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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对新加坡族群治理经验的思考

范磊,国际政治学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山东政法学院中日韩自贸区发展战略与法律保障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东北亚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新加坡政治与外交,公共外交,一带一路,比较政治与社会发展。

新加坡故事

在这个被称为“新加坡故事”(Singapore Story)的国家发展进程中,成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词汇。李光耀先生曾说,“我们必须让独立后的新加坡取得成功”。与其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样,新加坡在族群治理领域的成功也同样为世界所瞩目。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其有效的多元族群政策以及完善的制度体系,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与族群和谐,建构起良性发展的族群关系。

在具体的族群治理实践中,新加坡将族群平等政策作为族际整合与国家建构的基础,以社会化的多层治理形式来逐渐淡化族群的政治色彩,将族群以及与族群相关的宗教等群体和个体赋予社会化的身份,将政治领域的角色仅仅赋予国家这一主导性的行为体。最终在由国家主导,族群与社区积极参与的族群多层治理结构中,上位的国民身份取代原有的族群身份成为首要的认同选项,在制度上强化了国家意识和认同,弱化了族群认同的影响力,进而销蚀了族群边界的隔阂作用。

新加坡族群治理的基本经验

具体而言,新加坡的族群治理围绕化解族群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性张力而展开,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多元一体的治理基调。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典型特点。这种处在持续发展变化中的多元化属性,一方面强调族群平等,反对族群特权,另一方面又通过文化保护政策鼓励各族群保留传统文化。最终,在国家的主导下,社会公共生活成为涵盖多个族群的积极互动,建构起真正复合性的多元化社会。总之,新加坡在追求多元化社会的建构过程中,通过在国家、族群与社区等多个层面的治理,推动着跨族群整合的实现,并将其纳入国家建构进程,统一在国家规范和国家认同体系之下,逐渐确立起各族群平等多元,有着明确一体化目标的多元一体族群治理格局。

第二,多层互动的治理路径。新加坡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充分发挥了不同层面的治理主体的作用,以国家层面、次国家的族群层面和社区层面的综合协调建构起网络化的多层治理结构。这与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有关:首先,由于只有一级政府,中央政府可以直接面对基层组织,从而具有了中央权力直接下达到地方的优势。其次,不同的族群与宗教行为体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成熟完善的族群社团、互助组织以及宗教团体,它们在族群治理进程中担当着纽带性的协调作用。社区层面由人协统领的基层组织网络,作为族群治理结构中联结国家与族群的中间纽带,成为族群治理实践中多元族群政策的最直接行为体,并通过发挥家庭、基层组织、社区领袖以及公众个体的作用建构起了高效的基层族群治理体系。

第三,实用主义的绩效导向。自执政以来,人民行动党政府就一直将实用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执政理念,这一思想也贯穿在族际整合与国家建构的整个族群治理进程中。比如,政府通过多元族群主义来推动族群平等,化解快速上升的族群意识对国家意识的影响;或者通过发展国内经济,提升居民生活水准作为主要动力来提升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当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威胁国家生存时,便会通过实用主义外交,确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会恶化,同时积极寻求大国的支持,寻求必要的安全保障。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依赖始终贯穿在其治理实践中,而这一理念也早已经植根于政府与民众的基因里。

第四,和谐稳定的治理目标。建国前曾发生的族群暴乱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惨痛的记忆,所以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非常谨慎地处理族群关系,尽管在独立建国以后族群暴力事件基本已经消失,但是与族群关系相关的内容还是会不时成为国家政治议程的敏感议题。所以,在多元族群主义的政策指引下,新加坡将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明确治理目标,确保在推动族际整合与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实现族群和谐,尽可能地避免发生族群冲突。

第五,均衡发展的基础保障。二战结束到建国以前曾发生的族群暴乱的导火索是族群沙文主义和极端分子的挑拨,而根源还是经济发展失衡,造成不同族群之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最终被族群极端主义者所利用。建国以后,政府通过提升本国经济发展,为族群治理提供了越来越灵活的空间,在“有恒产者有恒心”理念的指导下,目前新加坡人安居乐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从而为族群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从职业分布上来看,相比建国初期而言,少数族群已经在管理、专业技能以及其他一些高端领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罗惹新加坡的生成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新加坡人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感觉到族群之间有明显的张力,反映跨种族和宗教矛盾的十项指标整体呈良性健康趋势,仅有10%的受访者承认曾因种族或宗教矛盾与歧异而感到过困扰。这一方面显示出新加坡人对于多元族群文化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方面也说明族群平等与公平的理念已经在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中扎根,成为重要的指导原则和制度基础。

就像李光耀曾经做过的比喻一样,新加坡已经成为了一道东南亚的美食——罗惹(Rojak)。罗惹的特点就是多元共存,和谐共生。可以说,“新加坡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成功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它的社会以及人的性格和成就上,四个伟大的传统在这里快乐地和平共处。”

作者: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