始。
——凯文·凯利
《失控》中文版80万字，厚达700多页，几乎很少有人逐页完整读过，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本书。
创作于1994年的《失控》，以“先知”的姿态，勾勒了互联网经济的产业图景。
在中国阅读界，很长时间里，《失控》是一个传说。因为它实在是太厚了，充斥着无数陌生的科技名词，令人望而生畏，没有一家正规的出版社愿意出版它。
直到2008年，一群年轻的科技爱好者实在忍不住了。他们在互联网社区里发起了一项众筹翻译的工程。
他们创建了维基页面和谷歌小组，公开招募翻译者——他们中有大学生、教师、公务员及自由职业者，通过“乱哄哄”的协作方式，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文版的翻译初稿。
KK本人对这样的翻译方式非常惊讶，但觉得这就是“失控”的体现。
凯文·凯利大学读了一年就辍学了——辍学似乎是美国互联网人的优良传统，在长长的辍学名单中，包括盖茨（微软）、乔布斯（苹果）、杨致远（雅虎）、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创办谷歌）、扎克伯格（Facebook，脸书）、陈士骏（YouTube）、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创办Uber，优步）、杰克·多西（Jack Dorsey，创办Twitter，推特）、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办Tesla，特斯拉）等等——然后用打工赚来的钱买了一张飞往亚洲的机票。
接下来的8年，他一直在亚洲各地游荡。
28岁那年，他又骑自行车跋涉8000公里，横穿整个美国。
29岁，他创办了一本杂志，后来参与创办《连线》杂志，担任创始主编。
1984年，他在硅谷组织了全球第一次黑客大会。
1990年，KK开始写作《失控》，那时，还没有万维网，因特网尚处在实验室的仿真阶段，连计算机绘图也很少见，但是，KK说：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
在《失控》中，KK把人类历史对自然的认识过程分为四次“认知唤醒”：
第一次是哥白尼——“地球不是宇宙中心”；
第二次是达尔文——“我们是其他生物进化来的”；
第三次是弗洛伊德——“我们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意识”；
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便是机器智能的认知唤醒——“生物和机器的结合，无论生物还是机器，其实都是进化体”。
KK身处互联网爆发地硅谷，《失控》所要描述的是信息化革命在软件、硬件及系统领域的种种新突破，但是，他用了非常多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知识及案例，这本书读上去很像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甚至这本书的副标题直译过来便是——“机器、社会系统和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
KK对互联网的本质性理解：它是一个失控的、不断演化的生物体，世界将因此去中心化。
生命和机械体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具备活系统。
而只要是活系统，就具备自组织、自进化的能力。
他因此提出了自然界的“造物九律”：分布式状态；自下而上的控制；培养递增收益；模块化生长；边界最大化；宽容错误；不求目标最优，但求目标众多；谋求持久的不均衡；变自生变。
从自然界到同样符合“九律”的互联网产业，KK总结了四个基本生存特征：
- 共生——便捷的信息交换以允许不同的进化路径汇聚在一起；
- 定向变异——非随机变异及与环境的直接交流和互换机制；
- 跳变——层级结构和模块化，以及同时改变许多特性的适应过程；
- 自组织——具有自我进化和纠错能力的发展过程。
在书中，KK一再强调非线性和连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单个进化体的价值，由他和这个系统连接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未来所有的变革都将以出其不意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爆发，因此，他引述了皮埃·阿博彻的话：
“我更关心那些空白的地方，那些能想象得到却实现不了的形态。”
KK还发现了在互联网环境下，某些与工业革命时代截然不同的竞争规律。
- 赢家通吃：在一个高度连接、高速运转的信息社会里，一旦你顺应趋势又方法正确，那你的领先速度会变得非常快，将更容易进入爆发式的增长模式。
- 边界突破：传统的机会都存在于核心区，而未来拥有更多机会的地带将是边界，也就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边缘地带。未来的创新往往将会从行业与行业、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激烈碰撞中产生。
在硬件部分，凯文·凯利天才地预见到了信息颗粒度的最小化及因此带来的改变。他认为，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穿的衬衫、建筑物上的每一块砖，都可能被植入一个硅芯片，从此，这个世界将“万物互联”。
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经济、共生双赢，这些互联网热词的第一次出现都在《失控》一书中。
KK在中国演讲
凯文•凯利经常到访中国，2013年，他在北京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有一次对话。马化腾问他：“KK，你认为即将颠覆腾讯的那个企业是谁？”
KK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现在给我1亿美元，我就告诉你。”
接着他说，“即将消灭你的那个人，迄今还没有出现在你的敌人名单上”。
《奇点临近》：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
我们有能力理解、模拟，甚至拓展自身的智能，这便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的一个方面。
——雷·库兹韦尔
库兹韦尔把焦点放在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主题上：机器什么时候战胜人类？他预言，到2045年，机器人的智能将超越人类。
他把这一时刻称为：奇点。
