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统计发现，以购买力平价计，亚洲经济规模将在2020年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这将是19世纪以来的首次。该报宣称，西方作为全球中心的时代结束了，2020将是“亚洲世纪”元年。这不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关注“亚洲世纪”的到来。事实上，亚洲各国长期接力式发展，是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改变国际格局的重要动力，是一个持续现象。

但近年来受内外因素影响，亚洲地区发展出现徘徊。新冠疫情横扫世界及亚洲主要经济体，给“亚洲世纪”增添了更多不可测变数。

“亚洲世纪”仍面临巨大挑战

1955年至1973年间，日本年均GDP增速超过9%，跃升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日本带动下，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从1960年代开始崛起，最高增速达10%。东亚经济的整体发展又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带动数个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增长，出现了“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报告，“东亚”与某种经济增长现象挂钩，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主义观念。

“东亚奇迹”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遭遇重挫。克鲁格曼认为，不存在所谓奇迹，不过是前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出现的快速增长，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奇迹”难以延续。但新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于2010年迈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不但续写“东亚奇迹”，而且创造了“中国增长之谜”。再往后，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东南亚的印尼、越南、柬埔寨，甚至内陆的塔吉克斯坦、蒙古国也陆续成为增长明星。亚洲国家的腾飞已经从“阶梯型”雁阵模式发展到多路并举，遍地开花。

亚洲发生的一切可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地缘格局上的体现。但理性地看，“亚洲世纪”仍存在巨大挑战。

首先，冷战早已结束，美国虽然保留在亚洲的军事安全同盟，但经济援助与扶持已大幅减少。美欧消费和进口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萎缩。亚洲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部分领域与美欧形成竞争型而非互补型关系。当前，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正以“美国优先”为指引，力图与亚洲竞争对手建立“公平、对等”经贸关系。

其次，“东亚奇迹”始于日本战后崛起，中段是“四小龙”“四小虎”的跟随，后半程几乎可以用中国、印度以及印尼发展来定义。但当前情况是，美国已下决心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力图将自华进口分散到其他来源，并以此带动亚洲产业链重新布局。亚洲另一大增长明星印度的增速则出现较大波动，2015至2016年间曾创造了8%以上增长率，但2019年以来一路下跌。这暴露出印度经济结构改革不到位，高速增长缺乏稳固基础，可持续性堪忧。

第三，中国正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推动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经济增速因此受到影响。

另外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日本、韩国、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环保压力增大，也为增长带来挑战。

亚洲主要经济体增速滑坡，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低增长，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恐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亚洲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去年下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陆续调低2020年亚洲增长预期。

亚洲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疫情更使这一切发生重大变化。判断疫情的后果为时尚早。对于东亚各国，好的一面是，疫情高峰期已过，有望率先复工复产，恢复正常增长，甚至实现V型反弹。据亚洲开发银行5月更新的疫情经济影响报告评估，亚洲地区经济受创程度要低于美国和欧洲。但疫情还在发展，形势仍然存在极大不确定。IMF、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对全球增长的预测日趋悲观，世界可能陷入大萧条。亚洲也免不了受到波及。

更重要的是，疫情可能使“亚洲世纪”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更为复杂。亚洲长久以来是一个地理概念，政治、经济、文化缺乏整合。麦肯锡研究院就认为有“四个亚洲”：中国、发达亚洲(日、韩等)、新兴亚洲(小型新兴经济体)、外围亚洲和印度。无论东亚、东盟还是南亚，与美欧等外部市场的联系均大过与区内的联系。东亚地区的中、日、韩是世界级经济体，但三国经济整合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三国自贸协定谈判进展迟缓。日、韩受美国影响大于受中国影响。虽然东亚甚至东南亚正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产业链，但地区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向仍主要受华尔街影响。

相当程度上，亚洲经济仍是美国经济的辐射带。欧洲、北美早已建成区域自贸圈，亚洲一体化机制却在多个相互挈肘的自贸协定谈判中难以定向。疫情可能加剧产业链分散化、碎片化。美国可能借机在本地区加快推进“印太战略”“蓝点网络计划”，阻挠地区一体化努力。

如果“亚洲增速领先”只是各自为战的几国数据加总平均，则仅有统计意义。亚洲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在于区内各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能否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格局。

近年来，在技术变革、成本变化、政策调整、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全球化走向“区域化、分散化、本地化”，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区域内经贸活动日益紧密，区内经济联系逐步超越与区域外的紧密程度，“一体化”进程提速，这才是有意义的“亚洲世纪”。

世界银行等多家权威机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体的内循环加快形成，而中国是其中的主要纽带。四个各不相同的“亚洲”之间正形成互补关系，它们之间的整合可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不竭动力。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老化之后，另一个拥有年轻人口的国家就可以填补空缺。地区一体化符合全球化转型和技术变革规律，对地区和全球发展是有利的。只要地区一体化进程仍在持续，即便美国对某些国家设下壁垒，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仍可实现有序调整。开拓区内市场，整合区内发展资源，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可望引致真正的“亚洲世纪”到来。(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