奇点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点，它是天体物理学的概念，指的是宇宙“大爆炸”刚发生时的那一状态。
库兹韦尔是一个拥有13项荣誉博士头衔的科学家，入选了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获得过全球最重要的发明奖——莱梅尔逊（Lemelson-MIT）发明大奖。世界上的首个电子音乐键盘就是他的杰作。
库兹韦尔预测，在21世纪的前50年，机器智能可以媲美人类。
早在1968年，美国科学家就曾秘密邀约国际象棋大师与计算机对弈，此后一直没有间断。1997年，IBM公司有一台超级国际象棋电脑“深蓝”（Deep Blue），它重1270千克，有32个“大脑”（微处理器），每秒钟可以计算2亿步棋。
1996年2月10日，“深蓝”首次挑战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以2胜4负落败。1997年5月再战，“深蓝”以2胜1负3平获胜，这场“人机大战”轰动世界。
他在《奇点临近》中提出了“加速回归理论”，他认为，我们已经完整地经历了5次计算范式的创新，分别是机电计算器、继电器计算、真空管、分立式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著名的摩尔定律就是关于第五范式的规律洞见，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六范式阶段，技术发展的指数趋势和性能增长的单位成本已远远超出摩尔定律的预测。
根据库兹韦尔的计算，超级计算机将在2010年前后达到与人类大脑性能相当的计算性能，在2020年前后，电脑的算力将媲美甚至超越人脑的水平，到2027年电脑将在意识上超过人脑，2045年左右，“严格定义的生物学上”的人类将不存在。
他因此激情地预告，“我们的未来不是再经历进化，而是要经历爆炸”。
计算速度的指数级加速，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它指向两个“终极问题”：机器有可能替代人类吗？以及，人类有可能永生吗？
库兹韦尔继续用他极其繁复的公式、数据和图表来为我们寻找答案。他认为，未来将发生3种重叠进行的革命，他称之为GNR，即基因技术（G）、纳米技术（N）和机器人技术（R）。
- 基因技术：通过理解信息在生命中的处理过程，我们开始学习改造自身的生物特征，以消除疾患，激发潜能，从根本上扩张生命的力量。
- 纳米技术：将使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和重构身体和大脑，以及与人类休戚相关的世界，并可以突破生物学极限。
- 机器人技术：这是最具威力的革命，具有智能的机器人脱胎于人类，经过重新设计后，机器人的能力将远远超过人类所拥有的能力。
库兹韦尔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逆向设计生命与疾病内在信息处理的初级阶段。
如果排除特定的医学上一般可以预防的情况，人类寿命可超过150岁，如果能预防90%的医学问题，则可超过500岁，如果预防率达到99%的话，我们可活过1000岁。
同时，GNR还可能让人类的存活方式向非生物化探索，那就是大脑移植方案——通过扫描人脑，捕捉所有主要细节，然后将人脑的状态重新实例化到一个不同的、可能更强大的计算机中，由此，人类将在意识的意义上获得永生。
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认为：“人类的大脑没有能力理解本身的智能，这也许只是命运中的一个意外。”在今天，这个“意外”有可能被技术克服。
库兹韦尔大胆地预测：这将是一个可行的步骤，并且最有可能出现在21世纪30年代末……我们将不再需要把死亡合理化为给予生命意义的主要办法。
库兹韦尔在书中举例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J.K．罗琳（J.K. Rowling）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中描述的所有魔法都会变成事实：通过纳米设备，小说中的“魁地奇”运动以及将人或物体变成其他形式的行为，在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环境中，将被实现。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出所有科学家的预计，而它对人类工作的替代和协同效应也开始清晰地呈现出来。
- 在2015年4月，苹果公司发布2015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没过几分钟，美联社的报道《苹果第一季度营收超华尔街预测》出炉，这篇行文流畅的报道是由“机器人记者”完成的，它每个季度能写出3000篇这样的报道，同时对美联社的写作风格了如指掌。
- 2016年3月，谷歌的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AlphaGo），毫无悬念地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给一个叫索菲娅（Sophia）的“女性”机器人颁发了第一张“人类身份证”。
科技的突飞猛进，很容易滋生唯科学论，即认为“科学的发展不再为了某个特定目标，它自己就是最终目的”。作为一个当代科学家，库兹韦尔并不持有如此绝对的态度。在《奇点临近》中，他同时对技术进步的后果进行了思考。他警告说，新生物工程可能带来病毒的潜在威胁，纳米技术可能引发自我复制的危险，而随着超越人脑的机器人的出现，我们如何免遭侵袭？
与此相关，还将诱发出更多社会和伦理意义上的讨论：在未来，什么是工作？我们还需要爱情和家庭吗？国家将是什么？现实与虚拟世界，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如果死亡消失，我们又将如何安置灵魂？
他在《奇点临近》中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事实将证明，我们始终是“中心”。我们有能力在大脑中创造模型来虚拟现实，凭借这种能力再加上一点前瞻性的思考，我们就足以迎来又一轮进化：技术进化。这项进化使得物种进化的加速发展过程一直延续，直到整个宇宙都触手可及。
《世界是平的》：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
世界变平的过程是发生在我的噩梦过程中的，我错过了这一过程。我不是真的睡着了，但是我在忙碌之中错过了它。
——托马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是当今世界读者最多的商业记者之一，他每周两次固定发在《纽约时报》的国际事务专栏，被700多家媒体采购转载。从1971年起，他就在中东从事采访工作，之后常年驻点印度，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全球化三部曲”：《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其中，《世界是平的》被《纽约时报》和《商业周刊》评为年度图书，并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第一名。
第二大动力，便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也就是阿尔文·托夫勒所定义的第三次浪潮时代的到来。“个人电脑、传真机、Windows操作系统和调制解调器的广泛应用，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些都是启动全球信息变革的基本平台。”
弗里德曼把“工作流软件”视为第三大动力，它指的是商业公司通过新的标准和交互工具，得以实现劳动资源的重新分配，由此创造出一个具有多种合作形式的全球新平台。他认为：“这是世界变平的创世纪时刻，这意味着一切都开始成型。”
在个人知识分享层面，弗里德曼受到凯文·凯利的启发，把“上传”视为第四大动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开放源社区、博客和维基百科等商业模式，把知识传播的权力让渡给平民，彻底摧毁了知识传播的等级结构和巴比伦塔。
上述四大动力，可以说是勾勒了“世界变平”的政治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新格局，其他的六大动力是在这一基础上的重要应用，它们包括：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优化、内包、搜索服务和移动办公。
弗里德曼试图将之“版本化”。在他看来，全球化1.0发生在国家之间，全球化2.0发生在跨国企业之间，而已经到来的全球化3.0则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合作。随着颗粒度越来越小，公民在政治和商业行动上的主动性将越来越大，从而把世界推平。
他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金拱门理论”：
凡是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理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国内中产阶层实力足以支撑起麦当劳的服务网络，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们是不希望发生任何大规模战争的，他们宁愿选择排长队等候汉堡包。”
与此类似的，还有“戴尔冲突防治理论”。他以台海危机为例，由于戴尔（Dell）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有投资，因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中，他大幅增加了对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论述，在他看来，“我们正处于地球上三种最大力量的同时加速中——摩尔定律、气候变化和市场，而这将交互作用，正在重新改变世界”。
弗里德曼是一个乐观的全球化主义者，他的三部曲作品可以说是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
不过自2008年之后，科技创新虽如他所预见的一样飞速发展，“十大动力”一一发动，可是全球化经济却出现了停滞的景象，柏林墙倒塌20多年后，出现了“墨西哥墙”。
他的“金拱门理论”也被证伪。在2018年，土耳其有255家麦当劳餐厅，黎巴嫩有33家，约旦有28家，沙特有224家，但是这些“麦当劳国家”并没有因此化解了仇恨，停止战争冲突。
他关于全球化模式的演绎，看上去也带有浓厚的美国优先主义色彩。
比如，他在书中以美国与中国为例，试图说明产业协同与资源整合的场景：
假设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
假设美国经济体系中只有100个人，其中80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20个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技能较差。接着设想世界已经变得平坦，美国已经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此时的中国有1000个工人，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这些工人当中，只有80个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920个人都是非熟练劳动力。
在美国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前，美国的市场上只有80个掌握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协定签署之后，世界范围内掌握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人人数增加到160人。因此，80个美国人会感觉他们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事实确实如此。
但随后，美国得到的好处却是一个大大扩展的、更加多样化的市场。原来100人的市场扩张到1100人，需求大量上升。所以对于中美双方的熟练劳动力而言，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弗里德曼没有纳入的一个变量是：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国工人数量可能会陡增，直至超过美国全部工人人数，这个时候，中国就可能对市场的配置权提出新的要求，而美国就可能对“熟练技术”的输出制造障碍。
而这正是2018年4月，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导火索。
所以，历史尚未终结，被碾平了的世界又将重新崎岖不平起来。
《未来简史》：99%的人将成无用之人？
当社会发展到神圣的意志讲不下去的时候，现代宗教就是人文主义，而现在，人文主义也可能讲不下去了，因为未来是AI的时代。
——尤瓦尔·赫拉利
在宏大叙事中，对一位学者的挑战不是来自专科能力，而是跨学科的知识储备、独特的叙事视角及对长波段历史的天才洞察。
尤瓦尔·赫拉利是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他以极大的勇气把人类学、生物工程学、政治学和当代科技诸学科融汇一炉，从容地完成了别人不敢启动的巨大工程。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独家的史料披露，但却带给你“重新发现”的知识乐趣。
譬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3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几支独立繁衍的种族——直立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他们的智力水平相当，都学会了用火，其中，尼安德特人最为强壮和不怕寒冷。但是，到了7万年前，最终是智人脱颖而出，其他人种灭绝了。
赫拉利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智人征服地球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认知革命。智人并不是最强壮的，但是他们率先拥有了语言，从而学会了团队作战，此外，他们还形成了“讨论虚构事物”的能力，进而诞生了信仰和宗教，增强了认同感和凝聚力。
赫拉利的解释，在历史学界肯定不是一个创见，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充满了现代感，甚至可以用其来解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再譬如，在1775年，亚洲经济总额占到了全球经济总额的八成，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量占到全球的2/3，同时还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最多的人口，但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竞争中，反倒是“处在世界偏远角落、气候还冻得让人手指僵硬”的欧洲成了最终的胜出者？
赫拉利的答案，仍然是认知革命。欧洲形成了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以及与之配套的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科学精神，机器和枪炮是竞争力的体现，而不是原因。
在《未来简史》一书中，赫拉利由7万年前的智人出发，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种概念：“神人”（homo deus）。
他认为，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面临三大重要生存课题——饥荒、瘟疫和战争，而这些课题在21世纪都呈现消失的趋势。随之而发生的新事实是，人类为解决这些危机提出的很多概念其实已经或者正在消亡，比如宗教和国家观念。
今天的人类又处在了一个新的巨变的前夜：“从地球上诞生生命直到今天，生命的演化都遵循着最基本的自然进化法则，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在有机领域内变动。但是现在，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改变这一生命模式，进入智能制造和设计的无机领域。”
那么，新出现的人类共同议题是什么呢？赫拉利将之总结为三项：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人”。
“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术正在重塑世界，人类正面临全新的议题。生命本身就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生物本身就是算法；计算机和大数据，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
更进一步的是，赫拉利对于新科技对人类职业现状的挑战给出了更为惊悚的预言。
他在书中描述道：
“随着大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计算能力的快速发展，未来人类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将自身的决策权让位给无意识的算法，让算法替自己决定该买什么东西，应该接受什么治疗以及应该和谁结婚。人工智能将比绝大多数人更擅长察觉人类的情绪波动，也更会创造艺术。他们可能自身没有任何情感，但却在分析，甚至掌控人类情绪上更胜人类一筹。”
在这一大变革中，除了那些从事标准化工作的劳动者之外，甚至律师、教育、咨询、医生这些行业人群的工作也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挤走。
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未来，只有1%的人将完成下一次生物进化，升级成新物种——“神人”，而剩下99%的人将彻底沦为无用阶级。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是乐观主义者，年轻的赫拉利也不例外。
他认为，人类的两难困境是自己造成的，而且迄今未找到解药。“
- 一方面，我们也想打破那些限制金钱和商业流动的社会大坝；
-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筑起新的大坝，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和环境免受市场力量的奴役。”
在《人类简史》的最后，他不无悲观地写道：“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
尽管对新科技革命深信不疑并充满了巨大的期待，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赫拉利竟从来不用智能手机。在中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有读者问他：“面对这些挑战和惨淡的未来时，我们，这些普通的民众，到底应该做什么？”
他回答说：“你应当少接收一些信息。”
在日常生活中，赫拉利坚持每天花两小时冥想，在他看来：“智能用于解决问题，意识用于感知事物，如痛苦、快乐、爱与恨，这两者并存于哺乳动物。而无意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可能很快就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